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特威克先生过于乐观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下周四，文森特·帕默的审判将在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开庭。所以他们只剩下三个工作日的时间来证明此案的真凶是陶德杭特先生。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这三天内，区特威克先生像个魔鬼一样疯狂地工作。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追查那只失踪的手镯，走访了格林希尔夫人提供的可能进入过宅子的每一个人，但最后他还是毫无斩获。他能够肯定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盗窃的嫌疑。他也查明了没有任何他人闯入宅内盗窃手镯的迹象。他交叉讯问了格林希尔夫人和艾菲——无视她们的眼泪、抗议，但并没有任何收获。

区特威克先生还在各大全国性报纸的私人广告栏上发布了紧急公告，希望能得到谋杀案发生当晚，把平底船停在诺伍德小姐家花园河边洼地的那位船主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收获。

更令人失望的是，弹道专家的检测报告指出，发现的那枚子弹，没有任何价值。弹体的破损程度太高，几乎无法用于鉴定，结论就是，这颗子弹有可能是从陶德杭特先生的枪里射出来的。紧接着，那颗子弹就交到了苏格兰场手中，而莫洛斯比也信誓旦旦地告知了区特威克先生同样的鉴定结果。原本大家都把这颗子弹当成逆转形势的关键，没想到却是这么不顶用。

这三天，陶德杭特先生也同样忙得焦头烂额。起初区特威克先生还打算像老母鸡照顾小鸡一样照看他，以防他那脆弱的血管瘤在忙碌和焦躁中提前爆裂，毁了整个案子。而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也像个护士一般，小心翼翼地照管着这位脆弱却珍贵无比的证人。不过，陶德杭特先生自己倒是对于如此程度的看护感到厌烦不已，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完美地保护好那脆弱的动脉瘤，不过他还足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一直保持冷静、平和心态的要求，这样，他才被准许出门，叫上一辆出租车，外出开始自己的调查行动。最终他好歹见到了佛兹，而后者一脸遗憾地告诉他，助理警务处长对此事毫无兴趣。不过苏格兰场的立场相当明确，那就是他们不再把陶德杭特先生当做一个疯子来对待，而是对他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当然，他们早已查知了陶德杭特先生的健康状况。

“那又怎么样？”佛兹停下话头的时候，陶德杭特先生询问道。

“嗯，他们认为你只是想营救帕默，以一个家族密友的身份做些英雄主义举动。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你这么做了，也不会折损太多的寿命。”

“真是可恶！”陶德杭特先生尽力地保持冷静，“那么他们认为我提供的那些线索都是毫无意义的？”

“是的。”

“但是——但是……”

“你听我说，”佛兹指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你当晚确实到过花园。他们也相信当晚诺伍德小姐真的找过你。事实上，我猜他们已经认为你就是那艘平底船真正的主人。不过，他们认为你到达那儿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到过那儿——是在那个女人被射杀之后。”

“该死的！”陶德杭特先生暴怒地吼道，“该死！浑蛋！见鬼！”

“冷静！”佛兹恳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冷静下来！”

“好吧，”陶德杭特先生阴郁地答应道，“如果我在这事结束之前就挂掉了，那我才是真该死了。”

陶德杭特先生又去拜访了一次费洛威夫人，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非常隐秘。彼时菲莉西蒂还在戏院里，因此陶德杭特先生这次又没见到她。不过说实话，陶德杭特先生是刻意避免跟她见面的。他对于女演员这一行业所知寥寥，而且就他所了解的那些，这行业并不是那么光鲜；他也担心菲莉西蒂会把戏剧也带入私生活之中。而说到费洛威夫人，她倒是出乎意料的冷静。不管是对于陶德杭特先生尽力试图证明自己有罪，还是她的女婿因为一起可能并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审判的事实，她都平静待之。事实上，费洛威夫人甚至认为经历这些磨难对于文森特来说是件好事。

“但是万一他被判有罪的话？”陶德杭特先生问道。

“他不会的。”费洛威夫人带着自信的微笑回答道。

陶德杭特先生仅仅是被这种乐观的态度所打动。事实上就他自己看来，他觉得这起审判的结果已经定死了，毫无悬念，结果一定是有罪。他有这种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某个夜晚，陶德杭特先生特许自己出去放松一番。他邀请普雷迪波夫妇一同前往君主剧院欣赏菲莉西蒂的表演（区特威克先生彼时很忙，无法抽身前来）。令他大感愤慨的是，他们没有订到任何包厢的座位，而不得不屈就于前排的三个座位（这些座位还是因为临时有人退票才买到的）。陶德杭特先生事先并未打电话给剧院，而是在开演前几分钟才和客人一同抵达。他隐约感觉自己的安排并未尽地主之谊，于是在中场休息时，找巴德先生牢骚了一番。然而巴德先生却满口祝贺之词，嘴里还不住地喷着威士忌的味道，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有没有听进去一句陶德杭特先生的牢骚。

戏剧落幕之后，陶德杭特先生感觉自己应该向两位客人致歉。菲莉西蒂·费洛威是很不错的——是的，非常好。然而这出戏在陶德杭特先生看来，是他所观赏过的戏剧中，最为垃圾的一部。陶德杭特先生大感意外的是，他的两位客人对于他的这个观点非常不赞同，他们认为这只是陶德杭特先生的礼貌之词。

第二天早上，文森特·帕默的审判开庭了。审判相当正式，前后预计持续十天。而最终，审判总共进行了八天，从十二月九号到十二月十六号。

审判一开始，辩护方看起来便信心十足。被审判的人虽然嫌疑重大，但是看起来定罪缺少切实的证据。即使帕默的手枪最近曾经发射过，那也不会有多么重要，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一颗子弹能证明这把枪是凶枪。如果找到了子弹，而那颗子弹能够证明并不是由帕默的手枪发射出来的，那么这一控诉就完全不成立了（陶德杭特先生想到这个，感觉耳朵都生老趼了，都听腻了）。尽管目前辩护方并没有找到任何确切的能够证明嫌疑犯无罪的证据，但同样地，控方也给不出任何能够证明他有罪的切实证据。

陶德杭特先生是否要被传唤出庭作证的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都悬而未决。帕默先生本人坚决反对这样做。他很清楚自己是清白的，不可能被定罪。他不清楚为什么陶德杭特先生愿意为他顶下这谋杀的罪名。而从年轻的帕默先生的角度来说，他对于陶德杭特先生有种说不清楚的没来由的讨厌。他就是不愿意接受陶德杭特先生施与的恩惠。如果他接受了，那才真的是该死呢。

整个辩护律师团也支持这一想法。大家都很清楚，警方认为陶德杭特先生是出于某种骑士般的利他主义愚昧情怀，才跳出来承担如此罪名的。想到控方律师在交叉讯问时会出怎样的难题，他们就大摇其头。此外，他们也考虑过这样做会影响陪审团的感受。陪审团听完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之后，肯定会认为辩护方本身就很心虚，才会不得不依靠这么胡诌八扯的故事来挽回不利局面。其实从头到尾，辩护方的律师们压根就没有相信过这个故事。

尽管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曾非官方性质地提出过如此要求，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不传唤陶德杭特先生。不过也因为爵士的影响，这位令人又爱又恨的绅士，最终还是被允许坐在象征着特权的证人席上，聆听整个审判过程。

司法体系的公正是确证无疑的，英国在这一点上可能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了。纵然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微小的瑕疵，人的因素也许就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漏洞——或者该这么说，这一体系被人这个因素，施加了太大的影响力。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控方的开场陈述便清晰地表明了他们在帕默案件上的劣势：那位主检察官柔声细语地推论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被告是有罪的观点。直到最后一位证人陈述之前，整个审判看起来就像是在走过场。

然而之后，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帕默就是那个表现极度糟糕的证人：粗暴、武断，而且顽固不已。他所表露出的自己与岳父同时争抢那个女人的愤怒，对于诺伍德小姐的不屑言语，以及他时不时表现出的狂暴态度（特别是在被问到尴尬问题的时候），都给陪审团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

比如说，他曾被讯问道为什么起初他要否认案发当天夜晚，曾经到过里奇蒙德。陶德杭特先生跟辩方律师都很清楚，他否认这点，后来又被抓了个正着，这才是他嫌疑大增的真正原因。帕默先生一开始便保证他当晚人在家中，而他的妻子也为他作证。而直到出现了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帕默当晚确实曾经到过诺伍德小姐的家，他才承认这一事实。而且他还令自己的妻子做出了伪证。从警方的角度来说，这是明显的串供，这说明帕默心里有鬼，他很可能是有罪的。

在法庭上就作伪证来对帕默夫人展开讯问，就等于不是让她供述不利于她丈夫的证词，就是要让她承认自己犯下的伪证罪，这肯定是不行的。帕默自己肯定想到了这一点，他也被这一点压得无力喘息。然后，他承认自己之所以否认曾经去过里奇蒙德，是怕他妻子难过。因为他妻子知道他对诺伍德小姐非常感兴趣，很明显这会让她很不开心。而当他被问到当晚到底在哪儿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在家。他根本没考虑到，这样一回答，就等于是把自己的老婆卷了进来。这样一来，她根本不知道该是附和他的说法，还是该说出他当晚并不在家的真相。

陶德杭特先生听到这样的解释之后，却感觉十分怀疑。他曾特意盘问过帕默，想搞清楚他的妻子是否支持这一说法，帕默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显然，这两个人曾经对过说辞，而且很明显，这一对说辞的行为，是发生在帕默两次拜访费洛威夫人的间隙；要不是诺伍德小姐的女仆曾戳穿了这一谎言，那么这对夫妇肯定还会一直如此坚称。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对劲。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后面呢，为什么案发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帕默会带着他的手枪来到费洛威太太家？当时，报上已经报道了这起谋杀案。那么，这只是一个无辜的人担心自己被误认为是凶手而采取这样的措施？还是这原本就是已经计划好的？帕默一脸铁青地表示，是怕自己被警方怀疑是凶手，因为他担心有人听到他曾经与死者争吵，出于这一原因考虑，他认为最好还是别让警方搜出家里有一把手枪。当控方继续追问为什么他的手枪有最近曾经发射过的痕迹，帕默只能极力地否认他在那段时间内曾经使用过手枪。尽管辩护方的律师在第二次讯问中努力地试图摆平这些麻烦的问题，但帕默之前的表现已经给陪审团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

比这些情况还糟的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原因，法官对他表现出了明确的敌意。当法官在总结陈词的时候，尽管言语中尽量地表现出公正无私的态度，却仍然让人听起来能够明显地感觉其中有些偏向性。除此之外，法官还提到了费洛威先生本人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只能以口供的形式作证。他也当庭表示费洛威先生如果出庭，应该是能搞得清一些当前的疑难问题的。然而就是因为他无法出庭，导致陪审团不得不带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号作出判断。当然，身为一名法官，他作出如上的陈述也只是职责所在。不过很明显，他的陈述是在暗示着如下的观点：在交叉讯问的过程中，费洛威先生必定会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证词。因此，他因身体原因而不愿出庭作证，肯定是出于家庭原因的考虑，保护被告人，不让更多细节揭露出来。

法官总结陈词之后，休庭了将近五小时。这是陶德杭特先生这辈子所度过的最漫长的五小时。当他们最终再次开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有罪”，而结果确实如此。

“那么，”陶德杭特先生直接向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他妈的还能做什么？”

“嘘，嘘，”欧内斯特爵士安慰道，“我们会把你的案子往更高法庭提的。我知道他们是错的。你也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不会吊死他的。”

看起来，内政大臣可不是这么想的。帕默当庭提出上诉，理由是判决所基于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三位博学的大法官郑重其事地驳回了上诉。

与此同时，一份请愿书也炮制了出来。这份请愿书是以古老而华丽的英文所写，确切地陈述了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已经承认他会对珍·诺伍德小姐的死亡负责，并准备好接受任何与之有关的审问、苦痛与惩罚。鉴于请愿书内所述内容对文森特·帕默一案的判决结果有着相反的意见，因此请愿方非常真挚而谦卑地恳请司法当局在开始正式调查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之请愿书所述内容之前，可暂缓执行帕默一案的最终判决（据说请愿方非常清楚，若死刑可以改为缓期执行，那么这一死刑就将永远不会执行）。针对以上请愿，内政大臣做出了简短的回答：文森特·帕默案件已经由一个具备足够判断和分析事实能力的陪审团作出了合适的判决。而他在咨询了主审的当庭法官和专门处理上诉案件的博学法官之后，也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干涉陪审团这一审判结果的理由。

这一消息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让陶德杭特先生获悉，以免激起他的不良生理反应。直到整整两小时之后，他才意识到内政大臣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做过了充足准备的幼稚的撒谎者。

“好极了，”陶德杭特先生一脸冷静地说，“等到他们对帕默行刑的时候，我就在内政部门口的台阶上枪决自己。”

“哇！我要把这句话透露给报界，”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满怀热情地叫道，“什么也比不上公众的舆论影响。”

欧内斯特爵士还真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结果第二天一早，每份流行的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着这些内容。只是，一些非常严肃的报纸杂志都将这一内容刊载在不大重要的版面，并以不屑一顾的语气来描述这件事。流行的通俗的报纸都将他捧到了神的高度，而其他的报纸虽然倾向于认为内政大臣有可能对此案行使特殊的豁免权，但他们依然认为陪审团下的有罪的判决是毫无争议的公正决定。这一差别引起了陶德杭特先生浓厚的兴趣。

那些流行报纸的头版头条可没什么用处。内政大臣是顽固的法律的化身，他的脑海里满载着判例和详细的法律条文，公众的骚动则会使他更加顽固地采取行动。如果内政大臣有权负责此事，文森特·帕默一定会被吊死的。

“我们会救下他的，我发誓，我们一定会救下他的，”欧内斯特爵士怒吼道，“我的上帝啊，如果有个什么人能取代现在这个像一捆官样文书一般的内政大臣，那就好了。这个内政大臣简直是这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了。还好，我们还有别人可以依靠，我们还有老鲍威尔·汉考克爵士。”

区特威克先生兴奋地不停点头。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满腹狐疑。老鲍威尔·汉考克爵士是欧内斯特爵士的另一条“人脉”。陶德杭特先生震惊于欧内斯特爵士为何如此信赖他的“人脉”。也许欧内斯特爵士是一个目标和方向都很明确的人，但是看起来，游戏规则不允许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每个人都必须依靠其他人，形成关系链，这一关系，越曲折迂回，效果就越好。而这些人，就都是欧内斯特爵士的必须拉拢的“人脉”。这位老什么什么的，可以跟国王的代诉人搭上线；这位老什么什么的，和首席检察官是老同学的关系；他还有一些朋友，认识内政大臣妻子的二表姐，这也是一条有用的“人脉”。不管现实中这些真实案件是对还是错，许多事情都能够在私人场合搞定。而这些重要的人物，欧内斯特爵士全部都认识，不仅仅是认识，而且是非常熟悉呢；而他似乎认为内政大臣所下的决定，与其说受到在严肃的办公室内讨论所得到的结果的影响，倒不如说是更容易受到他与年迈的姑妈在被斯沃特茶桌旁的谈话的影响呢。更令陶德杭特先生倍感惊讶的是，律师以及所有懂行的人，好像都持有这一看法，并认为这是日前唯一有效的方法。

陶德杭特先生曾经就此问题与区特威克先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对此事知之甚多的区特威克先生曾试图向他解释腐朽、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官僚机构，是如何成为阻碍进步的一股沉重的力量的。

亚瑟·鲍威尔·汉考克爵士是欧内斯特爵士在议会中的“人脉”。随着事情的深入，陶德杭特先生也越发惊讶地发现，议会已经将此案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支持内阁的议员们站在了内政达成的一方，他们主张处死帕默；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们则认为陶德杭特先生的说辞有可能是真的，至少，这些说辞应该经过仔细的调查才能作出判断，否则内阁就是在施行迫害，甚至是亵渎上帝神明。而《新闻报》的一篇有一定深度的社论则表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就是由于当局政府不公正地处死了一位无辜者所导致的。

亚瑟·鲍威尔·汉考克爵士虽然是内阁的支持者，却已经在国会下议院掀起了对于此问题的讨论。（陶德杭特先生感觉非内阁派只需要搞定在他的选区内取消某些与过桥费相关的争议问题，便可争取到这位议员。虽然他看不出这其中的道道来，但看起来欧内斯特爵士倒是深信不疑的。）

就在文森特·帕默预计行刑之前的第四天，亚瑟爵士最终屈服于内阁的意志，结束了有关过桥费的争议。而与此同时，他开始关心起延期行刑的事。陶德杭特先生对此感到疑惑不解。

这两个星期以来，陶德杭特先生都一直被迷惑所笼罩着。事情看起来已经彻底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尽管身为主角，他还在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自己该扮演的角色，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站在舞台上一样。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做他的发言人，代替他发表言论，代替他表演，代替他处理麻烦事，几乎连一日三餐都要代替他吃了。事实上，欧内斯特爵士也是极力地建议陶德杭特先生回去卧床休息，如果他没法保证能活下去，那么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丧失了意义。陶德杭特先生接受了他的建议——就在他最后一次去玛伊达谷拜访了费洛威夫人之后。这次，费洛威夫人勉强维持的冷静和自信中，透露出慌乱和忧虑。陶德杭特先生极力恳求她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说，直到文森特·帕默预计行刑的当天早上六点钟。而六点之后，陶德杭特先生绝望地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已经无所谓了。

当天傍晚，国会下议院的会议记录由区特威克先生带至陶德杭特先生的床边。区特威克先生亲自出席了这场会议。而不知疲倦的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无视先例和正常工作程序的做法，则使得他的同事们对他越加感到反感和惊讶。

亚瑟·鲍威尔·汉考克爵士在沉默乏味的议会中抛出了有关帕默审判的这一问题。粗略来算，议员们大致被分成了五拨人。一拨人认为这一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倾向于支持内政大臣尽量不干涉判决结果的决定，他们反对改变审判流程的行为，因为这会改变已有的惯例；还有一拨不守那么多约束的议员，他们是打心眼里相信陪审团的判决结果是正确无疑的。而支持亚瑟，鲍威尔·汉考克爵士观点的议员则有三拨：相信陶德杭特先生说法的一拨、身为政治上的墙头草的一拨，还有不少人确实对帕默是否有罪一事感到怀疑，他们认为至少应该暂时留下帕默的性命，接下来仔细调查陶德杭特先生的供述，再看看是否应该执行帕默的死刑或关个终身监禁什么的。他们觉得，即使这样做了，对大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拨议员，而他的目标，就是尽力争取这拨人，增加这拨人的人数。

但不论是欧内斯特爵士的口才，还是报纸上那些激烈的辩论帕默案件的文章，都无法在这两方之间激起像样的讨论。再加上亚瑟爵士的演说乏味无比，会议开始变得拖拉起来，并有演变成为学术性讨论会的趋势，完全没有一种人命关天的紧迫感。而说到底，对帕默帮助最大的，反倒是内政大臣，因为他的发言实在是太缺乏人性关怀、太不带一丝怜悯了。听完了他的演说之后，部分议员感到反感不已，即使是站在他一方的议员们，也感觉颇为不爽。

但这对于帕默的案件来说，这一点只能说是无伤大局。投票表决很明显形势还是不利的。而最终，欧内斯特爵士打出了王牌，这张王牌令人颇感意外，就是连亚瑟·鲍威尔·汉考克爵士都不知道他居然还留着这一手。欧内斯特爵士也是在观察情况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才最终决定打出这张王牌的。就这样，亚瑟爵士接过一张字条，扫了一眼，他疑惑了一会儿，抬头搜索着议长的目光。

看到了议长的目光之后，他起身说道：“我刚刚接到了一张小字条。这字条所示主旨并不是很清晰。但我明门这是——呃——一起有关——呃——劳伦斯·陶德杭特先生的谋杀民事诉讼案。呃，法律界的朋友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确切表达的意思吧。现在，有人提起了诉讼，控告一位绅士犯下了谋杀罪行，而这起谋杀，跟文森特·帕默被定罪的案子，是同一起案件。那么，我想，我不得不作出正确的建议，那就是，议会理应推迟帕默的行刑时间，至少等到这一审判——如果‘审判’这个专业术语用在这儿没错的话——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亚瑟爵士感到疑惑不已，这一点都不像他们平时的那种单调、枯燥的按部就班的工作，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而与此同时，投票表决也随之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是一百二十六票对一百零八票，微弱的优势，议会同意推迟文森特的死刑执行。

“上帝啊！”陶德杭特吞下了一颗葡萄，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