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人行道上，目送汽车消失在黑暗中。我口袋里除了房间钥匙，还有一把研究所边门的钥匙，以及在任何时间进入图书馆的磁卡。我觉得离睡觉的时间尚早，便在昏黄的路灯下朝研究所走去。街上一片空旷；只在天文台街上看到一家印度餐馆窗后有一些动静：两名服务员正把椅子翻到桌上，一个裹着纱丽的女子正在拉窗帘。圣吉尔斯街上也空无一人，但研究所有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停车场里停着两辆车。我知道有些数学家只在晚上工作，也有人经常回来查看某个长期项目的进展情况。

我上楼来到图书馆；灯都亮着，进去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书架间悄悄走动的脚步声。我走到数学史部分，用手指点着浏览书脊上的标题。有本书从其他书中稍稍突了出来，好像有人刚翻阅过，但把它放回去时没有太注意。书挤得很紧，我得用两只手才能把它拽出来。封面上的图案是一座金字塔，上面的十个点都被火苗笼罩着。书名《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在火焰边上一点点。凑近看，那些点其实是些小小的、剃光的头，像是从头顶上方向下看的僧人脑袋。所以，这些火焰也许并非隐约象征了几何学所激发起来的如火激隋，而是专门暗指毁灭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场可怕大火。

我走到一张书桌前，在灯下打开书，刚翻了两页就看到了。它一直就在那里，形式绝对简单。那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数学概念，甚至尚未褪去神秘主义的色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里，数字代表了神性力量的基本原则。圆圈就是1，表示完美的个体、单元，万事万物的开端，封闭而完整地存在于它自身的线条之内。2，是复合的象征，是所有矛盾和二元性，所有生育的象征。它由两个圆形相交构成，中间呈椭圆形，好比有一颗杏仁被包含在中央，它曾被叫做Vesica Piscis，即鱼鳔。3，三个一组，是两个顶点间的连接点，是为差别带来秩序与和谐的可能性。是一个完整体系中将道德和不道德统一起来的精神。

而且，1是一个点，2是连接两点的直线，3是三角形，同时也构成一个平面。1，2，3。原来，序列就是自然数的排序。我翻过一页，想看看对应4的符号。它是由十个点组成的四元体图案，就是我在封面上看到的有十个点的金字塔，毕达哥拉斯学派神圣的徽章和形象。那十个点是1加上2，加上3，再加上4的和。它们代表了物质和四元素。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所有数学就归结于这个符号，它同时代表了三维空间和天体问的音乐，并且孕育了几个世纪后斐波那契才偶然发现的组合数和穷其毕生发现的倍数的萌芽。

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而且更近了。我抬眼看去，惊奇地发现是波多洛夫，我办公室里的俄罗斯同事。他绕过最后一个书架，看到我在书桌前，便带着好奇的微笑走过来。奇怪的是，他在这里看起来很不一样，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我能想象他喜欢在夜里成为图书馆主人的感觉。他手里拿了支烟，先在玻璃桌面上轻轻嗑了嗑，然后点上火。

“是啊，”他说，“我晚上来这里就是为了能安安静静地抽烟。”

他冲我友好地苦笑，并且翻过书封面看书名。他没刮胡子，目光坚毅明亮。

“哦，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肯定跟你在办公室黑板上画的那些符号有关吧？圆圈，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头的象征数字，对吧？”他想了片刻，好像在证实自己记忆力似的背诵起来：“第三个是三角，第四个是由十个点组成的四元体。”

我看着他，觉得很惊讶。我发现这个看到我在黑板上研究那两个符号的波多洛夫根本就没想过这会涉及到其他的事，以为就是某个奇圈的数学问题。很显然，他对几起案件一无所知，而且当时他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桌子前站出来，为我画出接下来的序列符号。

“这是阿瑟·塞尔登布置给你的题目吗？”他问我，“就是从他那儿，我第一次听说了这几个符号，那是在他一次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研讨会讲座上说的。当然，你知道，费马最后的定理只是对这个学派保守得最严格的秘密——毕达哥拉斯三元组问题——的延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肯定不会是最近吧。”

“不是，不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说，“依我看，这么多年了，塞尔登都已经不记得我了。当然啦，他那时已经是伟大的塞尔登，我只不过是举办那次研讨会的俄罗斯小城里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我给他带去了我对费马定理的研究成果——那是我当时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一我还请他把我的论文带给剑桥大学数论领域的研究团体，但他们显然都忙得没空看。不过，也不是都没看，”他说，“有一个塞尔登的学生看了，并且纠正了我英文拼写和表达上的错误，然后就用他的名字发表了。于是他因为对十年来为证明费马最后定理而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而获得了菲尔茨奖。正是借助这些研究成果，现在怀尔斯离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就只差一步了。我后来给塞尔登写信，他回信说我的研究里有一个错误，他的学生把它改正了。”他干涩地笑了笑，并朝上用力吐了一口烟。“我惟一的错误，”他说，“就是我不是英国人。”

我真希望能够让他马上闭嘴。正如上次在大学公园里散步那样，我再次觉得，我马上就要看到什么了，如果我现在独处，也许那个我上次没有把握住的难题会迎刃而解。我站起身，嘀咕了一个含糊的借口，快速地填写了一张借阅单把书带走。我想到外面去，在黑夜里，离一切都远远的。我冲下楼梯，就要走出门口时，差点和一个从停车场那儿过来的黑影相撞。是塞尔登，他已经在无尾长礼服外罩了一件雨衣。我这才意识到外面在下雨。

“你这会儿出去的话，书会被淋湿的，”他说着，伸过手来看书的封面，“看来你已经找到了。而且从你的脸上我能看出你还有别的新发现，对吗？这正是我要让你自己寻找答案的原因啊。”

“我遇到了我办公室的同事波多洛夫；他说多年以前见过你。”

“维克多·波多洛夫，是的……我很好奇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我也是在皮特森探长给了我一份研究所里所有数学家的名单时才记起他的。不过我已经认不出他了；我记得他当时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小伙子，胡子头上尖尖的，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他认为自己有证据能证明费马大定理。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曾在那次研讨会上说起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字。但我并不想把这些说给皮特森探长听，我一直对波多洛夫心存愧疚，听说他得知我的学生荣获菲尔茨奖后，曾经想自杀。”

“无论如何，”我说，“都不可能是他，对吗？今天晚上他在图书馆里。”

“不会是他，我从没想过他是凶手。但我知道，他也许是惟一一个能马上认出序列的人。”

“是的，”我说，“他很清楚地记得您的讲座。”

我们站在大门口半圆形的屋檐下，一阵阵的风夹带着雨水，洒到我们身上。

“我们去酒吧。”塞尔登说。

我跟着他，护着书不让雨水打湿。那里似乎是全牛津惟一还开着的地方了，吧台前挤满了人，互相交谈，发出洪亮的笑声，带着那种似乎只有在数巡啤酒之后，英国人才会流露出来的兴奋和稍显做作的高兴。我们坐到一张小桌子旁，木头桌面上还有杯底留下的环形水渍。

“很抱歉，”女店主远远地说，似乎她已经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了，“最后的点单时间已经过了。”

“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塞尔登说，“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序列。”

“它比任何一个数学家所想象的都要简单得多，不是吗？也许这是一种天才的行为，但还是有些令人失望。说到底，不过是1，2，3，4，就像第一天你给我看的对称的序列一样。但是，这也许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某种谜语，而只不过是他持续计算死亡数目的方式：第一起，第二起，第三起。”

“是的，”塞尔登说，“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他可能无休止地杀下去。但我还是抱有希望，觉得那些符号是种挑战，而且如果我们能证明已经知道的话，他就会停下来……皮特森刚从他的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说他有个主意也许值得一试，而且，显然那位心理学家也同意这么干。他要改变在报纸上披露案情的策略：他会让明天的《牛津时报》在头版刊登第三起谋杀案的消息以及那个三角形的图片，同时他会在访谈中透露前面的两个符号。他们会为他精心准备问题，以显得他对案情毫无头绪，没有凶手那么聪明。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这会给咱们那位仁兄所需要的成就感。我写给皮特森看的关于四元体的纸条，也会以我的名义在星期四的报纸上发表。就在同一版面位置，他们曾经刊登了我书中讨论连环谋杀案的那一章。这应该足以向他证明至少我知道，并且能够预测到下一起谋杀的符号。这样就让整个连环谋杀案进入了他一开始预设的、几乎完全个人挑战的层面上来。”

“但是就算这能奏效，”我有些惊讶地说，“就算他凑巧在星期四的报纸上看到您的这个论述，并且更走运的话，能阻止他继续杀人，可皮特森怎么能抓住他呢？”

“皮特森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觉得他是希望那个人就在参加音乐会的人员名单中。不管怎样，他似乎决心尽可能避免出现第四起谋杀案。”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一切条件来预测下一步。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了三个符号，就像弗兰克·卡尔曼的某个序列，我们应该能推测出第四起谋杀的一些情况。把由十个点组成的四元体和什么联系起来呢？怎么把死亡和这些符号联系起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一直在想那个桑德斯医生说的话，我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三起案件中，被害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活得比预期的时间长，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可能已经死了。”

“对，这倒是真的，”塞尔登说，“我没注意到这一点……”他茫然看了一会儿远方，似乎突然感到疲倦，厌烦了案件的枝枝蔓蔓。“对不起，”他说，似乎不知道自己走神了多久，“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本以为公开序列是个好主意。但是从明天到星期四，也许中间相隔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