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可怕日子的晚上，孩子们睡着之后，我跟丹齐在花园里抽烟。我们走来走去，裹紧身上的大衣。我回来后没多久，布兰斯比先生就把查理·弗兰特叫了过去，之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了。有人叫埃德加·爱伦去把他朋友的东西收拾收拾，送到布兰斯比先生住的那边去。

“据说已经抓了一个人了。”丹齐轻声说道。

“谁？”

“不知道。”

我低下了头。“凶手为什么要残害尸体呢？”

“要真是仇杀的话，复仇的人是不可理喻的。”

“确实，可为什么是手呢？”

“在阿拉伯，他们会砍下贼的手。这里从前也有人这么做，或者相似的做法。像你描述的那样把手砸烂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杀死弗兰特先生的凶手也许认为他是个贼。”

我们的烟斗滋滋地响着，喷出一团团烟雾。走到花园尽头后我们掉头，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房子。

丹齐叹了口气。“无论如何，这件事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要是把我当朋友的话请不要介意我的直白，我建议你最好嘴巴闭紧点。”

“非常感谢你的友好。可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弗兰特家族很显赫。大树倾倒，会把树下的小草也压死。”他抽了口烟斗，“你被叫去指认尸体已经很不幸了，你根本就不该卷入这种事情中。”

我耸耸肩，想装作已经忘掉了早上那血淋淋的场景，可是完全没用。“我们进去吧，太冷了。”

“随你。”

他的语气里似乎透着一丝遗憾。我们慢慢地走回房子——非常慢，因为他的脚步很拖沓。今晚的月亮很亮，我们的脚步踏碎了草地上的银色月影。房子矗立在我们面前，一轮圆月高挂在草坪上空。

丹齐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托马斯？我可不可以这样叫你？你可以叫我艾德。我不希望——”

“嘘，”我说，“看——有人在看我们。看到没？左侧的第三间阁楼房。”

那扇窗户属于莫利和奎尔德及查理·弗兰特的房间。我们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就钻进了屋子。

“月光真是具有神奇的力量。”丹齐说。

我摇摇头。“我看见了一张脸。就那么一刹那。”

我以为那晚我会在噩梦中回到雅各布·奥顿的棚子里，看到屠杀现场，结果一夜无梦。

白天，学校就是最好的药物。接下来的几天，日子风平浪静，仿佛没发生任何事。不过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外面传来。被捕的是那个自杀的建筑商欧文斯的兄弟，据说他已因愤怒而失去了理智。好几位可靠的证人听到他发誓要对付亨利·弗兰特，他认为弗兰特要对他兄弟的自杀负责；他是个暴力分子，曾经因为怀疑邻居对他老婆献殷勤而杀了对方。可是第二天，治安官又宣布释放了他。因为后来证实他当天晚上在叔叔家喝酒，还跟侄子们睡在一起；他的家人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问讯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不过让我和布兰斯比先生都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没有叫我去做证。弗兰特先生的机要秘书，一个叫阿戴尔的人，认识他二十多年了，毫不迟疑地确认了尸体就是他的老板。陪审团最后裁定，这是一起不明身份的单人或者多人实施的谋杀案。

尽管弗兰特先生死得很惨，却没有多少人因此悲痛或对他的遗孀表示同情。随着维文赫银行倒闭的消息及其原因传播开来，媒体上全是谴责之词。

弗兰特先生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不过我听说数目在二十万到五十万英镑之间。很多客户因为信任维文赫银行的名声，又指定维文赫先生和弗兰特先生作为他们的财产受托人。之后，弗兰特先生在百分之三的金边债券市场投入了成千上万英镑购买股票，近三年里，他又伪造授权，卖掉了这些股票。维文赫先生签署了这些文件，不过他显然不知内情。所有这些文件上的第三名合伙人，同时也是另一位财产受托人的签名，以及见证人的签名，全都是伪造的。这一买卖得来的收益全归弗兰特先生所有，用来支付银行客户的利息，以防止信用遭到怀疑。

弗兰克先生的秘书阿戴尔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丹齐认为这人选择跟警方合作是为了避免刑罚。）阿戴尔证实银行因卡斯沃尔先生的撤资而遭受重大打击，他还证实银行为多家投机建筑商提供了贷款，并提供很大的优惠。为了保证已贷出的款项最终能被偿还，弗兰特先生还决定追加供款。另外，说弗兰特先生嗜赌成性造成破产的传言依旧不绝于耳，说他在一些私人赌场的牌桌或色子桌上输掉了大笔钱财。

“凶手只是帮了刽子手一个忙。”丹齐说，“即便弗兰特没死，也会因伪造签名罪被抓，送上绞架。”

一时间，关于弗兰特夫人是否秘密参与了她丈夫的计划也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觉得她涉案甚重，罪加一等，因为她不仅是一名合伙人的妻子，还是另一名合伙人的侄女。不过这个观点并非人人赞同。

“男人从来不跟老婆聊生意。”丹齐反驳道，“不，她的罪过仅仅在于牵连到了此事中。只要可能，公众更喜欢找一个活着的替罪羊。”

糟糕的是，没有一个人为弗兰特夫人说话。卡斯沃尔先生给她提供了住所，但在这件事和其他所有事情上始终保持沉默。据说她发高烧病倒了，精神因为丈夫的罪行败露和惨遭杀害这样的双重打击而彻底垮了。

至于查理，这些天来他晃晃悠悠，就像个机器人，我在想布兰斯比先生是不是要把他赶出学校。男孩们真是捉摸不透的生物。我还以为其他同学会折磨他，让他为他父亲的罪过受罚。可他们只是不搭理他。实际上，他们不忽视他的时候甚至对他挺好的，虽然有些笨拙。他看上去像是生病了，其他人也就真把他当病人对待。埃德加·爱伦更是几乎不离朋友左右。这个年轻的美国男孩对朋友嘘寒问暖、温柔细心，不像是这么大的普通孩子能做出来的。

莫利和奎尔德就不具备嘘寒问暖的能力，他们连通常的体面都做不到。有一次我碰巧看到他们跟爱伦和弗兰特在教室一角大打出手。莫利和奎尔德年纪要大得多，也壮得多，那场面都不是打架而是屠杀了。这一次我插手了，当场狠狠地抽了莫利和奎尔德，并命令他们晚上下课后等着，我要再打他们一顿。

“老师，您确定要这么干吗？”莫利低声问道。晚上我比预计时间晚到，那两人倒是按时出现了。

“我要一直把你们揍到再也露不出无礼的阴笑为止。”

“老师，是不是因为那天奎尔德和我看见您和丹齐了？”

“奎尔德和我，莫利，奎尔德和我，这个词要成复合主格代词了吗？”

“你们在树下抽烟。”

“你们这对爱哭鼻子的偷窥鬼，该死的。”我怒气上涌，吼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上床睡觉，莫非在祈祷？”

莫利竟然斗胆不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们看到你们俩不止一次了。”

我盯着他看，怒气一下子消失了。对付男孩子的时候得有点脾气，可是毫无节制的怒火就会显得可怜了。

“趴下。”我命令道。

他没有动。“老师，也许我该向布兰斯比先生报告，我们必须听听良心的声音。他可是很厌恶——”

“如果你想，就去布兰斯比先生那里说吧。”我说，“不过首先你得趴下去，我要让你尝尝你从没尝过的滋味。”

莫利那张大脸上的恶毒笑意消失了。“请允许我说一句，老师，这是很不明智的举动。”

他说这话时还一字一顿的，不过当我反手一拳揍在他嘴巴上的时候，出来的声音就成了尖叫。他想反抗，但我一把抓住他的喉咙，抓着他转了个圈，把他扔到了行刑的椅子上。他不敢动了。我掀起他的衣服下摆，抽了起来。现在我不生气了，我很冷静，很有计划。绝不能让男孩子这么傲慢无礼。等我住手的时候，他几乎走不了路了，只能靠奎尔德搀着。

不过这事还是让我后怕，虽然莫利和奎尔德确实欠揍。我从没对男孩子下手这么狠过，也从没情绪如此失控。我怀疑是不是受了亨利·弗兰特谋杀案无形的影响。

这时我还没意识到莫利可能比我更了解丹齐，后来我才发现他说那些话是另有所指。

谋杀案之后的第九天，十二月四日，星期六，我被叫到布兰斯比先生的私人房间。屋里还有其他人：卡斯沃尔先生那硕大笨拙的身体几乎要从桌子边的扶手椅上溢出来，他女儿端庄地坐在火炉前的沙发上。

我一进去，卡斯沃尔先生就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手里打开的怀表。“你得赶快，”他说，“否则我们就没法在天黑前赶回城里了。”

我惊恐地挨个儿看着他们。

“你要送查尔斯·弗兰特到卡斯沃尔先生家去，”布兰斯比先生说，“他父亲星期一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