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本来差点就要兴奋地倾身向前大喊有趣，但我的激动旋即像泄了气的气球。

“可是，要实际找出那个人应该不可能吧？”

“为什么？”

“您想想看，就拿芥川的交友关系来说吧，如今事隔多年——”

“若要深究他与女性的交往，想必的确很难。可是，现在他与白鸟的‘传接球’，不就已经从你找的书中浮上台面了吗？尤其他们都是文学家，若是印成铅字的文书往来，就算现在去找，说不定也能找得到。”

“可是，这样根本是毫无头绪，等于是大海捞针。”

圆紫先生若无其事地说：“不见得吧。”

我噘起嘴，“就算印成铅字，我也不可能把当时的书全部都查阅一遍啊。”

“那当然。不过，芥川那句话可是当着一群文艺青年的面前提及的，对吧？如此一来，会不会暗示着‘答案就在可见之处’呢？”

我啜饮着红茶，“……也许。”

若是“也许”，几乎所有的情形都有可能。但是，圆紫先生说：“这么设定至少有一个好消息，应该可以化设定为行动。不过说到要采取行动，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六之宫公主》是哪一年发表的？”

“大正十一年。”

“是他服药自杀的五年前是吧？”

圆紫先生什么资料也没看，便如此说道。我一听，连忙取出影印的年谱。

“是的。”

“要找出可能跟他‘传接球’的对象，不如看看他在那段时期前后的作品。芥川既然特地提到，可见对方绝非文坛上的没没无名之辈。我们不妨先试着这么假定。”

“原来如此。”

若是有名的作家一定有出版作品全集。要查阅大正十、十一、十二年的作品不难。

“好，说到嫌疑犯，可以列举出哪些人？”

我首先说：“志贺直哉。”

“对，因为芥川是出了名的畏惧志贺。不过，若是志贺，那他们是否会鱼雁往返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芥川似乎是一面倒地被志贺压在下方。”

“不可能是他吗？”

“不，姑且先当作嫌疑犯一号吧。还有别的人选吗？”

我也考虑过前面提到的正宗白鸟。但白鸟提及收到芥川来信时，会说过大正十三年的那一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然，写信并非双方接触的唯一方法。但是，芥川的书信本身，一看就是那种“初次提笔”的调调。不太可能在大正十一年前后有过接触。

于是，我又举出另一位文豪的姓名：“谷崎润一郎怎么样？”

“有道理，他俩的确有过争论。只是，那已是芥川晚年的事了。因为那是始自‘文艺性、非常文艺性’的争论。”

“您记得真清楚。”

我现在是学生，而且正打算以芥川为主题撰写毕业论文，所以这点常识当然知道。可是，从社会人圆紫先生口中流利地冒出这些字眼，未免太惊人。大师以装傻的口吻回答：“这没什么，因为这些书我在学生时代就看过。最近的事我倒是忘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