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欢畅的星期四早晨。可丽为着令她母亲安心，不留过夜，我却仍在温存缠绵的意境中醒转。冲澡时，我引吭高歌（噢，我的太阳），探眼窗外，向潺潺的雨丝颔首致意。已无任何事物可以毁我此刻的心情。我披雨衣，穿雨鞋，外带一把自动伞。伞柄的按钮一揿，便自动张开。方便，只除了狂风忽起时，它不揿自开，似乎顺势将我，也提离了地面数英寸。

总算一路平安的抵达“四杰”，开始一天的工作。

第一个电话拨给石莉妮。她听见是我，并未显得过份不悦。我仍扮演着天真无邪、乐天知命的年轻侦查员角色，说明对于她父亲的失踪案件有新的进展，渴望与她共享。她勉强同意匀出一小时。

我欢喜的谢过她，冲出公司，顺利的搭上一辆出租车。

到达石家前厅，由巨大的何好佳为我除下衣帽雨伞等物，赶我入起坐室，石莉妮斜靠在天鹅绒长榻的一角，闲来无事的翻着一本杂志。姿势态度丝毫不露虞色。

若有破绽，该是她的欢迎词。

“哦，”她说：“高先生，坐啊。”招呼的太随便了。

我坐下，打开公文包，一阵搅翻。

“石小姐，”我热心的说：“我确实大有进展。您记得上回我说令尊失踪之前曾有砒素中毒现象？我已经确实明白他如何中毒的。砒霜原来是掺在白兰地酒里！”

我递过那几份化验复印件。她看着。但是我不以为她真在细看。我遂自她指间抽回报告。

“棒吧？”我聒噪着，“大突破！”

“我想是的，”她低哑的声音说：“可是这指的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们知道了下毒的方法。”

“下一步呢？”

“不就太明显了吗？”我开朗的笑说。“找出毒药的来源。小药店买不到砒霜。所以我必须调查毎一个牵渉到的人，看是谁最容易取得三氧化二砷。”

我定睛望着她。等待反应。没有。

她长叹一声。

“是的，”她说：“看样子你会不停的追下去，一直到发现了……警察怎么说的？……凶犯？你不会罢手的，对吗，高先生？”

“对！”这是真心话。“我绝不罢休。石小姐，我可以和戴艾菲谈一会吗？我想查出谁近过令尊的白兰地。”

她注视我。

“是的，”她呆板的说：“去和戴太太谈谈。很好。”

我微笑言谢，俯身拾起公文包。她适时发问：“高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摇头、假作不知。

“做什么，石小姐？”

“这些问题。这项——调査。”

“我是在设法寻找令尊。”。

她的身体开始软陷。在溶化。我只能以这个字眼来形容。骤然间已分辨不出她的轮廊。不仅是脸。连四肢肌肤。一并的委顿，销溶。整个人在分解，变为无形。这是一幅骇人的景象。一种瓦解。

“他是个太不讲理的人，”她低语。

我怒气上升。虽努力隐蔵，只怕不尽全功。

“对，”我说：“确实如此。大家都这么说。难缠讨厌的一个人物。但是那并不重要，对吗？”

她比个手势。是挥手。细微优雅的一挥，表示退席。表示挫败。

戴艾菲坐在白漆餐桌边，面前一只空咖啡杯。有一种香味，很快便识得：空气里漫的，是淡淡的白兰地酒香。

她无精打采抬头，苍白的一笑。

“高先生，”为我拉开一把椅子。“能看见一个愉快的脸真是好。”

“怎么了，艾菲？”我坐下。“有麻烦？”

“唉……”她叹气，“这幢屋子里再没半分生气。夫人吗，一直卧床不起。”

“她病了？”

“雪利的毛病。莉妮小姐更是从未有过的情緖低落。我甚至打电话给宝华，希望他来一趟能有所改善。他却说必须避免霉气。换句话他怕自己也会沾染上。唉……”她再叹气，“我本来打算过一、两年退休。也许该提早一些。”

“怎么行昵、艾菲？”我柔声问。

“非行不可，”她吐出一大口气。“受够了。不是为了钱，是寂寞。”

“迁到比较舒畅的地方去，”我建议。“暖和，阳光充分的地方。像佛州或者加州。结交一些新朋友。”

她忽然得意起来。小小的浆果眼在胖脸上眨动。举起一只胖手，搔着鬈曲的黄色短发。连假牙磨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说不定还为自己找个丈夫，”她嘲讽似的望着我。“意下如何，高先生。你看我是不是太肥了？”

“应该这么说：‘胖得讨人喜欢。’艾菲。许多男人都欣赏营养很好的女人。”

“营养很好？”她咕哝着。“亏你想得出来！你是我的灵丹妙药，高先生，真的。看到没有？这些日子来，我头一次大笑。不过我不相信你来这儿，只为让我这个老女人开心。有什么事需要效劳？”

“谢谢你，”我感激的说着，压低了声音。“艾菲，通往石教授书房的门是不是锁着？”

她点头，明亮的小眼瞪住我。

“你有钥匙？”

再点头。

我稍作考虑。“这样做：你出去，打开书房门，再回来，我就坐这儿等着。然后我进书房。你留在厨房，所以你绝对没瞧见我进去。我只耽几分钟。最多五分。我可以发誓绝不移动任何东西。之后我再回到这儿向你道别，你再去上锁。这么一来，万一有人问起，你就可以照实说，根本没有看见我在书房里，没看见我进去，也没瞧见我出来。”

她思虑片刻。

“莉妮在家，”她说：“大概还在起坐室。何好佳不晓得在那个角落闲晃。随便哪一个都可能逮到你。”

“我知道。”

“但愿我没有做错，”她说。

进了书房，我悄声带上门。笔直走向展示船只模型的墙壁。从底排开始，圈起指节轻敲船身。有些硬实，有些空洞。“王子号”在第三排正中。我踮起足尖，掀起钉在墙上的“王子号”饰板。

我将模型船搁在散乱的书桌上。扭开台灯。以铅笔拍过船身两遍。空心。情况不坏。

我抓住船身向上轻提。应手脱开。那么轻而易举。船与板便分了家。令我十分惊奇，查看黏附船身与饰板的对象。原来是八块寸把长的小磁铁。四块镶在船身上，四块嵌在饰板里。勾挂在墙上时，极为固定，但是轻轻一拉便即分开。

当然，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内层一迭折拢的密件。大都是复写用的透明薄纸。我捏着纸角，小心翼翼的打开。前四页不是打字，是手稿。我费了一段时间才全部看完。字如其人，别扭难识。

“本人，石耶鲁，身以健全——”

就是了：失踪多时的石教授的亲笔遗嘱。一开始，是一些特别的现金赠与。五万元赠母校。两万元赠戴艾菲太太，我对这一项很高兴。尚有一些是赠与表兄弟姐妹及远房亲戚等，无一人超过一千元，其中一位只得五元。何好佳获一百元。

他个人的产业平分给妻子石尤兰与儿子石宝华。遗嘱上特别指名禁止他的女儿，石莉妮，分享他的财产，因为她“蓄意而且预谋”在白兰地酒中掺入砒霜致他于死。同时附上由庞氏父子公司出具的化验报告，以及杜茂理医生开列的声明书作证，石教授确系砒素中毒。

遗嘱中又说。倘若立遗嘱人因暴力或貌似意外事件死亡时，他龥请警方彻査死亡原因。基于他女儿一度曾企图谋害，卷土再试的可能性极大。

遗嘱见证是何好佳与蔡温黛。我相信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佣，只要石教授交代的事，她一定照签不误，而且签过便忘。但是蔡温黛？

我依着原来的折痕仔细迭好，塞回“王子号”的船身内，吸上饰板，两者都用手帕拭浄。再以指尖拈着板沿，挂回原处，调整角度，便转回厨房。

“谢谢你，艾菲，”我弯身亲她的面颊。

她抬眼望我。眼底贮着泪。

“一切都了结了，是吗？”她问。

我无法对她说谎话。

“快了。”

走入起坐室。石莉妮站在一扇窗前，凝望着落雨的街道。听见我的脚步，便转身。

“谈完了？”

“谈完了，”我说：“戴太太告诉我令堂身子不适。我很难过，石小姐。请代为致意，祝她早日康复。”

“谢谢，”她说。

她高而挺。鎭静的神态已经恢复。定睛看着我，眼中并未显出自知厄运当头的迹象。

“有新的进展，我会向您报告，石小姐。”

“好的，”她平静的说。

她真是坚强。欸，太坚强了！如果她闪现过软弱，此刻也已消逝无踨；她决心撑到底。我佩服。她是个极聪明的女人，必定了然于自身已濒险境。我向她道别后，便匆匆赶往戚府。

天加德的迎迓（迎接）沉稳如昔，我却从寒暄当中觉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缄默，几近乎紧张。我们立在空关的前厅，听得见起坐室门后传来阵阵高亢的说话声。

“夫人在家，先生，”管事的视线越过我的头顶。

“我听见了，”我说：“还有倪先生？”

他缓缓点头。

我暗蔵起心底的喜悦。

“加德，”我说：“我不会耽搁太久。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叨扰。”

“哦？”他说：“真没想到，先生。”

“只剩下几件小事待查。”

他略微欠身，便移步入厨房。我站在前门口，朝屋子后部看。由厨房望不见门口。我走向电梯。厨房和餐具室遂一目了然。

我瞧见金白莎在水槽边。她抬头一瞥，我向她挥手，她没有反应。

我乘坐电梯登上五楼，迅速溜进戚荻贝的化妆间。公文包搁在一旁，开始捜寻。很容易便发现：一个松香味浓的，四角铸铜，精工打造的木盒。看似印地安的手工艺品。塞在妆台底层抽屉，一大堆内衣下面。手握着那大把纱质缕衣，不免脸红心跳。

盒子未锁，乱七八糟的装满一迭字条。有一些是他私人的信纸，也有拍纸簿上的纸片，或是信手撕开的稿纸，有一张是戚索门的私人支票，受款人是戚荻贝，款额，“十万万万兆元及我全部的爱”。署名“你的索”。

我快速翻阅这些字条。心在抽紧。绝大部份是一位老人的情书，字里行间明白显出他对那位年轻娇美的妇人，是如何的意乱情迷。

也有道歉的字条。

“宝贝，如果我令你不安适的话，我道歉，”起头不坏，但是下面的字句是，“请原谅我昨夜的举动。我知道你在头痛，伹是我情不自禁，你是那么的美。”再翻下去，字面上乃浮现出递增的自厌、依赖与自卑。

“你肯原谅我吗？”“这是为我昨晩说错话，给你的一点小补偿。我可以原谅吗？”

读着这些，属于一个死者的遗言，是一种惩罚。我偷了两则：“荻贝，希望你会原谅我加诸你的痛苦。”另一张是，“我挚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招惹出的这一切麻烦。我向你保证，而今而后，你再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你永世不渝的爱。”

我认为这两则，相当于戚索门跳楼毙命时，在主卧室发现的自杀留言。

我将两张字条塞入公文包，阖上木盒，回归原位。随后由后楼梯直上六楼。走进宴会屋，穿过屋子，背靠着通往阳台的法式合门站定。

看手表。匀出十五秒当做抛掷戚索门过墙的时间。然后拔脚起跑。尽速奔下后楼梯。冲过五楼走廊，到主楼梯。连蹦带跳闯下楼。踏入前厅，跑向大门。喘着气，再看手表。大约九十秒。他轻轻松松便能办到。

没有人影，起坐室也没有话声。我取过衣帽，穿戴妥当，不与加德道声再见，便自走进冷飕飕的雨中。打算到第五街叫出租车。将近时，忽然有人靠拢来，倪主瑞。

““佑大！”他钻进了我的伞下。“太好了。加德说你在附近逛。如果说这种天气合适闲晃的话，我可要抗议！”

他容光焕发，神情愉快。

我并不惊慌。明知他早已在等我，我欢迎这样的遭遇。也许我将它视为一种挑战。

“牧师，”我说，“真高兴又碰见你。方才我是不想打扰你和戚太太。”

他眼珠一转，一副嘲弄的无奈。

“那吵得是些什么名堂！”他挽起我的臂。“想听吗？”

“当然。”

他四顾。

“转角，”他说：“不远。有一家很不错的饭店。那儿的酒廊更棒。清静。我们可以好好谈话——至少，不像现在，在外头淋雨。”

几分钟后，我们已置身在“小马车”饭店，舒适宜人的酒廊中。漫着雨帘的长窗遮得整室昏暗迷蒙，映着雨窗，首都博物馆好似莫内笔下的一幅抽象画。我们是仅有的酒客，这里浸浴着雨天里，曼哈顿酒吧内，安详的，祈求自省的宁静神秘气氛。

倪点一杯加柠檬片的马丁尼。我叫一瓶国产啤酒。酒奉上时，他环视室内。“找个位子吧，”他说。

他拿着酒，带头走向偏远的一张小桌。我握着酒瓶。酒杯，跟着。

这就是我们俩的不同：我会问酒保，“我们找个桌子行吗？”

的确，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舒服得多，墙壁在我们身后。我们同坐在右边的角度，但是略微转向。便能随意的面对面。

倪牧师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类似天气太冷，每逢此时，便向往暖天艳阳、沙滩等等的话题。

我望进他的跟。偶尔点首，微笑。这真是世上最荒唐的感觉——跟一个凶手同坐，饮酒谈天。

我在想凶手应该哪里不同呢——脸上做个标记？那未免太容易了。我不时提醒自己，倪是何许人也，做过何许事。然则，我感觉到的却是我俩最普通的闲话家常：“天气太坏。”“是啊，听说晚上会好转。”

终于他住了口。手肘支在桌上，两只手掌猛抹脸，叹气，放眼空荡荡的酒廊。

“我为许多人做过告解，”他望空而言。“我曾向你说过，大都是女人。有时候，她们总以为我的兴趣不止于她们精神方面。她们假想我是，呃，对人有兴趣。你懂吗？”

“懂，”我说：“那一定滋生困扰。”

“一点不错，”他叹息。“各种各样的困扰。举例来说，为了这个缘故，她们要求我的时间，远超过我本身愿意给，或是可以给她们的量。”

我哼声表示同情。

“你相信吗，”他继续，“有一些——算是我的资助人，也不全是。选个更好的字眼，姑且称之谓主顾。”

“随从如何？”我建议。

他锐利的盯着我，想了解我是否有意挖苦。不是。他轻戳我的胳臂。

“好，很好，佑大，”他说：“随从。我喜欢这个说法。比主顾高明太多。我刚才说，有时候我的某位随从会吃醋，总以为我对别人付出较多。我无意暗喩她们的自私，但是我发现多数不快乐的人。男女一样，全都太过于自我中心。当你表露同情时，她们的要求愈多。同情移转成一种狂热，不高兴其他的人来分享。这就是我和戚太太不协调的原因。我最近和另外一个女人做告解，理所当然的，她以为我为对方付出太多的时间。”

这个谎撒得不笨，但似乎不必对我费这般大的手脚。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番解释。既然引起了头，他理应把话说完。

他招呼酒保时，我望着他。他确有一种傲慢自大的气度；举手草草一挥。

“你的会社近况如何？”我问。

“什么？”他含糊应声。“哦，还好还好。刚刚那杯马丁尼加了太多枫糖。希望这杯淡一些。”

酒保亲自送酒过来。倪牧师猴急的啜一口。

“好多了，”他满意的笑着，靠后坐一些。

无可讳言的，他是个相当英挺的男人，深沉而有感性。我了解女人为什么多受他吸引；他全身散发精力与充实感。略勾的鼻子，坚定的棕色眼睛，赋予一种“男人中的男人”的形象。黑胡子框着红润、几近柔嫩的嘴唇，却又蕴藏着一份脆弱。

“希望你和戚太太好聚好散，”我说。

他朗声一笑。“哈，看情形我已经摆平了那位女士。”他含笑说。

我不喜欢那笑，迹近假笑。是否意味着莉妮的相片，和雷太太的那封信，一并付诸流水？

我思考他对我的认识——或猜测。在戚氏案件中，依旧无损我的烟幕，他可能还接受我是一名遗产初查员的角色。至于石家案，莉妮也许告诉他，我的调查工作。他已经知道我发现砒毒的事。他不知道的，该当是我已清楚他与石莉妮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是我最后一次上戚家，”我说：“专门鉴定人就要接手了。”

“哦？”声调是明显的不关心。“我猜你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对极，”我恳切的说：“我倾全力在调査一宗案子，关于一个失踪的人，未留下遗嘱的事。”

“挺有趣的，”他漫不经心的呑一口马丁尼。“说来听听。”

我想象中，剑诀必定如此：探、闪、刺。

“没什么，”我说：“就是方才那句话：一个人失踪——已经两个月——找不到遗嘱。一些枝节的问题使这个案子错综起来。全部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所以要向法庭请准给付家属的生活费用。”

“如果他不再露面昵？”

“伤感情，”我苦笑，努力回忆铁先生告诉我有关适用的法律条文。“过五年大概可以办认证遗嘱的手续。”

“五年！”他喊出声。

“起码的了，”我愉悦的笑。“若是失踪人的尸身出现，事情便好办许多。如果他确如大家怀疑的，已经死亡的话。谈这些太烦扰你了。”

“绝对没有，”他精神奕奕。“下雨天，谈话天。所以说，假定失踪人确实死亡，他的财产立刻便能分配给法定继承人。”

逮着了，我窃窃自喜。

“对，”我轻快的说：“一旦死亡证据确立，便可分配给他的妻子，儿女。”

“相当大的一笔财产？”他缓缓问。

贪婪的畜牲。

“想必是的，”我点头。“究竟多少我没有概念，不过数量相当大是错不了的。”

他自夹克口袋取出烟斗，烟草袋。朝我眼前一晃。

“不介意？”

“不不。请用。”？

我在一旁静观他从容不迫的完成点烟、吐烟的仪式。

“法律是绝妙的玩意儿，”他牵出一丝笑容。“一大笔钱。我是说在诉讼上。”

“是的，确实如此。”

“有时候我以为正义是一种不可能的观念，”他喷着烟，继续道。“以你这个案子来说，我就以为，一个人失踪两个月的事实已足够令家属获准分享他的财产。他自动离家的吗？”

“就目前看来是如此。”

“不曾留任何信息给他的律师？”

“不曾。也无谋杀的证据。一无证据。可知的仅是他或许还活着。所以法律上要求锲而不舍的追查，何一段长达五年的宽限期。不过对家属来说，这等于是谋杀。”我无法抗拒。他，与我一般无二。

“的确，”他稍嫌关怀过度。

“总之，”我尽深的下锚，“一旦发现尸体，不论自然死亡，意外，或是谋杀，财产即可认证。”我自觉说得已经足够，话锋一转。“牧师，你前曾说过你原先是从芝加哥来的？”

“不是市区，”他迎上我的目光。“某个郊区。怎么？”

“我有位表兄住在那里，他邀我去一趟。我从没去过芝加哥，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它。”

“你会发现那儿可做的事极多，”他机械式的说。

“你喜欢它吗？”我执着不放。

“一阵子，”他说：“我不得不坦白承认，佑大，我很容易喜新厌旧。才转到了纽约。”

“征服新环境？”

“完全正确，”他苦笑。

“至今还未反悔？”

“有那么一两次，”他仍在笑，“凌晨三点。”

抗拒此人的魅力，真难。有一刹那，我竟对已知的他，及揣测的他，起了怀疑。

我分析原因。绝大半，由于他的外表使然。高大、健壮、顽强：他具有的一切，我都没有。而且，他果断、胆大、坚毅。

更甚者，他拥有一种原始力。在朗朗笑声、温容明智的后面，是一股赤裸裸的力量，野性的力量。我遂明了，自己原是多么向往他的青睐。

换言之，即是我畏惧他。这真不是一项舒服的认知。

我们饮尽杯中酒，也不再提两宗悬案。倪主瑞坚持会账。他留下的小费少得可怜。

他另有约会，我须回“四杰”。我们便在饭店的遮檐下握手道别。

我望着他步上第五街，挺拔的走在雨中。是这样的难以制驭。我想叫车，结果搭了巴士。车上拥挤潮湿，和着霉昧。到公司已过一点，退下湿漉漉的衣帽胶鞋。雨伞拢入字纸篓。

我挂电话给老史，他不在。我留下号码，请他回话。随后坐下膛视着空白的墙，不理会公文篓里待办的事件。

我想的仍是倪主瑞。我之所以怨憎他，源自他太轻视我，施恶于我的态度。无懈可击的谎言，戳我胳臂轻拍我肩膀、膝盖的小动作，以及那亮爽霸道的笑。他将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鼠辈，或许是一种妨碍，无足轻重的妨碍。因为我对自己心生恐惧。不由得我拚着损伤自尊，努力记牢，他是想压倒性的控制我。

摊开戚、石的档案，重读上面有关倪主瑞的摘要。他有如幽灵似的浮游在两案之间。我以为他就是主谋，是一切要命事故的发源。在某些方面：他的力量、他的决心、他的魅力等等，我的数据足够。甚至于我还有他历史背景的一抹剪影。

但是对于他本人，所知几等于零，他过去是怎样的人，受什么驱使，喜乐的是什么，痛苦的又是什么。等于一个影子。无从捉摸。既识不透他昨日行事，也测不出他明日的作为。

想为他立个批注，却苦思不得。反而更加深自己的狐疑，以我们那套雕虫小技，是否诓得了他。他不是下三滥的混混，也非乡愿型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我硬是不知道。不知道。

我的思路被史培士的电话打散，他怒气冲冲，像连珠炮似的发射出来。

“戚索门的案子还不翻。目前还是不行。上级认为证据不足，要承报上去再做道理。天晓得做什么道理。我不指望明天就有结果。现在只盼你的老板加油了。我昨晚上叫个伙伴打电话给姓倪的，装作那个驾车载石老头到船坞的出租车司机。姓倪的不上钩。他叭哒挂断。棘手得很。”

“是的，”我说。“我正在想我们吓不倒他，先别打草惊蛇。”

我告诉老史发现了石教授的遗嘱及内容。

“好，”他说。“石莉妮跑不掉。嗨，你没把遗嘱抖开吧。那可就坏了大事。”

“没有，”我说。“原封留在原地。不过我的确偷了些东西。”

我遂说出从戚家窃得两份可视做自杀留言的字条。

“干得好，小高，”培士说。“你愈来愈入门了——把松头全系了起来。”

这番夸奖很受用。

“另外，”我说。“我和倪主瑞长谈过。喝了两杯酒。”

我将谈话一五一十的相告。

“我不认为石莉妮的相片和那封‘伪造文书’起得什么作用。”

“我也不这么想，”他说。“他摆平了荻贝，照旧干他的风流勾当。”

“还有一件事——”我说出将有关失踪人遗产处理的法律条文告诉倪的事。

“嗯，”培士说。“你衡量他因此放出尸体？如果是在他手上的话？”

“本意如此，”我说。“不过，我现在也不敢敲定他是否会顺我们的意。培士，姓倪的是个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我实在没把握能够左右得了他。”

“对，”他叹气。“要是他没使诈，要是他那些女人全跟他联成一气，我们死定了。”

“有一个可能，”我说。“大胆的假设。”

“什么？”

“我査看过倪的资料。记得我们见奥主教那次的事吗？他说出倪的一个至亲的名字。倪金娣。他的姐姐。”

“这？”

“这如果她不是姐姐？是他太太？”

沉默。

“你说得对，”老史开口。“大胆的假设。”

“不妨一试，”我坚持。“你有地址？我记得是印地安那，阿辛。”

他从记事本上报出来，我仔细记下。

“打电话给她？”培士问。

“没用，”我说。“如果他事先串通好的。对方一定不认账。”

“那么？”

“那么，”我当时骤下决心，“最好是上那儿去跟这位女士面谈。”

我明知这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却是势在必行。经由旅行社代订了美航飞往芝加哥的机票。我不及请示铁、泰尔两位老总。冲出大门时，也不及细听区老总的笑话。

命该如此，我正要出门，他恰巧由那群跟班簇拥着进来。我想偷溜，区老总眼捷手快。一把箝住我的臂。我看见他小指上闪亮的钻石。修剪整齐的指甲。向上看，他翻领上扣着一朵小兰花：一朵美丽的紫斑兰。

“小高！”他快活的喊。“想见的就是你！我有个笑话，你准爱。”

他笑顾周围的马屁精，他们因此围得更近，脸上已经出现不可抑止的笑容。

“有那么个小矮个，”区密欧先生说，“他走向一位高大、漂亮的金发美女。他望着她说，‘我要拧你。’她说——”

“听过了，”我一声岔断。“这是个老笑话，而且不好听。”

我挣脱手臂，闯出重围。我不回首，却感觉身后竟是一阵响雷前的死寂。

我无暇细想如何对区老总如此斗胆，也不计较这对我日后在“四杰”的影响有多大。我心急的是赶银行，査账户，跑一趟芝加哥需费多少。运气，钱数足够，于是火速回家收拾行李，坐上出租车，直驶机场。

飞往芝加哥的航行是我难得的休闲机会，我决心好好享受一番。机上放映的难看电影，我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难吃怪味的炒肉丝，我也狼呑虎咽，满口生香。飞机终于平安着陆。奥哈尔机场拥挤嘈杂，一如曼哈顿东六十九街的“杜妈妈”。此时此地，我竟懊恼的想起薛蓓蒂与马赖铎上校很可能已开始狂欢宴饮。

在出口处徘刻片刻，不时触碰鼓胀的钱夹。总算找到停车招呼站。雇出租车上阿辛必定所费不赀。我遂走向靠着一辆黑色大型轿车挡泥板立方的司机，这辆车的车窗似乎多过任何一辆小客车。

司机毫无兴趣的看着我，一对惺忪眼滑过我起绉的大衣、变形的帽和夹在腋下湿透的手提箱。他唯一的反应是嘴里一根牙载从右角移到左角。

“你上阿辛吗？”

“哪里？”

“阿辛。印地安那。”我査过地图。

“没听过，”他说。

“在格里和哈蒙之间。”

“格里和哈蒙之间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只好承认。

“那我就不上那儿，”他说。

牙签又开始转位。这是逐客令。我晃到巴士站。有一辆标着“格里—哈蒙”，一个着制服的司机靠着车身，一般的毫无兴趣的看着我。我打定主意要在奥哈尔机场打牙签迂回战，不过至少在我上前问询时，他的牙签没转位。

“请教我是否能搭这辆车上阿辛？”

“哪里？”

“阿辛，印地安那。”

“那是哪里？”

“在格里和哈蒙之间。是一个合并起来的小村庄。”

他莫名奇妙的望着我。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人口是三千零七十九个。”我加注。

“没搞错？”他说：“在格里和哈蒙之间？”

我点头。

“你站稳了，”他对我说。“别动。我马上回来。”

他走到发车处的办公桌前，向另一个嚼牙签的人说话。巴士司机比个手势。两人一齐回头看我。随后这位发车员摊开地图。两人一齐俯身查看。另外一名巴士司机加入了阵容，接着又来一位。最后一共有五个人对着桌上的地图，挥手抬腿，大声争辩，每个人嘴里的牙签都发疯似的转着。

司机走了回来。

“好，”他说，“我上阿辛。”

“你们毎天都能知新啊，”我愉快的说。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说。

一小时后，车子向东南行驶，透过模糊的车窗，触目大抵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偶尔几点灯火，零星闪烁的霓虹招牌。越过州界，进入印地安那，天空乍现红光，陡然飞腾的烈焰，明晃耀眼的工厂，和一条清一色罗列着酒馆、旧货铺和成人书店的公路。

离开奥哈尔机场，沿途旅客上下，停停开开，过了九十分钟，驶上一条无灯无影的街道。

“阿辛，”司机先生一声叫唤。

我挣出座位，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蹒跚的移向车门。

我弯腰朝外看。

“这是阿辛？”我问司机。

“正是，”他说，“如假包换。”

“谢谢。”

“不客气。”

我站在黑暗的街头，眼看着巴士绝尘远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是后悔自己不留在车上，继续驶向终站，而后重返奥哈尔，搭早班机回归曼哈顿。我冷、我湿、我丧气之极。

游走了许久之后，总算来到一处，尚可称为商业区的地段。一大半的店铺全打烊，下了铁栅。不过还有一间药店、一家小杂货铺，还开着店门，最后——嘿哟，上帝，我千恩万谢您啊——竟是一家酒肆。

“一品脱白兰地，谢谢，”我向黑人店员说。

他打量我。

“国产的？”

“随便，”我说。“随便哪里的都行。”

他找钱的时候，我问这附近可有旅馆。

“下一条街，”他指指手。“再过两条街往右。就是新界酒吧、烧肉店。”

“是旅馆？”

“是啊，”他说。“上面就是。要住宿？”

“当然。”

“疯狂，”他大摇其头。

我遵照所示来到“新界酒吧烧肉店”。是一家怪味难闻的酒铺，前窗很脏。几个客入，在吧台前。青着脸望电视，后面是一小间摆着几张桌子的小隔间。

酒保滑过来；是下坡地。地板全斜向街道。

“威士忌加水，谢谢，”我说。

“招牌威士忌？”

“好。”

这一杯看上去份量真大，结果发现是酒杯底特厚，起码有半英寸。

“我知道你们这儿有旅馆，”我说。

他盯着我，趴过吧台，仔细审视我，尤其注意我的皮鞋。

“旅馆？”他说。“可以这么说。”

“可否请你告诉我住宿费用？”

他别过眼睛。

“五元。”

“价钱满公道，”我说。

“右手隔壁。上一层楼。馆主就坐在柜台上。跟他说老陆叫你上去的。”

我浅尝一口，便喝干了那一“大”杯威士忌，付了钱，出门，向右爬上窄梯。馆主也是黑人，坐在有铁丝网隔着的办公桌后面。网上开个窗洞。

他是个很结棍的人，五十开外。穿一件前胸印着贝多芬像的T恤。正在填字谜。没抬头。

“一小时五元，”他说。“干浄床单外加自来水。预付。”

“我要过夜，”我说。“老陆叫我来的。”

他仍是不枱头。“南非一种像牛的东西，三个字？”他说。“有一根长尾巴，鬃毛很短。”

“羚羊，”我说。“大羚羊。”

他这才抬头。

“对，”他说，“对上了，谢谢。过夜二十元。房钱预付。”

他开窗，取钞票，再从铜盘上取了把钥匙给我。

“二零九，”他说。“就在正厅。你不会分家吧？”

“分家？”

“自杀？”

“哦，不会，”我立即抗辩。“绝没那种事。”

“好，”他说。“意指小孩子，四个字的？”

“乳臭未干，”我说。

天，这是什么污七八糟的房间，十英尺见方，一架曾经上过白漆的铁床。床单旧得脱线，不过——好像是很干浄——怪的是被单和薄毯都覆着一块黑油布。苦思半晌才明白，这是专为那些醉酒闹事，没法脱鞋的人而设。

门里有两道反锁，是廉价的揷梢。一角是个肮脏的洗面槽，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桌面全是香烟洞。没有衣橱，墙上旋着些挂钩充数，上面勾着几个衣架。

过道上是一间浴室，消毒剂的味道奇重。内里是马桶、水槽、和带莲蓬的澡盆。如厕前，先将廉价门钩搭上，不过我打定主意不使用水槽和浴盆。

回房，挂好衣帽。奋力闯开了窗户。一阵湿冷的微风扑进来，依然杂着硫磺味。不消片刻，便清楚在房里枯坐太过无趣，随即穿衣戴帽，重新下楼。

“去吃点东西，”我向馆主淡而不疏的招呼。

“一种性喜夜间出游，类似猿猴的动物，”他说。“两个字的。”

“狐猴。”

我离开这段时候，“新界酒吧烧肉店”又来了一些酒客；吧台的座位大都已占满，后面小间的桌子，也坐着几堆，有几个是白人。所有的人块头都大，体型结棍，手粗声响。

令我欣喜的是，酒保仍记得我喝什么。

“威士忌？”

“对。加水。”

酒奉上时，我顺便点一份三明治和一袋薯条。

“这会儿忙不过来，”他说。“一得空，马上为你做——行吗？”

“好，”我说。“不急。”

我啜着酒，环顾四周。在我两边的彪形大汉喝的全是劣质威士忌，专心一意，目不转睛的盯着吧台后的镜子。我无意攀谈；他们都像是牢骚满腹之人。

我看回自己的酒杯时忽觉有一只手重搭在肩膀上。

“嗨，孩子，”一个女人的声音，很爽快。

“晚上好，”我起身。“一起坐吧？”

“坐这儿，沙沙，”我身旁的一名男子说。“替你暖好了位子。我要回家了。”

“好啊，老乔，换位吧。”女的说。

他们相顾大笑。老乔对我眨眼、离开。

“请女生喝一杯吧？”沙沙小姐摇着肥臀，熟练的揉上了吧凳。

“荣幸之至，”我说。

“喝杯烈酒行吗？”

“随您喜欢。”

“烈酒好。啤酒老让我放屁。”

我同情的点头。

“老陆！”她尖叫，声音太大，速度太快，我猛的跳起来。“老样子。我有个漂亮的主子了。”

她从塞满了的荷包里，挖出一包起皱的香烟。我立即划亮一根火柴。

“谢，孩子，”她猛吸一口，烟气就此不见。我指的是，再没瞧见那口烟由哪儿冒出来。

她是个硕大的女人，四十好几。一副不会受惊，也不会受伤的德性；她过去绝对经过大风浪——至少两次。

酒保将她的威士忌送到。

她上下打量我。

“你在铁工厂打工，孩子？”

“这个沙沙，”酒保冲着我说，“是个人精。”

“哦不是，”我告诉她。“我不住这附近。我从纽约来的。”

“你爱怎么骗随你，”她说。“我敢发誓你是个打铁工。”

“好啦，沙沙，”酒保说。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这位女士是开玩笑。我不介意。”

她朝我背上一拍，几乎把我拍下凳子。

“够意思，孩子，”她大声道。“我喜欢你。”

“谢谢，”我说。

“你跑到格里来干什么？”

“格里？”我的惧意骤升。“我以为这儿是阿辛。这里不是印地安那，阿辛？”

“阿辛？”她放肆的大笑，笑得前俯后仰，我伸一臂相助，以防她朝后翻倒。

“我的上帝，孩子，”她以手背拭眼，“这地方多少年都不叫阿辛了。早就归并格里。”

“那这里确是阿辛？”我坚持。

“对对。是阿辛，在我小时候，我难记忆了。你跑到何辛来干什么？”

“我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说。“是遗嘱的事。我要找一位受益人，他留的住址就是印地安那，阿辛。”

“没唬人？”她兴致高昂。“一笔遗产？”

“是的。”

“很多钱？”

“那要看您对很多钱怎么个看法？”我谨慎而言。

“对我来说，”她道，“只要超过二十块的就是很多钱。”

“超过二十块。”

“姓什么的？”

“倪，”我说。“人儿倪。一位女士。倪金娣。”

“倪金娣？”她复述一遍。“没听过，”她摇头。“从来没听过。老陆！”她尖叫。酒保过来，她即问，“听过有个叫倪金锑的女人吗？”

他蹙起眉，思索一会。

“没有。”

“再请我一杯双份的，”沙沙对我说，“我替你去打听。”

转一圈回来之后，她又揉上了凳子，“啪的”将空杯置在吧台上。

“你叫什么？”她问。

“小高。”

“我叫沙沙。”

“我知道。再请您喝一杯好吗，沙沙？”

她佯作考虑。

“呃，这个……好吧。”她招呼酒保，伸出两根指头。“宾果，”她说。“我找到一个人，他晓得倪金娣。或者说他认识她。看见后间那个老黑仔？单独一个人坐在那儿的，灰发头的家伙？”

我转身。“看见了，”我说。

“他叫龚大古，”她说。“比上帝小一岁，打从有这块土地时，在这儿。他说他知道倪家。”

“您看他肯跟我谈吗？”我问。

“为什么不肯？”她说。“他灌啤酒。”

“袭老先生？”我靠他桌边一站，一手威士忌，一手啤酒。

他缓缓抬头。沙沙说对了：他绝对有九十，尚且是最保守的说法。一具不加包裹的木乃伊。皮肤打皱，眼角粘着眼屎，一双手像浸过海水，再在滚烫的沙上烘干似的。

“您是？”他口齿不清的说。

“龚老先生，”我说，“我叫高佑大，我是——，”

“佑大，”他说。“好名字。”

“是的，老先生，”我说，“如果我们一起喝杯酒，允许我占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话，真是感激不尽。”

我献出啤酒。

“却之不恭，生受了，”他伸手接酒。“坐。沙沙说你问起倪家？”

“是的，”我坐在他身旁。这位古人在喝啤酒。他讲述着军中旧事。乐得吱格发笑。

“那是哪次战役，老先生？”我问。

“哦，……”他含糊应着。“随便啦。”

“关于倪家？”我提起话头。

“大约是五八年，”他简单明了，不必说明那是那一世纪的五八年。“在雪曼街。对吧？雪曼街？”

“对极了，老先生，”我说。“就是这个地址。雪曼街一一三号。”

“我的脑袋很灵光吧，”他洋洋自得的点着头。笑开嘴。没有真牙，也没有假牙。只有粉红色的牙床。

“是一九五八年吧？”

“可能更早，”他说。“我告诉你倪家的一点趣事。他们的名字中间，全沾着英文字母里的‘G’字。一家的‘G’。”

“倪金娣，”我说。“倪主瑞。”

“对，”他说。“父亲，倪乔棋。母亲，倪筑筑。另外两个儿子：倪盖洛和倪戈登。还有一个女儿：倪葛蕾。”

“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老先生。”

“那还用说，”他说。“我的脑袋绝没问题。”

“他们都怎么了？”我问。“姓倪的这家人？”

“哦……”他说，“当然啦，老一辈的，乔棋和筑筑全过世了。小一辈的，也都散了。金娣，听说是唯一留下来住在这里的。”

这不是好消息。倘若这位老人记忆精确。那么，倪金娣是主瑞的姐姐属实无疑。

“龚老先生，”我说，“您对倪家怎么如此清楚？”

“哦，”他缓缓说道，“我过去常在他们家打杂。都是些小工散活儿。我第三任太太，茉莉，哎不是——婉黛；对，婉黛——她像母亲待孩子似的。”

“您不记得倪主瑞的事吧，龚老先生？”我问。“也是其中一个儿子？”

“倪主瑞？”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雾。“一定是中间那个孩子。后来去当牧师，对。离乡背井的。不能怪他。”

“当然不能怪他，”我热切的说，“您不记得主瑞的事了？任何特别的事？”

“挺帅的小伙子，”他说。“高、壮。喜欢女孩。爱玩足球。有点……”

他突然停顿。

“有点？”我一旁怂恿。

“我记不太得了。”

“有点好还是有点坏？”

他盯着我，眼睛陡地清亮，尖厉，坚定起来。

“我记不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