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森站起身，反剪着双手在房里转了一圈。他拿起一开始被他扔在办公桌边上的外套，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黑板上，随后用手背抹去圆圈。

“请你们记住：我们要尽量将第一个符号保密，我可不想再出现个模仿这一套的杀手。你们觉得楼下那些看到第二个符号的数学家，能猜出下一个符号吗？”

“不会，我认为不会，”塞尔登说，“而且，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兴趣去琢磨。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他惟一想着的问题通常都是眼下他手头的工作：也许得有两起以上的凶杀案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那您也是这样的吗？”皮特森此时定定地看着塞尔登，问题中带着冷冷的指责，“说老实话，我有一点……失望。”他说，似乎很小心地在选择措辞，“当然，我并没期待您今天就能给我一个最终的答复，但是总可以给出四五个可能的选择和假设让我们去筛选或排除，难道数学家们不就是这样工作的吗？不过也许两起谋杀也不足以引起您的兴趣。”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有了初步想法，”塞尔登说道，他那灰色的小眼睛看着探长的眼睛，“我保证会全力以赴考虑这件事。我只想确保自己别出错。”

“我可不想您得等到死了下一个人才能确定下来，”皮特森说，然后，他似乎不太睛愿地尽量缓和一下刚才尖锐的语气，“不过，如果您真想帮忙破案，请您明天六点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已经有了心理特征报告，我想念给您听，也许能让您想起什么人。您也可以来。”他边对我说着，边和我们迅速握手告别。

皮特森走后，是好一阵的沉默。塞尔登走到窗边，开始卷一支烟。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小心翼翼地说。我相信他肯定也不会把每件事情都告诉我，但不妨一试，“您的想法，您的假设，是关于下一个符号还是下一起谋杀案的？”

“我想我已经找到一种怎么解这个序列的办法了——关于下一个符号，”塞尔登缓缓说道，“但这不能让我推断出任何与下一起谋杀有关的线索。”

“那么，这个符号对皮特森探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吧？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使您还不想告诉他？”

“来，咱们去公园走走，”他说，“离我学生的讲座还有几分钟，我想抽支烟。”

门口还有警察在忙着处理玻璃上的指纹，所以我们只能从后门出去。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波多洛夫，他跟我随便打了个招呼，便将目光锁定在塞尔登身上，似乎徒劳地期待着塞尔登能把他认出来。我们绕过物理实验室走进大学公园，在一条碎石路上漫步。塞尔登默默地抽着烟，我一度以为他不想再说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当数学家？”他突然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是个错误吧，我以前总认为我会学文科。我想吸引我的是定理中所包含的那种真理吧：永恒、不朽、自成体系、又绝对民主。您为什么选择数学呢？”

“因为它不会伤害任何人，”塞尔登说，“因为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您知道，我小时候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贯穿我的一生，就像是某些信号……它们是一阵一阵的，但对我来说还是太频繁、太可怕，我难以忽视。”

“信号？什么样的信号？”

“怎么说呢……我发现我在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引起一连串反应。可能是巧合，不幸的巧合，但它们毁灭性之大足以令我一动都不敢动。最近的一次信号就是那起车祸，我妻子和我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能让这事显得不那么荒唐，但确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注意到我对现实世界做的假设都会成真，但都是通过奇怪的途径以最可怕的方式发生，好像我被警告要远离人的世界。少年时代的我真被吓坏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数学。我生平第一次感觉自己身处一片安全的领地。第一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坚定地提出某个假设然后去验证，并且擦完黑板，或者涂掉做错的一页，我还完全可以从头开始，不会出现意外的后果。对，在数学和犯罪学之间是有某种理论上的相似之处；就如皮特森所说，我们都做假设。但是当你对真实世界做出假设时，无法避免地，你就会引入一种不可逆转的活动因素，这种活动不可能不产生后果。你朝一个方向看，就看不到其他方向，当你沿着一条可能的途径走下去，时间也跟着流逝，等你想换一条途径走，为时已晚。就像我对皮特森说的，我最害怕的不是出错。我最害怕的是一生反复出现的巧合再次出现：我所想的假设在现实中都以最可怕的方式发生。”

“但是沉默、拒绝揭示那个符号，本身不也是一种缺省的行为方式，不也可能引起无法预料的后果吗？”

“有可能，但此时我宁可冒这个险。我不像你这么热情，要来破这起案子。如果数学是民主的话，序列的下一个符号就在众人眼前：你，皮特森本人，都同样有条件找到它。”

“不，不，”我反驳道，“我的意思是当证明过程被一行一行写出来的时候，数学中是有民主的一刻。一旦指明途径，任何人都可以沿着途径走下去。但是之前当然得有一个把途径照亮的时刻：就是您曾称作跳马的那一步……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能够在黑暗中看到正确的第一步。”

“说得好，”塞尔登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听起来的确很有戏剧性。不管怎样，我现在想到的序列第三个符号很简单，事实上根本不需要任何数学知识。不过困难的是怎样把符号和案件之间联系起来。也许看一份心理特性报告这主意不坏。好了，”他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我该回研究所了。”

我说我还要在公园里走一会儿，他把皮特森的名片递给我。

“这是警察局的地址，就在那家叫做‘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商店对面，如果可以，我们明天六点在那儿碰头。”

我沿着小径继续走着，在一小片树阴下驻足，观赏着一局扑朔迷离的板球比赛。有好几分钟，我以为自己注视的只是比赛前的准备工作，或是一系列屡屡失败的开局。但接着我听到一些坐在球场边戴着大草帽、喝着甜酒的女人热情的掌声。很显然，我错过一次精彩的得分，也许比赛就在此时到了关键时刻，就在我的眼前，可我所看见的，全都是令人懊恼、缺乏激烈动作的场面。

我过了一座小桥，公园在这一边失去了一些它整洁的风貌。我沿河而走，经过几片泛黄的草地。身边不时有小船经过，搭档们在练习划水。有一个念头在我的脑中盘旋，非常接近，就好像听到一只昆虫嗡嗡作响，却看不到它，有一种尚未清晰的直觉，在那一刻令我觉得如果我找对地方，也许就能瞥见它的一角，一把抓住。正如在数学上，我不知道是否要坚持把它想出来，还是要忘记它，故意避开，等待它自行出现。在景色的宁静中，在船桨划动的平缓水声里，在坐船经过的学生礼貌的笑容中，有什么东西似乎舒缓了紧张气氛。我发觉，无论如何，这里绝不可能为我揭示死亡和谋杀案的答案。

我穿过树林抄近路回到办公室。我的俄罗斯同事已经去吃午饭了，我决定给洛尔娜打个电话。她听上去很开心、兴奋。是的，她有新闻，但是她想先知道我的。不，塞尔登只告诉她有面玻璃窗贴了张奇怪的纸条。我告诉她我怎么发现那张纸条，并描述了符号的样子，还把和皮特森的谈话重复给她听。洛尔娜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把她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厄内斯特·克拉克的尸体没有送去警局的停尸房；法医就在医院里和一名医生进行了解剖。她趁吃午饭向医生打听了验尸情况。“打听情况有那么难吗？”我酸溜溜地问。洛尔娜笑了。他以前好几次请过她一起吃饭，而这次，她答应了。

“他们两个茫无头绪，”洛尔娜说，“给克拉克先生注射的东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医生说换了是他，也可能签署一份自然死亡的证明。现在还有一个解释：有一种从某类叫毒蝇鹅膏菌的真菌中提取成分的新药，但是他们还没找到能检测这种药的试剂。这种药去年在波士顿的一次内部医学研讨会上展示过。奇怪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药似乎是法医中的秘密，显然他们曾发誓连它的名字都不能泄漏。莫非这意味着警方应该在法医中寻找凶手？”

“或者在那些跟他们共进午餐的护士中，”我说，“还有做会议记录的秘书，提取这种药物成分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也有可能是警察……我猜肯定也向他们通报了这种药物的存在。”

“无所谓了，”洛尔娜气呼呼地说，“反正搜索范围缩小了：这不是在什么家庭药箱里找得到的东西。”

“对，这倒是真的，”我用一种和解的语气说道，“今晚咱们一起吃晚饭吗？”

“今晚我要很晚才能走，但明天可以。六点半在‘老鹰和小孩’怎么样？”

我想起和皮特森的约定。

“八点行吗？我还不习惯这么早吃晚饭。”

洛尔娜笑了。

“好吧，咱们就按你们阿根廷人的作息时间来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