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独自坐在客厅里，脸庞在烛光下泛着金色光芒。我赶紧把脸转过去，懊恼怎么不少喝点。

“你要喝茶吗？”她问，“要给卡斯沃尔先生也倒一杯吗？”

“我觉得他不会过来了。”我声音大得吓了自己一跳，于是再开口时就很小心了，“李夫人和卡斯沃尔小姐休息了吗？”

“她们在书房。李夫人记起来有本书中描写了科利尔兰苑的风景。不过她们去了挺久了。”

我回应说卡斯沃尔小姐对自己未来的幸福家园十分好奇是可以理解的，接着端起茶坐在沙发上喝了起来。这间屋子很大，但很冷，只是样子好看，却并不舒服。酒劲儿带来的亢奋已消退，此时我情绪十分低落，同时很不清醒。索菲的沉默让我焦躁。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准则可参考的。上帝啊，我多想跪在她面前，把隐隐作痛的头放在她的腿上。我把茶碟和杯子放下，发出咔嗒一声响动。

“索菲。”

她盯着我，神色紧张，近乎震惊，仿佛前天发生的事情对她来说不值一提，抑或只是我臆想中的梦罢了。

“我想知道，”我说，“那件事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先生，你喝醉了。”

“我想娶你。”

她摇摇头，再开口时声音极低，我必须仔细听才能听清。“不可能的，希尔德先生，我必须为查理着想。过去的就过去了，我真的很后悔，不过我求您千万别再提那件事了。”

卡斯沃尔小姐的声音从走廊里传了过来，她在跟李夫人说话。“科利尔兰苑的西边侧翼太局促了，一定得重建。我会跟乔治爵士说的，慢慢来吧。”

于是，当女士们边喝茶边谈论科利尔兰苑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放肆和虚伪都遭到了报应。先是放肆：对于索菲娅·弗兰特这样的淑女来说，在一个冬日午后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失去控制是一回事，可要她嫁给一个在私立学校当老师、勉强维持生计的药剂师的儿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还不是我在这件事上遭受的痛苦的全部。索菲彻底的拒绝还唤醒了我对路易斯皮奇上校的嫉妒，甚至加倍了。

接下来是虚伪。我对她也不是那么坦白的，先不说我没告诉她我对亨利·弗兰特还在世的怀疑；也没告诉她她丈夫是个贪污犯和谋杀犯；更别提那个他有可能就在我们周围几英里之内的推测了。我对她的欲望让我故意将无辜的索菲放到重婚的危险之中，这不仅是法定的罪行，也是上帝不会饶恕的。

对，连我都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第二天是个礼拜天，我们大家都到弗莱克森·巴夫拉教堂去做礼拜，诺克先生和卡斯沃尔先生觉得太累了，就都留在了图书室，坐在火炉边互相做伴。我们到教堂时路易斯皮奇兄弟已经到了，不过家里的女眷没来。虽然我们没坐在一起，但我也看到卡斯沃尔小姐和乔治爵士，索菲和上校不停地眉目传情。

回家的路上，卡斯沃尔小姐说：“可怜的约翰逊夫人！”

“我听说她又不舒服了？”索菲问。

“乔治爵士说她得了扁桃体炎，喉咙肿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本来还想过一两天就上门来谢谢我们呢，可现在只能推后了。仆人们被要求不要声张。”

这一路很颠簸，马匹和车轮都不时在冰冻的路面上打滑。卡斯沃尔小姐说：“幸好爸爸没跟我们一起来。谁能想到路况这么糟糕？”没人回答，事实上一路都没人再说话了。

那一整天索菲都躲着我。就算我们必须打照面，她也不看我的眼睛。我便把气撒在孩子们和仆人们身上。虽然说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幸，可以我的经验，当不幸来到前门的时候，理性早从后门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