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他仍然戴着那顶皮制鸭舌帽。帽子歪戴在他左侧的脑袋瓜儿上。他左耳上方的帽子上,有一个圆洞,左侧的脸颊满是烧焦的黑色伤痕。

他的脑袋由于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而歪向了一侧,我试图将他推直,但是,他的脑袋又滚向了另一边的肩膀。他的双手从方向盘上滑落下来,垂到了身体的两侧,手上的指甲乌黑。

我用一只手,把他固定在了座位上,另一只手搜查他所有的口袋。他防风夹克的侧面口袋里,装有一个闻起来有汽油味道的防风打火机,一个廉价的木质烟盒,里面有半盒棕色麦草纸卷的香烟,还有一把四英寸长的弹簧刀。他的李维斯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装有一个破旧的鲨鱼皮钱包,里面塞的都是十八到二十美元的小额钞票;还有一个近期签发的加州汽车驾驶执照,驾驶员名叫劳伦斯·贝克尔。

汽车驾驶执照上写的地址,是洛杉矶斯吉德街道边上的一个廉价旅店。这不可能是他的地址,劳伦斯·贝克尔也不可能是他的名字。

死者身上的李维斯牛仔裤左侧口袋里,有一把装在人造革套子里的脏梳子。另一个口袋里放有很沉的一大串车钥匙——各式各样的车钥匙,从雪弗兰到凯迪拉克,还有一本旧书,书名是《街角的纪念品,鸡尾酒和牛排,纳维斯塔以南的101高速公路》。他的防风夹克下面,只穿了一件T恤衫。

汽车仪表盘上方的烟灰缸里,丢有几个大麻烟的烟蒂,但除此之外,整个车子里非常干净。搁物箱里连一张注册卡片都没有,更不用说十万美元小额面值的钞票了。

我把物品放回到死者的口袋里,将他的尸体靠在椅子上,甩上车门,以防他滚落出来。上车之前,我又回头看了司机一眼。林肯的车灯依然亮着,空转的引擎照旧从排气管里,持续地释放着水蒸气。方向盘前死去的男子,看起来好像正准备开始一段,目的地是另一个城市的长途行程。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的斯图贝克,停在了加油站的油泵旁边。格雷夫斯和艾伦·塔格特站在一边,看到我开近,他们跑上前来。两人脸色苍白,但都透着兴奋。

“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点头说道,“我们缓慢地开走,看到他停在角落。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那家伙戴了一顶帽子,身上穿着皮风衣。”

“他现在还是那身打扮。”我笑着说。

“你看到他经过身边了?”艾伦·塔格特的声音紧张得如同耳语。

“在遇到我之前,他就驱车驶出了高速公路。”我点头说,“他现在正在旁边的一条路上——正坐在车里,脑袋里有一颗子弹。”

“噢,天啊!……”阿尔伯特·格雷夫斯惊叫道,“你没有朝他开枪吧,卢?”

“是别人开的枪。枪响之后大约一分钟,一辆米色的敞篷汽车,从旁边的那条路上开了出来。我认为开车的是个女人。她朝洛杉矶方向开去了。你确认他拿走了钱?”

“我看着他捡起来的。”

“钱现在不在他那儿了。这意味着可能是两种情况之一:打劫或是被同伴出卖。”我脸色铁青地分析起来,“如果他被打劫,那么,他的同伴就拿不到那十万美元;如果是同伴出卖了他,那么,他们也会出卖我们。无论哪种情况,对拉尔夫·辛普森来说,显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艾伦·塔格特问道。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回答他:“我们不能再隐瞒真相了。让警方悬赏追查。我去跟辛普森夫人商量一下。”

“注意,伯特,我们必须低调处理开枪事件,至少不要见报。”我严肃地说,“如果是他人打劫的话,绑架者的同伙,会怪罪于我们,那么拉尔夫·辛普森就算完蛋了。”

“这帮浑蛋!……”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的声音低沉阴郁,“我们必须立场强硬。如果让我抓到他们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有的只是躺在租来车子里的一个死人。”我摇头苦笑着说,“你最好先去找警长。他也做不了什么事,但这会是个好的姿态。然后,再通知高速巡警和联邦调查局。能动员的人越多越好。”

我放开了紧急制动,让车子向前滑动了几英寸。阿尔伯特·格雷夫斯从窗户前面退后了几步,对我问道:“你要去哪儿,卢·阿彻先生?”

“去做一件可能是徒劳无获的事情。”我懊恼地说,“辛普森的情况,看起来会很不妙,而我也很可能,遭遇同样的下场。”

我沿着高速公路开了五十英里,到达了纳维斯塔。高速公路在此变宽了两倍,成为镇子的主街道;两旁排列着汽车旅馆、客栈和三个剧院门脸,它们的灯光照亮了街道。其中的两个剧院门脸上,打着墨西哥电影的广告。自从罐头厂关闭以后,墨西哥人以种地为生,而镇子里其他人的生活,则仰仗了墨西哥人和渔船船队。

我在镇子中央的一个雪茄店前停了下来。这家店的业务,已经远远超出了卖雪茄——枪支、杂志、渔具、生啤酒、文具、棒球手套、避孕药和雪茄,在这里一应俱全。大约二十来个留着油腻的鸭尾巴式样发型的墨西哥男孩儿,正在店里进进出出。

一部分人被店后面的游戏机所吸引,一部分家伙跑去看街上的女孩儿。那些女孩儿们浓妆艳抹,着装暴露,在街上引起了一阵骚动。男孩儿们有的吹着口哨,有的装酷,还有的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将一个男孩儿叫到路边,问他“角落”在哪里。他跟另一个墨西哥同伴商量了一下,两人一起指着南边。

“一直走大约五英里,在通向白滩的道路上。”

“那儿有一个红色的大牌子,”另一个墨西哥男孩儿说,他兴奋地用双手比画着,“你不会错过的。”

我谢过了他们。他们弯腰微笑,并且点头致意,倒像是我帮了他们的忙。

“角落”酒吧红色的霓虹灯,位于高速公路右侧一座低长建筑的房顶上。建筑后方的岔路口上,一个黑白路标正指向“白滩”。

我在建筑物旁边的柏油停车场里停下了车子。停车场里还有八、九辆车子。一辆拖车停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透过半遮半掩的窗子,我看到几对情侣正坐在桌前,还有几对在跳舞。

我走了进去,左侧是一个空无一人的酒吧。右侧是餐厅和舞池。我站在入口处,装作正在找人。

那所房间太大,舞池里的人很少,气氛冷清。舞曲是从自动唱机里面传出来的。房间的后部,有一个空荡荡的乐队舞台。这里呈现的是黏脚的地板、摇晃的桌子、宿醉的味道,还有破旧的装修。

顾客们感觉到了房间里的压抑。他们的脸上,极力寻求着笑容和欢乐,但是却找不到感觉,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空洞的表情。

房间里唯一的女招待,向我走了过来。她有着深色的眼睛、柔软的嘴唇和姣好的身材。那个女人看上去约莫二十岁的样子。你可以从她的脸和身体上,读到她全部的历史。她小心翼翼地走着,仿佛脚很痛的样子。

“您要一张桌子吗,先生?”

“谢谢,我想坐在吧台前面。”我冲年轻女人点头致意,“或许你能够帮我一个忙,我在找一个在棒球场上认识的男子,我还没有看到他。”

“他叫什么名字?”

“问题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跟他打赌欠了他的钱,他说会在这儿见我。他是个小个子,大约三十五岁,穿了一件皮风衣,戴了一顶皮制的鸭舌帽。他长着蓝色的眼睛,鹰钩鼻子。”

他的脑袋上还有一个窟窿,我心里暗暗说道。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他好像叫埃迪什么的。”那个年轻女人笑着点头说,“有时候,他会过来喝一杯,但是,今天晚上他不在这里。”

“他说会在这儿跟我见面。”我嘟囔着,“通常他什么时候过来?”

“晚些时候——大约午夜前后。他开着一辆卡车,对不对?”

“对,蓝色的。”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就是那辆,我在停车场见过。”年轻女招待说,“几天前的晚上他来过,用我们的电话,打了一个长途,那是三天以前。老板挺不高兴的——因为电话超过三分钟后,你就不知道应该收多少钱了。但是,埃迪说是对方付费,所以老板就让他走了。你到底欠了他多少钱?”

“很多。你知不知道,他往哪儿打的电话?”我激动万分地问道。

“不知道。那毕竟不关我的事。与你有关系吗?”

“我只是想跟他取得联系,然后,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他了。”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钱留给这里的老板。”

“他在哪里?”我环顾四周问道。

“他叫西科,在吧台后面。”

坐在桌前的一个男子,举起酒杯向那名女招待示意,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我则走进酒吧。

酒保长着一张痩长的脸,他头发微秃,下巴松弛。在空荡荡的吧台前站了一个晚上,这让他的脸更长了。

“你要喝什么?”他冷冷地问我。

“一杯啤酒。”

酒保的下巴又拉长了一寸。

“东部的还是西部的?”

“东部的。”

“三十五美分,包括音乐。”他的下巴缩回了一些,“我们提供音乐。”

“我可以再要一个三明治吗?”

“当然,”他近乎是欢快地说,“要什么样子的?”

“腌咸大肉赔上炸鸡蛋。”

“好的!……”他透过敞开的门,向女招待示意。

“我在找一个名叫埃迪的男子,”我说,“几天以前,他给我打过长途电话。”

“你从拉斯维加斯过来。”

“刚从那边过来。”我点头说。

“那边的生意怎样?”

“不太好。”

“太糟糕了,”他愉快地说,“你找他干什么?”

“我欠他钱。他住这附近吗?”

“对,我想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调酒师傅摇头晃脑地苦笑着说,“他跟一个年长的金发女子,来过这里一、两次,那可能是他的太太。今天晚上他也许会来。你待在这儿别走。”

“谢谢。我会的。”我冲酒保点了点头。

我拿着啤酒,坐到了窗户跟前的一张桌子前面。从那里我能看到停车场和主入口。一会儿,女招待便端来了我要的三明治。我付了钱,但她还不愿意离开。

“你要把钱留给老板吗?”

“我再想一想。”我微笑着说,“我要确定,他能不能拿到钱。”

“你很诚实,不是吗?”

“你知道打赌输了,不付钱的下场吗?”

“我感觉你是个赌徒。”她突然急切地朝我俯身过来,“听着,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跟一个训练骑师约会。她说训练骑师说,明天三道的‘厄运’肯定能够赢。你会赌它赢第一名,还是前三名?”

“省着你的钱吧,”我冷淡地说,“你斗不过他们。”

“我只赌有把握的。这个男孩儿——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说‘厄运’肯定能够赢。”

“算了吧。”我语气冷淡地摆了摆手。

她怀疑地抿起嘴巴,看着我说:“嘿,你是一个奇怪的赌徒。”

“好吧,”我递给了她两美元,“去赌‘厄运’会赢吧。”

她惊讶地看着我说:“唉,谢谢先生,但是,我可不是在向你要钱。”

“这总比输你自己的钱要好一些。”我冷笑着说。

我有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三明治的味道尝起来不错。在我吃着的过程中,陆续来了几辆车。一伙年轻人说笑着进来了,酒吧的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然后,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停车场。那是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挡风玻璃旁边红色的探照灯,像一个疼痛肿胀的大拇指。从车里出来的人,身上穿着像棒球裁判制服一样的便装,右侧屁股上方,有枪支磨出的褶皱。当他来到入口处的灯光下时,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是圣特雷莎的那位副警长。

我飞快地起身出了门,来到了酒吧尽头的男卫生间,反手锁上了门。我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开始反思,我考虑得不够周全。我不应该将那本地址簿,留在埃迪的口袋里。

我用了十来分钟,盯着卫生间的灰泥墙壁,阅读上面的涂鸦。

“穷汉约翰,拉丁人,一百二十米跨栏冠军,迪尔伯恩高中,密西根迪尔伯恩市,一九四六年”

“富兰克林·P·施耐德,俄克拉荷马奥色治郡。谢谢你,又聋又哑的人。”

墙上其余的东西,则是卫生间常见的涂鸦,配着粗糙的线条画。

房顶上光秃秃的灯泡,照着我的眼睛,我头脑感觉一晕,坐在那里睡着了。一个长长的、走廊一样的房间,倾斜着通向了地下。我沿着它,走向了城市地下的,一条肮脏的河流。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必须蹚过那条充斥着粪便的河流。好在我脚上踩着高跷,身上裹着玻璃纸,这让我得以不受污染地涉水而过,来到河对岸。

我扔掉了兼做拐杖的高跷,登上了镀铬的电梯,那部电梯闪闪发光,好像地狱的模样。电梯缓慢而平稳地上升着,带着我穿越层层罪恶,在一个玫瑰花环绕的门前,忽然停了下来。

一个身穿条纹棉布制服的女佣,为我打开了门,嘴里唱着“噢,这是家,甜蜜的家”。我走进一个石头地面的广场,门在我的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那是城市的中心广场,但是,广场上只有我一个人。天色已经晚了,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一束孤独的黄光,照在被踩得光滑的人行道上。我走动的时候,听得到自己脚步声的孤独回音。四周房子的轮廓,如同风暴将至前的森林。门又“咣当”作响了一声,我睁开了眼睛。一个金属物体在敲击着卫生间的门。

“浑蛋,快开门!……”副警长大声说,“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滑开门闩,把门一下子拉开,问:“你很急吗,警官?”

“原来是你。我猜可能就是你。”他的黑眼睛和厚嘴唇透着得意。他手里拿着一支枪。

“我可早知道就是你,”我说,“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此高调宣布。”

“也许你有自己的理由,对我们保持沉默,对不对?也许你有理由,等到我进来的时候,躲在这里。”副警长一脸严肃地说,“警长认为,这件案子是内部人员干的,他会希望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就是这个人,”酒保在他的耳边说,“他说埃迪给他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

“你对此作何反应?”副警长朝我喝问。他在我面前晃动着枪。

“进来关上门。”我没好气地说。

“是吗?把你的双手放在头上。”

“我可不会那样做。”

“把双手放在头上。”副警长用枪指着我的心口。

“你身上带着枪?”他开始用另一只手来搜我的身。

我退后一步躲开了他,冲副警长说:“我带着枪,但是不能给你。”

他又向我走了过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阻碍警官执法。我很想拘捕你。”

“你好像很有脑子。”我冷嘲热讽地开了口。

“浑蛋,少他妈的开玩笑。”副警长冲我断喝一声,“我只想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只是在好好享受。”

“你不肯交代是吗?”他严厉地说,样子很像漫画里的警察。他举起不拿枪的那只手,向我狠狠地扇了过来。

“住手!……”我说,“不许碰我一个指头。”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从来不喜欢杀警察。这会成为我的污点。”

我们四目相对地僵持着。他举起的手停在空中,然后渐渐地放了下来。

“把你的枪拿开,”我说,“我不喜欢被无端威胁。”

“没有人问你喜欢什么。”副警长严厉地说。

但是,他的怒火已经消了。他黑色的脸上是愤怒、疑问、猜疑与迷惑的复杂表情。

“我来这儿的目的,其实跟您一样,警官。”

我开口了,这样说并不容易,但是,我努力说了出来。

“我在埃迪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地址簿。”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副警长警觉地说。

“是那个女招待告诉我的。”

“是吗?……”副警长嘟囔了一句,接着转首望着我,问道,“酒保说,他给你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

“我在骗那个酒保。明白吗?”我大声说,“那是一个骗局。我在骗他。”

“那么,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死者的名字叫作埃迪,他开了一辆卡车。他有时来这儿喝一杯。三天前他在这里,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而三天之前,辛普森就在拉斯维加斯。”

“你不是在开玩笑?”副警长诧异地瞪着我。

“我不会跟您开玩笑的,警官,就算我能够做得到。”

“天啊!……”副警长激动万分地尖叫起来,“一切都对上了,不是吗?”

“我从来没有发觉啊,”我说,“谢谢您给我指出来。”

副警长愤愤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收起了自己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