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我等着见铁依讷，铁老总，便在他办公厅外面与孟爱蒂搭讪，消磨时间。她用算计的眼光钉着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她说。

“什么事？”我无知的问道。

“你，”她说。“还有巴耶妲。还有胡海密。”

“哦，”我说，“那个。”我个人的私事竟成了公开的话题，感到很“那个”。

“有个赌局，”她说。“你不知道？”

我摇头。

“你出一块钱，”她说明，“赌耶妲嫁给谁——你或者老胡。现在这场赌博差不多是平分秋色，所以，你赢的最多不过是另外的一块钱。”

“你赌哪边赢？”我问她。

她细密的瞧着我。

“不知道，”她说。“还没决定。你对她是认真的吗，小高？”

“当然，”我说。

“嘿嘿。”她说。“等着看吧。”

铁先生的门开了，胡海密抱着好厚一本账簿出来。

他看我，再看孟爱蒂，然后走路。一言不发。

“性格先生。”爱蒂说。“你可以进去了，小高。”

他看上去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矮小。就像一个走气的足球，皮又粗又皱。他纹风不动的坐在那张大桌子后面，锐利的眼光跟着我进门，跟着我走近。向着一把椅子呶呶下巴。我坐下。

“报告？”他说，半是发问半是命令。

“铁先生，”我开始，“关于石耶鲁的案子……希望您批准一笔一百元的支出费用。是为了换取秘密情报。”

“什么情报？”

“到石教授失踪的前一个月为止，大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是砒素中毒的受害者。”

倘若我在等反应，那注定失望；什么也没有。

“先生，情报的来源不便透露。我相信这很有根据。教授在去年夏末开始中毒。最后病情太严重，他不得不去看医生。经过一连串查验之后，才对症下药。”

“你全知道？”他问。“这全是事实？”

“我逐步推敲，”我承认。“情报的来源不止一个。石教授自己了解情况后，很明显的，就采取了制止中毒的方法。最后，他复元了。到失踪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形相当好。”

他开始缓缓的，前后转动着大转椅，毎转一次，便略微侧头，保持着看得见我的视线。

“你认为他是被人有意下毒的，高先生？”

“是的，先生。”

“被他的亲人？”

“或者是他家里的人，先生。他有两个仆人。除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在我的印象中，他极少出去吃饭。如果误食砒霜，他必定是在他自己的家里。”

“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得病？”

“没有，先生，就我所知是没有。这点我必须再査。”

他思考许久。

“恶劣，”他最后说。话音中对于人类的这种行为并无丝毫厌恶，也无半分失望。纯粹一种批判的意见：“恶劣。”

“是的，先生。”

“动机会是什么？”他问。“假定你相信的这些是真，石家的人又为什么想要毒杀他？”

“这我就不知道了，先生。也许与遗嘱有些关系。那份失踪的遗嘱。铁先生，一个人可以自己立遗嘱吗？”

他瞪眼望我。

“亲笔写的遗嘱？”他说。“立遗嘱人自己的笔迹？内容完整，见证充分？可以，有效。有几种中止的情形。譬如说，丈夫不可以完全剥夺他妻子的继承权。立遗嘱人不可做违反国体的赠与。例如供应行剌国家元首阴谋事件的经费。诸如此类。另外还有一些最好交由专业律师处理的要件。不过一份单纯的遗嘱经由当事人拟定就算合法。”

“就您对于石教授的了解来看，您认为他能立出这样一份遗嘱吗？”

“能，”他说。“说实在，以他这种人来说，很有可能。你以为他这么做了？”

“不知道，”我坦认。“当然有可能。您问过石太太，她丈夫和别的律师有来往吗？”

“问过，”他点头。“她说一个都不知道。那当然不能表示他没有。他是个非常隐秘的人。高先生，我发现这事愈发麻烦了。我说过只怕石教授已经死亡。我这种信念只是基于一种感受，一种直觉，一种终生与人性弱点打交道的经验。你挖掘到石教授是砒毒的受害人这个情报，不过是证实了这种信念。”他一顿。“我们俩都用了‘受害人’这个字眼。你不以为这中毒的现象有可能只是意外？”

“我不以为，先生。”彼此一阵静默。“铁先生，”我说，“您要我继续调査吗？”

“是，”他答得如此低，这个“是”字变成了一声模模糊糊的“嘘”。

“您看砒素中毒的事该向警局报案吗？”

他挺直一点，坐正在椅子上。

“不，目前还不必。继续调査。”

我下到一楼，满心希望跟巴耶妲闲聊一会。不巧区先生刚进大门，一名虔诚的随从为他把着门，另外两名必恭必敬的跟在他身后，唯诺相应。

“小高，”他大叫，捉住我的臂。“我又有个新的笑话，你准定爱！”

他一把拉近我。他的随从们簇拥过来，热烈的笑着。

“有这么个很矮的小矮个坐在酒吧里，”区老总说，“在吧台另一头他看见了一位又高又大，棒得不得了的金发美女独个坐着。懂吧？”

笑话结束，我东倒西歪的回进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孔雀约她过二十分钟，一点四十五分，在七十四和阿拇特丹街口会我。接着拨到石公馆，问说是否可在下午两点过访，与女佣，何好佳谈谈，并挑选一帧石教授的相片做悬赏海报用。这是再去的巧计。我是与石莉妮通的话；她说她和母亲都很欢迎我。

我去会孔雀的路上买了一个旋转测度器，一瓶可乐。她站在西北角，正等着我。

“谢天谢地！你准时到了！我请了一位护士代班，可是万一杜医生召我，我不在，他准疯。”

“谢谢你，雀娥，”我低声说，递给她一个信封。“帮了大忙。”

“随时欢迎，”她说着，信封已然收起。“你到这附近，就给我个电话。我们一道吃午饭，或其他什么的。”

“我会，”我说。

我步向西中央公园路南边到石家的公寓大楼，通过桌后那位守门员的诘问。

十七号之二的门由一位“维姬丽”（战神的婢女）启开。她欠缺的只是带角的头盔。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何好佳。几乎高我足足一英尺，肩宽臀大，腿长臂长，全是肌肉。头跟粗壮的脖子一般阔，在那身黑制服底下，我猜想必是一个，肌肉迭肌肉的强健躯干，紧绷的皮肤泛着健康的红光。

我曾异想过浅黄色的头发。现在果真出现在眼前，只是已编结成整根、粗如缆绳的发辫，一圈又一圈的盘在头顶上，生似一顶闪耀夺目的皇冠，遂使她原本惊人的高度又多加添了六英寸。那对眼睛，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海样的蓝、乳般的白。不施脂粉，却是红唇饱满，面色丰润。

她给人的印象如此健美，看见她，我不免更形自惭。她似乎是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异种，特来儆告世人的不幸。

“高先生？”她以粗戾震撼的声音发问。就凭这声音，在电话里初听见时，便已勾画出这样一个特异的形象。

“是的，”我答。“你一定是何小姐了。”

“对，”她说。“帽子？大衣？”

她将我这两样东西挂进了存衣橱。我随她走过长廊。她踏着稳健、整齐的步伐。裙襬下，小腿肚圆鼓而光滑。像是练健美操的运动家，刚柔并进。

石尤兰，石太太和莉妮在起居室等我。一只小桌几上摆着茶具，在她们诚意的敦促下，我从何好佳手中接过了一杯茶。

“很抱歉，目前我还无可奉告，”我对母女俩说。“对石教授的失踪我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进展。”

“母亲说你问及父亲的健康，”莉妮说。“去年他得的病。你跟医生谈过吗？”

她蜷缩在长榻的一角，两条美丽的腿屈在身下。

“是的，我和杜医生谈过，”我向着她们俩说。“他不肯透露病因，我猜可能是某种流行性感冒或是什么滤过性的病毒。在教授得这病的同一个时候，家里可有其他的人也不舒服？”

“让我想想看，”石太太敲着头说。“那是去年。哎对。我得了感冒，怎么都好不了。可怜的艾菲鼻子足足塞了一个礼拜。莉妮，你有没有生病？”

“大概吧，”她女儿照旧哑着声音说。“我实在不记得，不过通常一到冬天我就会感冒。这跟家父失踪有关系吗，高先生？”

“哦不，”我急忙道。“我只是要确定他在一月十号那天身体很好。照你们和杜医生说的看来，他确实如此。”

石莉妮望我一会。我觉得她有些困惑，而后随即开朗。

“你是想断定他是否得了遗忘症？”她问。“或是患了某种暂时性的精神分裂？”

“是的，”我说，“就像那类的。不过这个推断显然不成立。石太太，您是否介意我和您的女侍谈几分钟。看看她可否记起什么事。”

“毫无问题，”石莉妮抢先答话。“她大概在厨房或者餐厅。你认得路的；尽管去吧。我已经告诉好佳，尽她所能的告诉你一切。”

“谢谢，”我起身。“你太客气。不会太费时的。待会儿，我还想请教两位女士一些事情。”

女侍在餐厅，坐在长桌一端。正在看一本“预防”的书。

“嗨，”我轻轻快的说。“石太太说我可以私下跟你聊聊。可以叫你好佳吗？”

“可以，”她说。

她坐得笔挺，竖直的背椎骨不碰到椅背；即使坐着，她仍旧高过我。

“好佳，”我说，“我在石家的法律顾问公司做事，是来调查石教授的失踪案。希望你能帮我忙。”

她集中那对土耳其玉似的眼珠瞪着我。就像牙医的钢钻钻进了我的瞳孔。我被整个看透。

“怎么帮？”她说。

“你对他遭到什么事可有任何概念？”

“没有。”

“我知道他失踪那晚你不在家，不过你可曾注意到他有没有反常的现象？我是指，举动上有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

“他失踪的时候，很健康？”

她耸肩。

“他去年生病了？对不对？去年他病得很厉害？”

“对。”

“后来好了。”

“对。”

我叹气。真了不起。对，没有，耸肩膀。

“好佳，”我说，“你在这儿的工作时间是一点到九点，一周六天——对吧？”

“对。”

“你侍候午饭和晚餐？”

“对。”

“他吃过什么其他的人全没吃过的东西吗？”

“没有。”

我投降。“好一个沉默的瑞典人”。嘉宝跟这位比起来简直是个话匣子。

“好了，好佳，”我准备站起来。“谢谢你，我想——”

她的手突然射出，箝住我的胳臂，立刻切断了血液循环。她拖我近身。我直觉的抗拒。就像在抗拒一条拖船。她一把就将我拉到她面前。她的唇贴在我耳旁。我指的是，能感觉出她的嘴唇到了我耳朵上，抓得我死紧。

“他被下了毒，”她低语。

暖和的气息喷进耳内，很痒，但是我惊得已不知反应。这不就是我需要的突破？

“被谁？”我问。

“我早该救他了，”她说。我膛目结舌。

对于这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她严肃的举起那本谈健康与减肥的杂志，指出答案。

原来她是指石教授，跟大家一样，吃多了化学加工的食品。

起居室里，莉妮与她母亲仍是我离开时的模样。石太太在舐着斟满酒的杯口。

“一无所获，”我长叹。“棘手的很……我再继续设法。现在家里唯一不曾谈过话的，石太太，就是令郞。他父亲失踪那晚他在此地。或许他能想到什么……”

她们给我地址及未列入登记的电话号码。之后我要求看一些生活照片。我紧张兮兮的夹坐在两个女人之间，慢慢翻着一厚迭的相片。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我明知是在看一个死者的照片。石耶鲁是个脸相单薄，乖戾的人，双颊低陷，唇薄如纸。一双爱责难的眼睛，一个利刃似的鼻子。在全身的照片中，他像是一具裹着厚呢的骷髅，有棱有角。他很高，耸肩，因此他的头分外的向前冲。

“身高？”我间。

“六英尺一，”石太太说。

“不到一点，妈妈，”莉妮平静的说。“不到六英尺。”

“头发的颜色？”

“带着点褐色，”石太太说。

“大部份是灰色，”莉妮说。

最后我们挑选了一张十英寸光面的登记照片。我谢过石太太和莉妮，并向她们保证随时告知调查的进行。

下了楼，我问守门员，石耶鲁踏出公寓的那夜是否他当班。他答不是，是罗大博，罗的轮班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大博通常在三点半左右露面，到地下室更换制服，他说我如果过十五或二十分再来，或许就能与他当面谈话。

因此我在附近逛了一会，试着推测石教授在离家后可能的几条路线。

在西中央公园和七十二街口有一个地下铁路站。进城或出城都有可能。

他可以搭七十二街站的环市公交车往五十七街，过麦迪逊路，再出市区到东七十二街。

他可以徒步走到哥伦布路，搭乘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

百老汇站的公交车又可以带他下到四十二街和东区。

第五街站的公交车，在百老汇和七十二街都有站头，可以载他由市中心经第五街，再到格陵威治村。

第七街站则可以带他到布隆克斯或者布鲁克林。

再不然，有一辆专程候着他的汽车，那就无处不去。

十七分钟后我回返公寓大楼，询问桌后是另外一位着制服的守门员。

“罗先生？”我问。

“是我，”他说。

我说明身分，正在调査石教授的失踪事件。

“我已经跟警方说过，”他说。“我知道的全说了。”

“我了解，”我说。“他在一月十日晚间大约八点四十五分离开大楼一——对不对？”

“对。”

“戴帽子，穿大衣，围围巾？”

“不错。”

“没对你说什么话？”

“一个字也没有。”

“那并不反常，”我说。“对吗？我是说，他本来不是那种你所谓的交际人，对不对？”

“这话你再说上多少遍都没错。”

我只说一遍。我再问，“罗先生，你记得那晚天气如何？”

他看着我。他有一双大而无邪的蓝眼睛。

“记不得，”他说。“一个月以前的事。”

我从皮夹抽出一张五元票子，塞过那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一只粗糙的手掌出现，把它轻轻抄走。

“现在记起来了，”罗大博先生说。“要命的一晚。冷啊。雨水冻成冰珠。记得我当时在想，他八成是个白痴，居然要在那种夜里出门。”

“冷，”我重复。“冰冷的雨。他没请你叫辆出租车？”

“他？”他轻蔑至极的笑道。“门儿都没有。他生怕我替他开灯，还要两毛小费。”

“他就这么走出去？”

“对。”

“你没看到他往哪条路走的？”

“没。我管他那许多。”

“谢谢你，罗先生。”

“没关系。”

我直接回家，五点过几分到达，换上工作裤和旧的运动夹克，外出吃饭。尚拉威船长坐着轮椅待在走廊上，面朝着楼梯。他听见我房门一开，便熟练的滚着椅子过来。

“搞什么？”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结果你一直在房间里！”

“我回来早了，”我解释。“也刚到不久。”

“我一直在等，”他又说。

“船长，”我说。“我好饿，出去吃点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找你行吗？一个钟头左右？”

“七点以后，”他说。“回放的‘轮椅神探’，我非看不可。七点以后没问题。再要到九点才有好节目。”

“木的”餐厅在西二十三街，由聂如乐自资自营，如乐是位寡妇，她丈夫只遗下这个餐馆。她没有子女，有时候把上门的顾客全当成一家人。顾客大都是附近的，彼此相熟。这里几乎等于是俱乐部。人人称她做“聂姐”。

我在这个刮风的星期一晚上来到时，前厅只十几个酒客，后间有六个食客。但是满室的暖意，桌上的小灯闪现着红光，点唱机正播着一张平克劳斯贝的老唱片（“舞男”），这地方对我恰似一个避风的小港。

聂如乐年近四十，是我见过的最排的女人。橄榄色的皮肤，剪短的头发，像像顶黑盔似的盖着头皮。她用起化妆品相当大方，刷黑的眼影，涂抹仔细的嘴唇。喜戴耳圈，维多利亚式的指环，奇形怪状的圆章和护符一类的项链。

我进门时，她坐在吧台前，盯着一扎钞票，戴着半副镜片的眼镜，使她原本就小的脸显得更小：一张孩子脸。

“小高！”她说。“你去哪见啦？前一晚我梦到你。”

“多谢，”我说。

我选了她边上的櫈子，要了一杯啤酒。她将那个梦境告诉我：她参加一个婚礼，我站着等候新娘走完红毯道；我就是新郞倌。

“新娘怎么样？”我问。“你看她一眼没有？”

她遗憾的榣着头。“她没走进来我就醒了。可是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小高。你没想过结婚？”

“不太可能，”我说。“谁愿意要我这样的矮子？”

她按着我的臂。“你太在乎那了，小高。你是个很好看的男人；又有固定的职业。好多女孩都想逮住这个机会。”

“报一个名字看看，”我说。

“认真的？”她紧町住我。“你要真是这样，我马上给你撮合。我不是指露水姻缘。附近真有一位漂亮、健康、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她想要结婚生子。怎么样？我去约一下？”

“呃，不要现在，聂姐，”我说。“我还没准备好。”

“你几岁——二十八？”

“三十二，”我说。

“天哪，”她说，“只剩两年风光。统计学证明要是一个男人到三十四岁还没成家，可能就光棍定了。你想变成一个泡在啤酒里的那些老怪物吗？”

“哦，我看，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她大概发觉出我的不自在，突然转了话题。

“小高，你是只来暍，还是想吃点？不是我吹，大厨子做了好棒的炖牛肉，你要是想吃，我就替你留一些。免得待会儿大批人马一到，全部啃光。”

“炖牛肉太好了，”我说。“我现在就要。在吧台上吃行吗？”

“怎么不行？”她说。“我叫喜弟来给你预备好。是个女孩喔，小高——喜弟。”

“只除了比我重五十磅。”

“对，”她沙着声音大笑。“他们会剥了你的皮！”

炖牛肉真棒。

聂如乐赶过来时，我正穿上夹克。

“这么快？”她问。

“有事，”我含笑撒个谎。

“听着，小高，”她说，“我不是随便说说；你要真想找个好女孩，告诉我。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你是说真的，聂姐，”我说。“我很感激。不过我自己会去找。”

“希望如此，”她郁郁的说。忽然又爽朗起来。“你当然会。记得我那个梦？每次你总是一个人来这儿。总有一天，你会挽着一位公主跳着进门。一位公主哦！”

“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