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昨晚和严峻的谈话，我整整一天都神游物外，沉浸在对案情的梳理当中。

说来也奇怪，不知不觉间，我这个局外人竟然自然而然地把刘家命案的侦破当成了—件人生小的大事。仿佛那是一座山，是一道坎，尽管不涉及实际利益，但却是我需要逾越的一个精神坐标。

我知道严峻渐渐将视野从宋远哲身上艰难地离开，正在紧张地重新锁定日标。与之前略有不同的是，他已经不再拘泥于什么政治斗争，而是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案件本身的分析上面。

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吴丰登和宋远哲就是1986年命案的元凶，这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对于两人来说，出于灭门的考虑将知情的刘绍岩夫妇谋杀，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而然的考虑。但我就是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以吴丰登的手段要干掉刘绍岩夫妻，大可采取更加隐蔽的措施，可以半路劫道，可以开车撞人，刘杜两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为什么偏偏要采取“鬼楼作祟，活人飞升”这么扎眼的手段？

关键在这里，真相也在这里。

严峻想必对此也有想法，所以改变了侦查方向。

我的思路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围绕刘家命案，那些近日所发生的，本来看上去孤立无关的现象渐渐在汇聚、交结，慢慢现出真相的狰狞轮廓。

是的，真相就要大白了。

只欠证据，现在只差关键性的证据。

我期待真相，又有些害怕真相。

自从偷偷潜入周敬老师的房间，获得了“那个秘密”之后，我心里就时时地浮现出一个人。此君看似游离于事件之外，却有种种迹象和证据显示其与命案之间的联系，只是我不愿意承认，主观忽略了而已。

下课后我找到一个无人的偏僻角落，掏出那部属于周老师的翻盖手机，再次盯着上面的“那个秘密”。

但不管怎么想，这种事情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抽空到院办找到秘书小赵。他正忙着收集经济学院教职工的身份证，要去银行统一办理新的工资卡。小赵年轻，办事勤快，就是事情庞杂的时候慌张了一点儿，为这个经常挨黄羽笙的训斥。我跟他寒暄了一会儿，听他抱怨人手拉不开，事情太复杂，职工都不支持工作云云。没多会儿，老黄打电话叫他过去。小赵无奈地示意了一下便出了门。

看着他消火在走廊尽头，我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院办里面四下无人，上课的上课，开会的开会，看似寂寞幽静的空气里流淌着工作时间特有的紧张和逼仄感。我退回小赵的办公室，拉开他的抽屉，翻出那叠被皮筋扎好的身份证，从里面抽出周敬老师的那张，又原封不动地将其他证件放归原处。

出门的时候我摇摇头，也难怪小赵整天挨训，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不知道收好。

我来到电信营业厅，将我的身份证和周敬老师的身份证交给业务员，拜托他将两部手机的话单记录按照我的要求打印出来。因为要耗费不少时间，身后排队的众人均冲我怒目而视。

在等候的时间里，我飞速地转动着大脑，把从昨天到此时的思路理顺，试图将9月7日以来的种种记忆、线索努力地拼接在一起。

业务员的招呼声打断了我的思考，并将身份证连带两卷打印纸交到我手里。在营业厅外的太阳下，我翻阅着那一行行机械的字迹，忽然感觉眩晕阵阵袭来。

我的判断没有错误，恐惧的事物一步步变成现实。在拿到纸卷之前，我想象不到人心会险恶到什么样的地步，机巧陷阱又能如何诡秘。这捧纸卷不仅仅只是普通的记录纸带，更像是通向地狱的钥匙。

一个黑暗的世界之门在我面前无声无息地敞开。

但为什么？这样的手法是出于什么目的？这诡奇的手法又是如何实现的？

从操场上路过时，那里正人声鼎沸。靠近主干道这边，一个男生弯曲膝盖倒挂在单杠上面，他的女友在地面上刚手揪着他的耳朵，笑得阳光灿烂。我颇有些嫉妒地看着他们一正一反地深情对视着，同时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浪费生命。

这算是个什么玩法？万一掉下来非摔断脖子不可。

忽然间，一个念头闷雷似的在我眼前炸开，这个想法如此大胆和突兀，炸得我眼冒金星、惊得我魂飞魄敞。

莲云山顶深压的黑云已经消弭无形，而我在十月的暖阳下面却禁不住瑟瑟发抖。适才那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百无聊赖的缠绵游戏，在我心情低郁的时候竟然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深锁重扣的思维大门，一时间各种念头像漫天大雪般纷飞飘舞，曾经自觉或不自觉摄入头脑中的信息像漩涡一样翻卷转动。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沈城曾经对我说过的“动机”。

大脑瞬间搅动起来。

排除法、排除法、排除法、排除法、排除法……

杜蓝的尸体为什么会摆在走廊里？

刘绍岩为什么会诡异消失？

这才是真相，这才是目的，我们一直在犯脑体倒挂、本末倒置的错误。

“人的大脑有一个特点，会去想自己愿意去想的事情，会去看自己习惯看到的事情。”

“魔术其实是一个心理陷阱，实现魔术的关键在于‘注意力’。”

额头的汗水涔涔而下，连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这个魔术未免也玩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