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默地沿医院门口的石阶而上，走进大堂，又穿过长长的前厅：塞尔登在走廊里同几乎所有迎面遇上的医生和护士都打招呼。

“我在这儿住了近两年，”他告诉我，“之后的一年里我每星期都得回来。现在，我有时还会在半夜醒来，以为自己又在哪个病房里。”他指给我看一处拐角，那里露出一段陈旧的螺旋形楼梯的台阶。“咱们上二楼，”他对我说，“从这儿上去更快。”

二楼是一条长而明亮的走廊，有一点教堂般深邃幽闭的寂静。我们的脚步声激起了恼人的回响。每层楼面都像是刚刚打过蜡，闪闪地发着光，仿佛都没什么人从上面踩过。

“那些护士把这儿叫作鱼缸，或者素食部。”塞尔登说着，推开了一间病房的自动合页门。

房间里有两排病床，床与床之间都挨得特别近，就像是在野战医院一样。每张床上都有一个身体，只有脑袋探在外面，并且都连着人工呼吸机。那些呼吸机产生的综合效应就是徐缓而深邃的哗啦声，真的会令人联想到水底世界。当我们通过两排病床之间的空隙往前走时，我看到每个身体的一侧都露出一个收集排泄物的袋子。这些身体，我想，都只剩下几个基本的孔的功能了吧。塞尔登捕捉到了我的表情。

“有次我在夜里醒来，”他低声对我说，“听到两个在这儿值班的女护士在窃窃私语谈论着那些‘脏兮兮的家伙’，就是每天两次会把袋子装满的那些人，而她们额外的工作就是下午要换袋子。这些人的真实状况没人在乎，这个病房里‘脏兮兮的家伙’撑不了多久。但不管怎样，她们都得努力应付一下，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情况总是会恶化一些，然后就被转到其他地方去。欢迎来到佛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家乡。她们绝对不会受到惩罚，因为那些家属不可能投诉——他们几乎从不上这儿来，开头来上一两次，然后就消失了。这里就像个仓库，很多人多年以来就这么插着管子。我尽量每天下午都来：因为最近弗兰奇也不幸地变成了‘脏兮兮的家伙’，我可不想有什么怪事发生在他的身上。”

我们在一张床边停了下来。那个人，或者说那一副皮囊所剩下的，是一颗头颅，灰白的头发稀疏干枯地搭在耳朵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太阳穴上突起的静脉血管。被单下面的身体似乎萎缩掉了，使得床显得太大，我想没准儿他两条腿都没了。他胸口上单薄的白布几乎纹丝不动，鼻翼颤动着，塑料面罩却没有因为他呼出的气而变得模糊。他的一条胳膊伸在外面，上面系着一个铜的环扣，我乍看以为它必定连着监测脉搏的仪器。而实际上，那是一个将他的胳膊固定在一本笔记本上的工具。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居然巧妙地拴着一支短铅笔。但那只指甲很长的手瘫软无力地搁在空白的纸页上。

“你也许听说过他，”塞尔登对我说，“他是弗兰克·卡尔曼，他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和‘语言游戏说’的理论。”

我礼貌地说这个名字很耳熟，但印象很模糊。

“弗兰克不是专业的逻辑学家，”塞尔登说，“事实上，他也从来都不是一个钻在论文和学术会议里的数学家。他一毕业就在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谋了一个职位，工作就是给不同职业的应聘人出试题和评估。他们把他派到了负责符号处理及智商测试的部门。几年后，他们让他负责制定英国第一套初中标准化水平测试。他一生都在制作逻辑序列，就是我曾给你看过的那类最基本的序列：给出三个连续的符号，接着写出第四个。或者是由数字组成的序列：给出数字2，4，8，写出下一个。弗兰克是个仔细而固执的人。他喜欢一份一份地审阅堆积如山的试卷，于是开始发现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当然，弗兰克后来得体地写道，的确会有你可以说是完美的试卷，答卷者的解答与考试者的期望值完全吻合。还有的就是占绝大多数的、被弗兰克称作普通阵营的试卷：试卷中答错的地方都是意料之中的类型。但还有第三类，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引起了弗兰克的注意。那是一些几乎完美的试卷，除了一个答案，几乎所有解答都不出意料。它们与普通试卷的区别就在于，那个唯一不同的答案中所犯的错误乍看似乎完全是无意犯下的，是盲目或随机选择的序列下一个符号，与惯常的错误相比显得着实离谱。出于好奇，弗兰克想到请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来解释他的答案，就在那时，他发现了第一个惊奇的地方。他之前认为不正确的答案事实上是另一种可能的解答，而且只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解释，这个答案完全可以让序列延续下去。有意思的是这些答题人并没看过弗兰克提出的基本解答方法，而是直接跳过了这种思路，就好比是在一块跳板上，在某个瞬间，已经弹到了很远的地方。关于跳板的形象也是弗兰克想出来的。他认为写在纸上的三个符号或数字就相当于跳水者奔向跳板的跑道。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类比似乎给了他第一个解释：对于一个习惯于跳跃式思维的人而言，自然要舍弃眼下唾手可得的解答，而去找一个最遥远的答案。但这，当然从根本上动摇了弗兰克从事了毕生工作的设想依据。

他一下子失去了头绪。对他的序列的解答并不是唯一的：“此前他认为是错误的答案可能是另一种答题思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是‘很自然’的答案。他甚至看不出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分辨出究竟是偶然得出的回答，还是某个智力超群、思维活跃的人可能选择的下一个序列答案。就是在这个当口，他来看我，而我则不得不告诉他那些坏消息。”

“维特根斯坦关于无穷尽的规则的悖论？”

“一点没错。在一个全真试验中，弗兰克通过实践重新发现了维特根斯坦在几十年前已经在理论上证明过的事：不可能确立一个笼统的规则和自然的顺序。

“2，4，8的序列接下来可能是数字16，但也可能是10，或者2007：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一种规则来将任何一个数添加为第四个数。任何一个数，任何一种延续方式。知道这一点并不会让皮特森探长感到任何有趣之处，还差点让弗兰克发狂。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还是来征求我的看法，就像重新当回了学生一样，并且有勇气进入那个被遗弃了的洞穴，也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领域。您也知道下坠到维特根斯坦的黑暗之中是怎么一回事儿。曾有一刻，他感觉来到了深渊的边缘。他发觉他甚至都不能相信平方的计算规则。但是伴随着一个念头他又浮了出来，这个念头和我当时在思考的东西极其相似。他凭着一个近乎狂热的信念，牢牢地抓住海难中的最后一块木板——他试验得出的统计结果。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结果，是在一个柏拉图式的世界中得出的结果，而具体的人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而最终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想到了那些非典型性的答案。于是他便假设，如果一开始所有的回答都是同等可能的，那么在学习符号过程中，也许有什么东西被铭刻在了人类的心理或者同意／反对的游戏中，就将大部分人都导向了同一个地方，导向一个被那部分人认为是最简单、最清晰或者是最讨人喜欢的答案。他的思考方向和我的完全一致，运用某种先验美学的原则，为最后的选择筛选出为数不多的几个可能性。当时他提议要给他称为普通论据的东西下一个绝对的定义。但是他选择的道路真的很奇怪。他开始探访精神病医院，给脑白质被切除了的病人做他的那些测试题。他收集梦游症患者梦游时只言片语的样本和他们写下的符号，参加催眠术研究班。他还特别研究了那些脑部受伤、几乎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试图传送的符号种类。他实际上要找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研究当人的行为不再具有理性时，理性还剩下什么起作用。他认为也许可以找到与人在认知过程中打下烙印的原始痕迹或习惯性途径相对应的固定行为或余波。但我认为他对他计划要做的事情已经具有某种病态的倾向。随后不久他就被查出得了某种出现恶性变异的癌症，他的双腿先后发生癌变，医生只能先后截肢。我在他第一次截肢后来看过他。照当时的情形看来，他的心情算是不错的。他把医生送给他的一本书拿给我看，书里面有由于各种事故、自杀未遂或遭到棒击而造成的头颅部分损伤的照片，其中还对各种大脑受伤的后遗症及其相互间的联系进行了详尽的临床描述。他带着神秘的表情，给我看某一页上一个大脑的左半球，顶骨窿突是因为一颗子弹而遭到了部分的损坏。他让我把图片底下的文字念出来。这个自杀者曾处于几乎完全昏迷的状态，但是他的右手在几个月内一直在画各种奇怪的符号。弗兰克跟我解释说在他去各家医院的过程中，已经找到了他所采集的符号种类和那个昏迷病人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弗兰奇是个极其害羞的人。他唯一一次向我坦白的人之常情是，他很遗憾自己从来没结过婚；他苦笑着对我说，他这辈子没做多少事，但是他编写逻辑符号已经有四十年了。他相信，对于他的实验，没有比他自己更好的范本了。他坚信在自己画出的符号中，他会找到、并且总有办法解读出那种被编码的残留痕迹或原始基础。总之，他不想在第二条腿被锯掉前，研究仍停滞不前。但他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怎么确认子弹对大脑的伤害程度尚未伤及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元功能。这么多年来我对他已经有了感情。我告诉他对于他的计划还没做好帮助他的准备，他便问我如果他成功了，我会不会解读他画的符号。”

我们同时看见他的手突然抽搐着颤颤巍巍地抓紧了笔，就像是触电了一般。我有些惊恐地专心看着铅笔在纸上缓慢而笨拙地划动着，但塞尔登似乎不太理会这些。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写，”他说道，也没有压低嗓门，“然后到了晚上还会继续写。总之，弗兰奇真聪明，而且也找到了办法：一支普通的手枪，哪怕是小口径的，也会因子弹内部爆炸产生碎片而增加失误的可能性。他需要某样东西能穿透前额壁，然后像一支小鱼叉一样干净利落地抵达大脑。医院当时正在维修，他似乎在和某个工人谈论工具时获得了灵感。最后他靠一把钉枪做成了这件事。”

我半弯着身子努力地辨认着纸上凌乱的笔画。

“字迹越来越模糊了，”塞尔登说，“直到最近，他的字迹还能非常清楚地辨识。他写来写去，实际上只是反复写四个字母。一个名字的四个字母。这几年里，弗兰奇没有写过一个逻辑符号和数字。他不停地写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