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至十五日 第十一章

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华丽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双色的八角形瓷砖,换上的一律是浅绿色的方块浴室瓷砖。她的办公室里,书本和文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锅叮叮咚咚接着漏水,但这个房间很宽敞,摆满大件家具,全都是皮革和实木制品,隔着广场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楼。开门的姑娘同样美得惊人。

她满头黑发,身材娇小而匀称,打扮时髦,戴着眼镜和发卡,穿黑色羊毛正装。她介绍自己是法务助理特蕾莎·特雷奥,然后领我去见卡罗尔·弗洛斯基。卡罗尔外表邋遢,金发,五十多岁,穿羊毛衫,眼镜塞在头发里。她从办公桌前起身,抽着烟,挥手叫我过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开口道。

“他妈的滚!”她叫道。

“什么?”我愣住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手还软绵绵地举在半空中。

“对,对。”她说,对我摇摇头。我意识到她的交谈对象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着我,嘴巴对着蓝牙听筒在说话。她不耐烦地朝堆满文件的椅子打个手势。我搬开那些文件坐下,把文件放在大腿上,假装被房间里唯一的艺术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木。桌上有个比餐盘还大的烟灰缸,里面塞满烟头,房间一股陈腐的烟臭味,仿佛这儿是彻夜熏制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对着我的脸吼道。

我微笑点头。

“太对了,你个傻蛋!”

感觉有点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这儿,她直勾勾地瞪着我大喊大叫:“对!不对!放屁!操!”于是我转向窗户,望着法院门前的台阶。那天风很大,加深了我和世界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我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人们艰难爬坡,身体拉直、摇摆,头发和裤子在风里飘动。礼服和长裙发狂般地勾勒出女主人的曲线。一顶帽子滚下来。一个塑料购物袋盘旋飞腾。

“好吧,我跟你实话实说,”弗洛斯基说,“我觉得这事情臭烘烘的。”

我不确定她在对谁说话,于是好奇地指了指自己。

“对,就是你,”她用长指甲指着我说,“恶臭。”

“啊,”我尽量不予置评,“我明白了。”

“但达利安想这么做,那就只好是你了。”她挥挥香烟,烟气在空中画出一朵小菊花,她坐下去,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我对他要和你讨论的事情一概不知情,往后也不会知道。谈话内容仅限于你们之间。”

“好。”

“可是——”她站起来,我吓得一抖,“有几点我们必须先谈一谈。第一!”她竖起大拇指,“他建议和你五五分成,我想你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百分之五十已经非常慷慨了。克莱尔要我叫价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就可以成交。按照她的解释,另一方面,克雷的份额将用来结清债务,包括高额的律师费账单,然后悉数转为受害者赔偿金,因为他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我说:“非常感谢。”

“别谢我,”弗洛斯基答道,“又不是我的钱。”现在还不是,我心想。她竖起两根手指。

“那么就有第二条了。他告诉你的哪怕一个单词,你得知的所有事情,他妈的林林总总都不允许出版、转告、在访谈中讲述、泄露或以任何方式对外散播,直到克雷先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为止。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得逞,你将有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子儿。”她微笑道,“当然,我也一样。”

我尽量报以微笑,但她忽然变得面无表情。“哈啰!”她说,“哈啰?”她敲敲话筒,“杰克,王八蛋,你他妈要搞什么名堂?”

我挥挥手,点点头,后退离开。特蕾莎·特雷奥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塞着耳塞,没有和我交谈也没有抬起头,于是我自己出去,回家向克莱尔报告。

“该死!”听我说完我的遭遇,她说,“就知道肯定有名堂。”她很喜欢五五分成那部分,说它“美得很”。可是,如果克雷的死刑判决被推翻,或者得到减刑,或者无限期推迟,那么我就什么都拿不到。然而,克莱尔去咨询的律师帮她冷静下来。他们说克雷已经死定了。他的案子已经走完了全部过程,处决日期定在三个月之后,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州长下令才能救他一命,但那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者找到新办法上诉,但那在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决定开口,卸下良心的重担(假如他有良心的话),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可以了无牵挂,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留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