里奥坐在床沿，思忖自己发动再次调查的努力如何沦为了一场全城范围的大屠杀。在过去一周时间里，民兵就围捕了一百五十个同性恋者。就在今天，里奥一人就逮捕了六人，他的逮捕人数已经升至二十人。有些人是在工作地点被抓获，在同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铐走了。有些人是在家里或公寓里被抓获，在家人——妻子的哀求声中被带走，他们认为这中间一定有误，对指控表示无法理解。

内斯特洛夫有理由感到高兴，他极其偶然地发现了第二种不良分子：他可以在不颠覆社会理论的前提下把他们称做杀人犯。谋杀属于越轨行为，这群人也属于异己分子，这正好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宣布，他们现在正发动一场最大规模的杀人犯搜捕行动，这在沃瓦尔斯克镇可谓史无前例，并表示如果他不针对这一小撮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群，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完蛋。由于地方不够，办公室已经成为临时关押牢房和审讯室。即便采取这些临时措施，每间牢房里还是有必要关押几个人，并对看守下达明确指令，必须对这些人进行二十四小时严防盯守。如此严防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出现不正常性行为的发生，没有人真正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他们都很确信，如果在民兵总部发生此类性行为，就会损害机构声誉，这将是对司法原则的公然侮辱。除了这种周密调查之外，每个军官都采取十二小时轮番工作制，每天二十四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不间断审问。里奥也不得不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答案中哪怕出现最细微的差别，也都给挑出来。里奥就像个愚笨的机器人在执行这项任务，哪怕在每次逮捕之前都相信其实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民兵对亚历山大名单上出现的名字进行广泛搜捕。在罗列这份名单时，他解释道他能写出这些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自己性关系杂乱，至少没到与一百多个男人性交的程度。实际上，其中许多人他连见都没见过。他的信息来自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十个人的对话。每个人再算上与其他不同男人的性关系，就有可能画出一幅性关系的网络图，每个人都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里奥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一个隐藏的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这是构建在普通社会内部一个完全密封的存在。密封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亚历山大描述名单上的这些人如何在日常情况下偶然相遇，他们排队买面包，然后在工厂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在这些日常环境下，闲聊是不允许的，最多只能相互瞄一眼，就连这个也需要伪装得很好。这些规则不是来自协议或法令，也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所有这些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第一拨逮捕行动一开始，肃清的消息就在这个圈子不胫而走。秘密约会地点——此时已不是秘密——被这些人弃而不用。但这种铤而走险的抵制措施徒劳无益，这里有一份名单，他们世界的封条被扯开了。内斯特洛夫无须在惹人怀疑的性活动中逮捕任何人。看着打印出来的名单，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其中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这个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背叛的压力。就像长期没于水面之下的德国潜艇，突然发现所有的位置都被泄露出去。当他们被迫浮出水面时，他们面临一个选择，谈不上是一个选择，因为就那么一个选择：他们可以否决鸡奸的控告，但要面临公诉、某种判决与监禁等。要么他们就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对这次可怕的犯罪——小男孩的谋杀案负责。

在里奥看来，内斯特洛夫似乎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患有某种疾病。有些人病症较轻，对其他男人的感觉就好比一个正常人患有长期头痛，而另外有些人则病入膏肓，病症就是需要靠男童才能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是同性恋最极端的形式，杀人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里奥出示犯罪现场的照片时，照片上男孩的内脏被切开，所有嫌疑人的反应都一样——他们都被吓坏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看起来都被吓坏了。谁会有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呢？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也不是他们认识的任何人。他们当中没有人对男童感兴趣，而且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态度坚决：他们不认识什么杀人凶手，如果他们认识，也绝不姑息。内斯特洛夫希望在一周之内找到主要嫌疑犯。一周之后，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没看到任何工作成绩。名单上又出现一些名字，有些不过是泄愤行为，名单已经成为一个残忍有效的武器。民兵也将自己对手的名字添加到名单上，声称招供中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名字一旦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就不可能表示他是清白的。于是，关押人数从一百人扩大到将近一百五十人。

由于毫无进展，地方国家安全部建议由他们来负责审讯工作，准备进行严刑逼供。令里奥沮丧的是，内斯特洛夫竟然同意了。尽管地面上溅满了血迹，审讯工作尚未有所突破。内斯特洛夫最后别无选择，只有对这一百五十人进行起诉，希望这么做会让他们当中有人出来说话。羞辱、折磨，这些远远还不够，他们需要明白，自己可能会丧命。如果法官接到指示，他们会因政治破坏罪而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那就不是因鸡奸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了。他们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一项危害这个国家根本结构的罪行。面对这种前景，有三个人跳出来，开始指控他人。但他们指控的并不是同一个人。不愿意接受调查结果的失败，内斯特洛夫认为自己面临某种反常的犯罪团结——变态者之间的信誉。

里奥也感到非常恼怒，他走到这位上司跟前：“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内斯特洛夫迷惑不解地看着他：“所有这些人都有罪，问题是哪一个才犯有谋杀罪。”

瑞莎看着里奥将靴子蹭下来，脏兮兮的雪块掉到地板上。他盯着地面，没有注意到她就在房间里。她发现他的失望情绪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一心认为自己的调查可以赢来一次机会。他将希望牢牢锁定在赎罪的幻梦上面：最后的公正行为。那天晚上在森林里，她就嘲笑了他这个想法，但事情的转变已远非嘲笑这么简单了。为了追求公正，他制造了恐怖；为了寻找一名杀人犯，一百五十个人将因此丧命，就算不是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家人和家庭。看到丈夫缩成一团的身体和疲惫憔悴的脸庞，她意识到他从来不会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身上没有任何愤世嫉俗或工于心计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也相信他们的婚姻：他一定相信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他脑中所有的幻想——关于这个国家，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幻灭。即使现在，即使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仍然心存希望。他仍然希望有所相信。她走上前，在他身边坐下，她试探性地牵过他的手。他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但一言未发，接受了这个举动。他们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雪块开始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