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一觉睡到中午时分。从洛尔娜的小厨房里传来咖啡和刚出炉的华夫饼干的香味，简直是天堂里的味道。洛尔娜的猫“托马斯爵士”已经把一部分床单扯到地板上，正在床脚边躺在上面打滚。我绕过它，走进厨房里吻了洛尔娜。报纸摊在桌上，趁着洛尔娜倒咖啡的工夫，我快速地浏览了一下新闻。带有神秘符号的连环谋杀案——《牛津时报》以毫不掩饰的地方自豪感报道——业已成为伦敦主流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在头版上复述了昨天的全国性大报几条标题。但就这点内容，显然案子没什么新的进展：

我在其他版面上寻找有关剑桥研讨会的消息。只找到一条简讯，标题叫“数学家的《白鲸》”，其中列举了多年来在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道路上失败的人。该文还提到在牛津剑桥圈内，还有人对今天下午i场演讲中最后一场的结果下赌注了，目前的赔率是六比一，赌怀尔斯失败。

洛尔娜已经预订了下午一点的网球场。我们从康利夫街路过去取我的球拍，之后我们打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心无旁骛地关注着球在网前网后的一来一回，在这一小片长方形场地上忘了时间的流逝。离开网球场时，我看了一眼网球会所的钟，发现已经快二三点了，我问洛尔娜能否在回去路上在数学研究所稍停片刻。研究所楼里空无一人，上楼梯时，我不得不边走边开灯。走进电脑房，那里也空荡荡的。我打开我的电子邮箱。里面有封短信。好像是正在向全世界数学家散布的密码：怀尔斯成功了！信里没有具体讲详细情况；只是说证明过程已经令其他专家信服，而且如果要把这个过程写完，恐怕得有两百页长。

“有什么好消息吗？”我回到车上时，洛尔娜问。

我把消息告诉了她，我想从我充满崇敬的语调里，她已经觉察到了那种已占据我内心的对于数学家的奇怪而矛盾的骄傲感。

“也许你更情愿今天下午是在那里，”她说，然后笑了，“那我能做点什么补偿你呢？”

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像一对快乐的兔子般一直在做爱。七点钟天色渐暗的时候，我们紧挨着躺着，陷入筋疲力尽的沉默中，电话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响起。洛尔娜从床上探过我的身体去接电话，脸上浮现紧张的神情，然后是恐惧不安。她示意我打开电视，然后一边用下巴夹着听筒，一边穿衣服。

“从外地来牛津的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该路段被称为‘三角盲区’。一辆大客车翻下桥的一侧，倒在河岸边。他们正在等几辆救护车送伤员来雷德克利弗。他们让我去放射科。”

我换了几个台直到找到本地新闻台。一名女记者被摄像机镜头跟着，边说边靠近一座被损坏的桥。我按了遥控器上的两三个钮，但没调出声音。

“声音控制坏了。”洛尔娜说。她已收拾停当，正在衣柜里找她的护士服。

“塞尔登和全体数学家今天下午坐公车从剑桥回来，”我说，“事故发生在哪个人口？”

洛尔娜转过身，似乎被某种不祥的想法吓呆了，她走回到我身边。

“我的上帝，如果他们从那里过来的话，必定要过那座桥。”

我们带着一种焦虑感盯着电视屏幕。有一个镜头展示了现场桥旁的玻璃碎片和防护栏被撞断的地方。顺着女记者探出身去指出的方向，我们看到被摄像机长焦镜头放大了的大客车，它已经变成了一堆烂铁。摄像机摇晃着跟拍女记者设法走下陡坡。在大客车最早触地的位置，一部分底盘脱落了。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底盘拉得更近了，我们看到一队救护车从下面开上来展开救援工作。有一个无声的特写镜头拍摄的是令人揪心的破碎车窗，接着是一块橘黄色的车厢残片，上面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徽章图案。洛尔娜抓紧了我的胳膊。

“这是一辆校车，”她说，“我的上帝啊，里面有孩子！你觉得……”她低声说，整句话都没法说完。她带着恐惧的表情看着我，仿佛我们正无心玩着的一场游戏突然间变成了噩梦般的现实。

“我得马上去医院，”她说着，很快地吻了我一下，“你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行了。”

我注视着屏幕上催眠般持续的画面。摄像机已绕过汽车并聚焦在一扇车窗上。那里聚集着救援人员。很明显，其中一个人已经成功进入车厢，正努力将一个孩子拉出来。先出现的是两条细瘦赤裸的腿，摇摇晃晃的，显然关节已经脱臼，一排手臂像担架一样托住他的双腿。这孩子穿着一条运动短裤，一侧已染上血迹，还有一双亮白色的运动鞋。当他的上身露出一半时，我看到他穿着比赛用的无袖汗衫，胸口有一个巨大的号码。镜头再次对准车窗。一双大手正从下面小心地托着男孩的脑袋。这两只手腕在往下滴血，似乎血是从男孩的脑后流出来的。镜头给了男孩的脸一个特写，我惊讶地发现，在长长的、凌乱的金色刘海下面，分明是一张长着唐氏综合症特征的脸。在他身后第一次露出了那个进入车厢的男人的脸。他嘴巴张着绝望地重复几句话，同时用两只血淋淋的手示意车里面已经没人了。

摄像机继续追踪着人群将最后这个男孩从车后运出的过程。有人拦住了摄像师，即便如此，有一瞬间还是能看到一长排的担架上排满了盖着白布的尸体。镜头切回到演播室。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男孩比赛前的照片。他们是一所唐氏综合症患儿专门学校的篮球队，是从剑桥的一场校际比赛上回来。五名首发，五名替补。屏幕下方迅速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并说明这十个人已经死亡。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另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的脸，我隐隐觉得有些脸熟，但出现在照片下面的名字——拉尔夫·约翰逊——我没什么印象。他是校车司机，很显然，在撞车前他就跳出了车外，但在快要到医院的路上也死了。这张脸从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串历年来发生在同一路段的诸多惨剧清单。

我关了电视，躺下来拿一个枕头蒙住眼睛，努力回想曾在哪里见过那个司机的脸。那张照片无疑还是几年以前拍的。很短的鬈发，瘦削的颧骨，深陷的眼睛……我以前见过他，是的，但不是以司机的身份，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哪里呢？我恼怒地从床上坐起身，冲了一个长长的澡，在脑海中一张张回放从我来到这个城市第一天起见过的脸。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回房间穿鞋，同时尽力地重组屏幕上的那张脸。密密的发卷，狂热的表情……是的，我坐在床上，被这个意外发现以及它引起的不同含义所震惊。但我相信我是对的。毕竟我在牛津认识的人并不多。我给医院打了电话，让他们帮我接洛尔娜。我听到她在另一头的声音，就不自觉地压低嗓门。

“那个校车司机……是凯特琳的父亲，对吗？”

“是。”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发现她也压低了声音。

“情况是像我想的那样吗？”我说。

“我不知道，我本不想说什么。其中有个肺是相匹配的。凯特琳刚被送进手术室：他们认为她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