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案子的新情况，也和塞尔登失去了联络，只是艾米莉随口说起他正在剑桥帮助筹办一次“数论”研讨会。“安德鲁·怀尔斯认为他能证明费马最后定理，”她说这话的时候乐呵呵的，似乎在说一个无法调教的小孩子，“阿瑟是少数几个还把这事儿当真的人之一。”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怀尔斯的名字。我曾以为目前已经没有职业数学家还在钻研费马的最后定理了。经过三百年的努力，尤其是在库默尔之后，数学家们都断定这个定理不可能破解。已知任何数学工具都对它无能为力，它太难了，任何敢于挑战它的人都得投入一生的事业。我对艾米莉稍稍谈了我的看法，她表示同意，似乎也觉得它神秘兮兮的。“不过，”她说，“安德鲁曾是我的学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解决这个定理的话，我敢打赌肯定就是他。”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应邀参加了在利兹举行的一个“模形式”研讨会，但是在会议中，我对那些发言没多加注意，反而是在笔记本的空白处不断画着圆圈和鱼的符号，似乎是在凭空祈灵。我试图在厄内斯特·克拉克死后连续几天的报纸字里行间看到什么，但也许因为皮特森的干涉介入，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笔带过了两起案件之间可能有的关联，而且他们虽然描述了鱼的符号，但对其意义似乎一无所知，并认为那可能是一种签名。我请洛尔娜一旦有任何新的进展就写信把情况详细告诉我。可我收到的信，不是一份报告，而是一种我曾以为现在没人会写的信，一种我从未想到洛尔娜会写的信。篇幅很长，语气很温柔，是一封情书。

有人在研讨会上谈论“中文房间”试验。这是一九八〇年哲学家约翰·塞尔设计的认知试验。他让一个一点都不懂中文的人坐在房间里，然后让一个中国人用中文把许多问题写在纸上，从门缝里把纸塞进房间。房间里的人根据英文说明书用中文的发音把答案说出来。外面的中国人就以为房间里的人懂中文而且会说。我重读着洛尔娜在信中似乎未加思索激情四溢的话，同时想着翻译中最折磨人的问题，就是要知道——真正知道——当另一个人从你的门缝下面悄悄塞进一张写着可怕话语的纸，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回信中，我引用了盖斯·伊本·穆拉瓦哈写给莱拉的诗中的一段祷告：

哦，真主啊，请让我们的爱情相当

谁也不会超过谁，

请让我们的爱情一模一样，

就像等式的两旁。

我在音乐会那天回到了牛津。塞尔登已经在研究所我的信箱里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个小地图，还有去布莱尼姆宫的几种方式以及我们见面的时间。下午我正换衣服的时候，有人敲门。是贝丝，我一下子哑口无言——只顾盯着她看。她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露胸黑礼服，配以白色的长手套。她的头发拢向后面，露出下巴优雅的线条、纤细的脖子和光滑的双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盛装打扮的样子，变化太大了。在我的注视下，她紧张地笑了笑。

“我和迈克尔在想，你也许愿意搭我们的车过去，如果你不介意早点到的话。我们正准备出发。”

我抓起一件薄棉罩衫，跟着她穿过花园。我以前只见过迈克尔一次，是从我房间的窗户远远看到的：他正把贝丝的大提琴搬到后座上去。当他终于探出身来跟我打招呼时，我看到的是一张喜悦而单纯的脸，面颊上有着农夫或快乐的啤酒汉一般的红晕。他很高也很壮，但在他的五官中，有某种柔软的东西让我想起贝丝提到他时的轻蔑话语。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燕尾服，肚子那儿的纽扣已经快扣不上了，一绺长而直的金色头发滑到额头上。我注意到他不断用两根手指把这绺头发向后拨。我不怀好意地揣测他可能会很快变成秃子。

他发动了车子，慢慢把车倒到开出康利夫街的坡道。车开到和大路的交叉口时，车头灯照亮了还在路面上的那只被压扁的动物。迈克尔突然打了一下方向盘避免从它身上开过，并放下车窗看看那摊血迹。尸骸已经被完全压扁了，但看得出模样，令人看了感到不适。

“是只獾，”他对贝丝说，“准是从林子里蹿出来的。”

“几天前就在这里了，”我说，“它刚被压的时候，我正经过。我觉得它怀幼崽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动物。”

贝丝从迈克尔这一侧探出身去匆匆看了一眼，并没觉得很好奇。

“这像是一种有袋类的动物，外形就像一只大老鼠。我觉得在美洲也有，在南部的沼泽里。肯定是幼崽从袋子里掉出来了，母亲为了保护它就朝后跳。有袋类动物为了救幼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说。

“那没人来收拾这残骸吗？”我问。

“没人。清洁工都是很迷信的。没人敢碰獾，他们认为獾会带来厄运。但是来往的车辆会把它压得看不见的。”

迈克尔加快车速要赶在绿灯变红灯前驶上大路。融入车流后，他开始问我一些惯常的礼节性问题。我想起有位英国作家一我想是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有一次为她的同胞在社交上的形式主义做过辩解，她解释说，一开始貌似平庸的、关于天气的谈话其实是表示在进入更重要的话题前，想要建立起一种共同话题与和谐气氛的愿望。但我开始怀疑，真的有那第二个阶段吗？或者说，我是否曾经听到过那些更重要的话题？我找机会问他俩是怎么认识的。贝丝说在乐队里，他俩相邻而坐，仿佛这样就解释了一切。而且事实上，我越看他们，就越觉得这的确是惟一的解释。相邻，习惯，重复——是两人结合最有效的方式。他甚至都不是像其他女人说的那样，是“第一个遇到的”；而是更为直接：“那个坐得离我最近的”。但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但我怀疑迈克尔身上惟一吸引她的地方，就是有另一个女人首先选择过他。

车子开到郊外的环路上，迈克尔在双车道上加快了速度，我们如闪电般经过广告栏，在这几分钟里，我感觉我又圆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沿着一条两旁栽有树木的、狭窄的柏油路拐向伍德斯托克方向。枝叶在上方编织成长长的隧道，只能看到前方最近的一个转弯。我们穿过小镇，在一条侧路上行驶了几百米，绕过一道石头拱门之后，伴随着傍晚的最后一道阳光，我们眼前出现了巨大的花园，湖泊，布莱尼姆宫壮丽的剪影连同屋顶上金色的球体，还有耸立在栏杆上的、哨兵般的大理石雕像。我们将车停在入口处的停车场。贝丝和迈克尔拿着乐器穿过花园走到凉亭，那里摆放着给管弦乐队准备的乐谱架和座位。为听众预备的坐席还空着，某个注重细节的人将它们排列成无可挑剔的半同心圆形。我琢磨着当人群到来之后，这个小小的几何学奇观还能维持多久，是否还有人也会为这样的成果而感到惊叹。我决定在剩下的半个小时里到树林和湖畔走走。

天黑了下来。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老年男子正努力地聚拢起花园里的孔雀让它们归巢。透过树丛我见到几匹散放着的马。一个带着两条狗的看护在路上与我擦肩而过，他将草帽朝下压了压向我致意。当我走到湖的尽头时，天色已然全黑。我朝布莱尼姆宫的方向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开关已经被打开，整个前方像是被某件古老珠宝散发的光芒完全点亮了。湖泊连着倒影，似乎远远地延伸到了我想象之外的地方。我放弃了绕湖而行的念头，决定原路返回。

大部分座位已经坐满，人们宝马香车鱼贯而来，拖着长长的衣服逶迤而行，来人之多令我感到吃惊。我见到塞尔登正从前面某一排高高举着节目单冲我打招呼。他也异乎寻常地显得很高雅，身穿无尾长礼服，系着黑色领结。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在剑桥组织的研讨会、怀尔斯秘密的演讲，也聊了聊我的利兹之旅。我转过身，看到两名工作人员正赶着翻开座椅摆出一排加座。

“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说。

“是啊，”塞尔登说，“几乎全牛津的人都来了：你看那儿，”他朝右后侧的几个座位使了个眼色。

我佯装转过身，看到皮特森和一个年轻女子，可能就是我在皮特森办公桌上的照片里看到的二十年前那个金发小女孩。探长朝我们微微点头示意。

“还有一个我现在到哪儿都会遇到的人，”塞尔登说，“从我们向后两排，那个穿着灰色外套假装在看节目单的男人。您能认出没穿制服的他吗？是塞克斯副探长。皮特森似乎认为咱们那位仁兄下一个目标会离我更近。”

“那您又跟他谈过了？”我问道。

“只是通过电话。他请我按照我的思路，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写下推断出第三个符号的理由，也就是组成这个序列的规则。我从剑桥给他寄去了解释信。只用半页纸不到的篇幅，不像他给我们念过的那份非常……呃……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心理分析报告。我认为他有一个计划，但肯定还在犹豫。心理学家的设想多么吸引人啊，这很有意思。哪怕是错误的或是荒谬的，但总比纯粹的逻辑推断显得更吸引人。人对逻辑思考总是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性和本能的不信任感。哪怕抗拒完全是错误的，只要你研究一下人类逻辑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那种抗拒心理是有基础的。”

塞尔登不知不觉问压低了嗓音。我们周围的窃窃私语也停了下来，灯光渐暗。一束强烈的白光极富戏剧性地照亮了乐队。指挥在乐谱架上迅速点了一下，将指挥棒指向首席小提琴手，开启今晚演出序幕的第一段小提琴独奏，就这样在一片寂静中幽幽响起，仿佛一缕烟盘旋升起。

轻柔地，像是在空气中收集着难以捉摸的细线，指挥示意让贝丝和迈克尔加入演奏，随后是管乐，钢琴，最后是打击乐。我看着贝丝，其实，哪怕是我在听塞尔登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看她。我想知道是否在舞台上，她才能真正感觉到与迈克尔的那种联系，但是，他们两个看起来全神贯注，都跟随着乐谱飞快地翻页。每一次定音鼓突然地敲响都会让我看向那个打击乐手。他个子很高，因上了年纪而驼着背，发白的胡子末端有些发黄，曾几何时，这把胡子应该是他的骄傲。不管怎么看，他应该是乐团里年纪最大的人。不敲鼓的时候，他外表显得犹豫不决且颤颤巍巍，这与他痉挛般的敲击中所表现出的活力形成了对比，似乎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掩饰住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不良症状。我注意到每次敲打之后他都会把手缩到背后，而指挥也总是用一种滑稽的手势来努力适应他的每次介入。音调逐渐推向庄严的高潮，指挥用手中的指挥棒猛地一挥，示意乐曲结束，然后转身面向观众，鞠躬，迎接观众的掌声。

我向塞尔登要来节目表。下一首乐曲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作曲家萨尔瓦多·奥隆佐的近作，叫《春天的诞生》。我把节目单还给塞尔登，他也很快地扫了一眼。

“也许现在我们就要看到焰火了，”他小声说。

我顺着他的目光往高处看去，看向宫殿的屋顶，在那些雕塑中，你能看到晃动着一些正在准备礼炮的人影。巨大的寂静笼罩下来，乐团上方的灯光已经关闭，射灯的光圈单单照亮了一位幽灵般地举着三角铁的老人。我们听着神圣而悠远的丁当声，仿佛融化的冰水滴落的声音。一道也许是代表着日暮的橙色灯光，将乐队其他成员重新显现出来。三角铁敲击着与长笛做着旋律的配合，直至丁当声从主旋律中消失。射灯移向了钢琴，开启了第二段旋律。其他的乐器依次融入进来，好比行将绽放的花朵缓缓地伸着懒腰。指挥的指挥棒突然示意长号手们吹奏出野马在草原上驰骋般狂放的节奏。所有的乐器重重叠加在这一疯狂的追赶之上，直到指挥棒再次举起并指向打击乐手的台座。光束又一次聚集在他身上，似乎高潮将在那里来临。但是在毫无遮掩的白光照射下，我们可以看见，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老人手里还抓着三角铁，似乎是在拼命吸气。三角铁从他手中落下，落地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他摇摇晃晃跌下台来，射灯紧跟着照他，似乎灯光师也无法把眼睛从舞台上这一可怕的场面移开。老人朝指挥伸出一只手臂，发出无声的哀求，随后双手放到脖子上，似乎是在抗拒一个无形的攻击者掐他的脖子。他双膝着地跪了下来，人群发出一阵低沉的惊呼声，大部分坐在第一排的人已经站了起来。乐手们都围住老人，大声叫医生。一个男人从我们这一排绕出，冲上舞台。我起身让他经过，并忍不住跟着他一起上台。

皮特森探长已经在舞台上了，我还看到塞克斯也握着手枪跳上来。那个乐手已经脸朝下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趴在地上，一只手还抓着喉咙，脸呈青紫色，就像一只断了气的海洋动物。刚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个人是医生，他把老人的身体翻过来，两根手指搭在他的脖子上测脉搏，然后阖上了他的眼睛。皮特森蹲在他身旁，悄悄出示了证件，同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他从乐手中间迈开步子走到台座那里，开始在地上搜寻，并用手帕捡起掉在台阶旁的三角铁。我转过身，看到塞尔登在我背后的人群中。

皮特森朝塞尔登打了个手势，示意到一排空座那儿会合。我挤出人群追上塞尔登，并跟着他，但他似乎没有发现我。他一言不发，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我们缓缓挤到自己的座位上。皮特森已经从舞台一侧下来了，正在从这排座位的另一端向他靠近。塞尔登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因为看到他座位上的什么东西而惊呆了。有人从节目表上撕下两条英文单词组成了一条简短留言。我赶在探长把我推开之前看到了上面的字。第一条是：序列的第三个；第二条是一个单词：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