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听到他不停走动的声音，当然洗澡的时候就没法听到了。我出浴室时他就不见了。我蹑手蹑脚地找他，看了看厨房，他也不在那儿。我拽了件浴袍穿上，又朝大厅望了望，厅里也空空如也。只有一个送牛奶的人，他拿着满是奶瓶的金属托盘正走下后面的楼梯，紧闭的门边放着刚叠好的报纸。

“喂，刚刚有没有个男的从这里出来，从你旁边经过呢？”我向这个送奶人大声问道。

他站在墙角里，扭过头，张嘴要回答。他长得眉清目秀，牙齿整齐，又白又大。他的牙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听到枪声时我正看着那一颗颗大白牙。

枪声从不近不远的地方传来，就在这栋公寓的后面，紧挨着车库，要么就是在巷子里，我心里这样思忖着。两声快速猛烈的枪声之后是机枪换弹药的声音。突然又响起了五声、六声，正是一把好的机枪所具备的声音。接着，有汽车呼啸着离去了。

送牛奶的那个人闭上他那张仿佛被绞车封住的嘴巴，睁大双眼，眼神空洞，呆呆地望着我，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奶瓶放在最高一层台阶上，顺势依靠着墙壁。

“听起来像枪声。”他说。

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间，却仿佛过了半小时。我回到我的住处，套上衣服，从办公室随便抓了些零碎东西，就冲进大厅。大厅依然空无一人，连那个送牛奶的人也不见了。警报声在附近某处静了下来，楼下一个宿醉的秃头正头朝门外躺着，打着呼噜。我沿着后楼梯下了楼。

两三个人在窃窃私语，我从后面出来了。两排面对面的车库，中间是水泥空地，尽头处还有两排车库，留了一处空地通往一个小巷子。几个孩子正在离这儿三座房子那么远的地方翻着防护栏。

拉里·巴泽尔脸朝下倒在地上，帽子掉在离头一码远的地方，一只手向外摊着，一步之遥的地上摆着一支黑色大手枪。他的两只脚踝交叉着，就像他旋转着倒下似的。他的一侧脸下淌出一大摊血，沾到了他的金发上，脖子上最多。水泥地上也是血迹斑斑。

两个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和送奶司机还有一个身穿棕色毛衣套着无领外套的男人正弯着腰观察着拉里。穿外套的那名男子是我们的守门人。

我朝他们走去，刚刚还在护栏那边的那两个小孩儿也到达这座院子。送奶车司机绷着脸，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我。其中一个警察直起腰来，开口说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他？他至少还有半张脸。”

他不是针对我在问话，送奶车司机摇了摇头，一直斜着眼用余光瞄我。守门人说：“他不是这里的房客，可能是访客。不过就来访的话，稍微早了一点儿，不是吗？”

“他还穿着参加派对的礼服。你的旅馆，你比我熟悉。”警察话语沉重，随之掏出了记事本。

另一名警察也挺直身子，摇摇头，朝房子走去，守门人小跑着跟在旁边。

手拿记事本的那个警察朝我摇了摇大拇指，厉声地说：“在这两个人之后，你是第一个到这儿的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看着那个送牛奶的人。拉里·巴泽尔不会注意到他的，男人也需要赚钱养家，毕竟那又不是一个警察的巡逻车。

“我只是听到了枪声，就跑了过来。”我说。

那警察觉得我回答了他的问题，送奶车司机抬头看了看灰白的天空，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我的公寓，穿戴整齐。当我拿起放在靠窗的桌子上的帽子时，发现威士忌瓶子旁边一枝小小的玫瑰花蕾静静地躺在一张写有潦草字迹的纸上。

纸条上写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想我还是一个人走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朵玫瑰献给莫娜——拉里。”

我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我的钱包，喝了杯酒，打起精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