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星期三，我知道温度回升了几度，因为我罐子里的东西没结冰，窗台上的冰也薄了一点。八点，我被人领到了马厩，一名马车夫已经坐在双轮马车上等得不耐烦了。

很快我们就叮叮当当地从后门上路了。车行的速度受冰雪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后来又下起了绵绵细雨，雨被风吹上脸颊，犹如蛇信子乱舔。我扭着头，最后望了一眼蒙克希尔山庄的窗户。上了大路之后速度稍微快了一点，可还是轻松不起来。我缩在雨篷下，忍受着潮湿而痛苦的旅程。马车夫几乎一言未发，对我的搭话只用一两个词打发。他的脖子很显眼，简直跟头一般粗，看起来很怪异：只看肩部以下还像个人，肩部以上就像只爬虫。

终于，格洛斯特的尖塔和高楼出现在视野里了，铺满白雪的屋顶在一月阴霾的天空下有些抢眼：现在就算是天堂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到了西门大街，车子又路过了芬德尔宅邸，在这栋整齐现代的建筑里的一个小房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继续往前走，我看到了舞会当晚，索菲和我发现约翰逊夫人醉倒的银行大门。

越靠近十字路口，街上的车马人流就越多。我们被堵住了，等拐弯到南门大街的时候，马车夫开始低声诅咒着。好不容易慢慢挪进了贝尔酒店的院子。车夫拉着缰绳不动，呆呆地盯着马头，等着我叫打杂的过来或者自己搬行李。我招手叫来一个男孩，他殷勤地跑过来拎起了我的行李。我行李旁边还有一个硕大的皮包。

“那个别动，”车夫瞥了一眼小男孩，“那是我的。”

我没打算住在贝尔酒店，这是卡斯沃尔一家经常来的地方，我朝下北门大街上的黑狗旅店走去。我的小搬运工一路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几分钟后我就订好了一个房间，绅士地坐在炉火边。吃完饭我感觉好多了，吃饱肚子再思考未来比饿着肚子要强多了。

很快我就发现装衬衫的包落在马车上了。我赶紧赶回贝尔酒店，希望那个马车夫还没往回走，我简直怀疑那家伙是故意想让我落下的。不过我冤枉他了，马车在贝尔酒店的马车房角落停着，我的包还原封不动地待在原处——之前为了避雨我把它塞在了座位底下。马车夫却不见了。

“租了匹马走了。”酒店的马车夫告诉我，“他可得冒着雨骑了。”他吐了口唾沫，冲我咧嘴一笑，“不过那家伙也没法更糟了，对吧？脸都淋花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位于布斯霍尔酒店的办事处，很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去伦敦的常规车的厢内票，明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出发，晚八点到舰队街。我早早上了床，订了早上五点的叫早。一夜无梦，直到被敲门声惊醒。

常规车是辆轻便邮车，所以速度不快，车厢内只能容纳四位乘客。幸好这班乘客都跟我一样不大爱说话——一位去诺思利奇的敦实农夫，一位回牛津大学的牧师和一位抿着嘴、不停打毛衣的老太太。其他两位下车后，就只剩这位打毛衣的老太太和我一去坐去伦敦了。一路上我要么看书，要么打瞌睡，要么盯着窗外的风景发呆。

马车奔驰在冬季荒凉的大地上时，蒙克希尔山庄里发生的一幕幕又像戏剧般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感到极度迷茫，第一次开始考虑长远的未来，可是看到的只有绝望，而我毫无办法。我对自己说，至少我还有份工作，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和能填饱肚子的工资。

到达伦敦时，最后一丝日光早已消失。大都市熟悉的臭气和各种味道缓缓渗进了车厢。伦敦西区的煤气灯在雾气中睁着迷蒙的眼睛，织毛衣的老太太在皮卡迪利广场下了车。我又往东坐了一英里，在波特因屯街下了车。这辆车的终点在舰队街。

在酒店的院子里从车顶卸行李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竟是爱德华·丹齐。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我说，“最近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就这些行李吗？”

“是的。”我很困惑，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你是怎么知道我坐这趟马车的？”

“我猜的。”他说，“碰碰运气而已。”

“我——我不明白。”

丹齐此时展现出的是他严厉正经的那一面。“我们得谈一谈，托马斯。不过不是现在。”

我把行李寄存在办事处，跟着丹齐走进了阴暗喧闹的夜色中。他抓着我的手臂领着我穿过雾气，来到法院巷转进去一条街上的一家坐满了律师行职员的小餐馆。直到坐进隔间等上菜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好好地打量他。我立刻发现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额头上那两条竖纹比我记忆中的要深多了。

隔间很私密，周围嗡嗡的说话声反而帮助我们跟外部世界隔开了。我强压下好奇心，先赶紧点了牛排和黑啤。其实我已经吃过晚餐了，但我的胃适应了卡斯沃尔家的作息。

“好了。”我说，“告诉我你是怎么接到我的？我可没什么不高兴的啊——正相反，再也没有比旅程结束时看到朋友的脸更让人高兴的了。”

桌子对面的丹齐忧郁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恐怕这不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面。”

“我不太明白。”

“布兰斯比先生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信，是卡斯沃尔家的用人骑马送过来的。”

“从蒙克希尔山庄？”

他点点头。“还能从哪儿？这人日夜兼程，到斯托克纽因顿时都累得站不住了。就是他跟我们说你会从格洛斯特回来，可能会坐哪一趟车的。不过——”

我们点的酒水来了，他停住了话头。

等服务生走了，我说：“卡斯沃尔先生派的人是个马车夫吗？罗圈腿，粗脖子上长了个小脑袋的家伙？”

“是的，你认识他？”

“那肯定就是把我送到格洛斯特的家伙。”

“很有可能。”丹齐推了推假发，挠了挠额头，“托马斯——这话真难说出口。布兰斯比先生读完信后大发雷霆。他破口大骂，我在学校的另一边都听得清清楚楚。最后他把我叫了过去，把那封信给我看了。”

我默默地坐在那儿看着他。我没说话，因为实在无话可说。

“他，也就是卡斯沃尔先生，指责你疏于职守，说你过去后很少教孩子们功课，就知道和他们玩，还鼓励他们做些愚蠢的恶作剧，等等。”他抬起手阻止我的辩驳，继续道，“他还控诉说你经常喝得烂醉。”

“亲爱的内德——”

“还有更糟糕的，他还说你企图对女士们不轨，同时追逐卡斯沃尔小姐和弗兰特夫人两个人。”

“真是胡扯！”我终于叫了起来。可这声抗议连我自己听来都觉得很假，我感到血往上涌。

丹齐冷冷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接着说：“托马斯，我还没说最糟糕的呢。卡斯沃尔先生说，你走后不久，他发现一枚珍贵的戒指不见了，一件传家宝。”

“是有一枚戒指，”我说，“一枚纪念亨利·弗兰特的祖母阿米莉亚·帕克的悼念戒指。我碰巧发现了这枚戒指，是跟诺克先生的手下一起发现的。当时的情形是——”

“怎么发现的不重要，”丹齐插话说，“我们关心的是它是怎么丢失的。你最后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在发现它的那天晚上。在蒙克希尔山庄的小客厅里。”

“卡斯沃尔先生说你趁他和客人吃饭的时候溜进那个房间，偷走了戒指。”他停下来舔了一下嘴唇，“而且，你是不被允许进入那个房间的，他说。可是有仆人看到你从那里出来了，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那枚戒指了。”

我摇摇头。“那个给你们送信的马车夫先把我送到了格洛斯特，换句话说，卡斯沃尔先生不可能在我走之后才发现戒指不见了。要是他说的是真的话，他早就该抓到那个贼了。如果他认定我是贼，那后面的一切就都不成立。”

丹齐的脸上冒出了一线希望，但随后又死掉了。“你只能推测送你的人跟送信的人是同一个人。就算真是同一个人，卡斯沃尔先生也有充足的理由不立刻揭发你的罪行。比如因为他不想让女士们卷入丑闻，没这个可能吗？还有，他就不考虑一下布兰斯比先生的面子吗？更别提两个孩子和爱伦夫妇的感受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这么处理这件事非常得当。”

“那你显然是对卡斯沃尔先生一无所知。”

“你说这话就很没必要了，托马斯，而且很不厚道。”

“可这是大实话。”

丹齐紧咬嘴唇，脸上的表情是他要惩罚学生时的表情。他平静地说：“还有一个细节。在那封信里，卡斯沃尔先生说他发现戒指丢了之后，立刻展开了调查，一位仆人说看到你当晚用针线缝补自己的外套。这情形让他感到很奇怪，他想，通常像你这样的人是可以叫女佣帮你补的。而且那位仆人声称，你穿针引线时非常慌张，都扎到自己的手了。”

我气得一掌拍在桌子上。“这是那个老流氓卡斯沃尔跟他蛇鼠一窝的仆人一起编出来的弥天大谎。现在我明白最后那晚那些仆人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了。”

“那件外套在哪里，托马斯？”丹齐不动声色地问。

“能在哪里？不就挂在那儿嘛。”

“拿过来。”

我盯着他，不说话，各种念头涌上心头。过了一会儿，我还是从挂钩上把大衣取了过来，一句话不说地放在了桌上。丹齐掏了掏衣服口袋，然后很有技巧地一路摸下去。他的手在摸到衣服底部时突然停了下来，那里有一条从腰部到底的缝线。他慢慢抬起头看着我。

“这里有个东西。”

“也许吧。但也不能证明就是我放进去的。”我失言了：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自我辩护，就像站在被告席上的流氓所说的。我赶忙接着说：“来——我这里有把小刀，看看那是什么。”

丹齐打开刀子，用刀尖划开那条缝线。线是黑的，但其中有一部分颜色更深，看上去像是新缝的。他把手指伸进口子里，摸索着褶皱的部分。

“我想它塞进了腰缝里。”他说，“割开几针，正好形成了一个小口袋。”

他掏出了一个折成方形的纸包，放在桌上，打开。我看到纸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字，是我的笔迹，重要的是，里面包着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我伸手把它拿了起来。丹齐也没阻止我。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片糨糊。

“对，内德，这正是卡斯沃尔先生说的那枚戒指。钻石下面有一根帕克夫人的头发，看见了吗？”我把它扔在桌上。

他也不伸手去拿，而是问：“纸上是你的笔迹吧？”

“的确是。”我拿起纸片在灯光下检查了一下，上面写着“恺撒命令他的连队以冬季队形行进”，“是的，这是我布置给查理和埃德加的翻译作业。我布置的最后一次作业。看——这张纸皱巴巴的，肯定是他们做完作业后我扔掉的。”

“你的意思是，有人把它捡了去拿来包戒指，就是为了陷害你？”

“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解释。”

服务员过来了。丹齐用手套盖住戒指。我们俩都没说话，直到服务员把食物摆好后离开。

“卡斯沃尔先生要求等你到了学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你的大衣。”丹齐说，“他写道，要是找到了戒指，他就必须提起指控了。他还补充说他不愿意看到布兰斯比先生或者学校受到任何牵连。”

食物在盘子里慢慢冷去，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就像海边的海潮，一浪高过一浪。卡斯沃尔先生精心编织了一个阴谋，还逼着精明的布兰斯比先生做代理人。谁叫他拒绝牧师的建议，而是听从了一个老员工——我的婶婶——的话，接纳我，给了我一个职位呢？这件事若发展为丑闻的话，受影响的是斯托克纽因顿学校，而不是蒙克希尔山庄。

“卡斯沃尔先生在家里就是个暴君，好色之徒。”我说，“尤其是喝醉之后。有天晚上，他对弗兰特夫人图谋不轨，我上前阻止了。”

丹齐单刀直入地问：“有证人吗？”

“我想没有，除了弗兰特夫人本人。卡斯沃尔小姐和仆人们应该是听到了的，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做证的。”

“那弗兰特夫人会愿意出面澄清吗？”

“我不会让她这么做的。我不能让她这么做，内德，你应该明白的。而且，她和查理还指望着卡斯沃尔先生为他们母子俩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呢。”

“我明白。”

我拿回刀子。我们默默地吃了一会儿东西。这事要是真上法庭的话，对我会很不利。我可能被流放，甚至上绞架。我的命运现在掌握在爱德华·丹齐手里。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他一下一下地慢慢咀嚼着。丹齐，这个难以讨好的家伙，我不能逼他，也说服不了他。现在他就坐在桌边，成了我的法官和陪审团。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候最后的判决。

“我实话实说吧，托马斯。现在看起来你很有问题。”

“我不是个贼。”

两面神一如既往。“卡斯沃尔先生是一位尊贵的公民，是个有地位的人。”丹齐说，“布兰斯比先生是一位牧师，也是我们的老板。”

“布兰斯比先生一定会顺着卡斯沃尔先生的。”

丹齐没有接我的话。我知道我得加上一句：而你也得顺着布兰斯比先生。这件事的关键是：一方面，丹齐不想危及自己的饭碗；可另一方面，他的良心又很脆弱。尽管那枚戒指现在就在他的手套下面，但他又有些担心我说的才是事实。真的，我觉得他很想相信我。

“布兰斯比先生不知道你来了？”

他微微摇了摇头。

“要是卡斯沃尔先生想对我提起指控，能否成功就全看这枚戒指了。”我说，“没了戒指，就无案可报。”

“差不多。”丹齐把面前的盘子推开，“托马斯，相信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他探寻地瞥了我一眼。“要是知道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那你就按你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处理吧。”

他拿出钱包，掏出几枚硬币放在桌上，然后拿起手套，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出了隔间，其间再也没看我一眼。可是我一直看着他。他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最后戴上手套，冲服务员点点头，走掉了。

我感到眼眶发热，面对这种不公正，我本该大哭一场的。可是我没有，我只是用手盖住那枚戒指，把它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