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去喝咖啡，没洗脸，没刮胡子。我起得很晚，睡得迷迷糊糊的。

一辆关着门的黑色小马车停在街角的灯柱边，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我走近时门突然开了，一个皮肤黝黑、穿着邋遢的黑色外套的家伙探出头来，问我去考文特花园最近的路怎么走。

同时，另一个同样穿着黑色外套的人从马车的另一边绕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然后第一个人揪住我的衣领，两个人夹着我，把我推进了马车。第二个男人跟了进来，并砰地把门关上。马车马上启动了。

车里挤了三个人，几乎动弹不得更别说挣扎了。窗帘都拉起来了，黑乎乎的。第一个人用手卡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往后拽。我感到一把刀搭在了我的喉咙上。

“别动，伙计，”他低声说，“别动，否则出了事就不好看了。”

马车吱吱嘎嘎地穿过喧嚣的伦敦街道，里面正进行着一种仪式——我是深思熟虑才用了“仪式”这个词。抓我的人非常熟悉这一套，熟悉到有些漫不经心的地步了。第二个人把我的手腕绑在前面，往我嘴里塞了块脏兮兮的破布，最后把我的腿也绑在了一起。

现在我被捆成一团扔在座椅上，喉咙上还顶着把刀。没有一个人说话，小小的空间里充斥着呼吸声和人的体味。我努力想搞清楚眼下的状况，可是毫无头绪，因为恐惧妨碍了我的思维。我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自己的愚蠢，怎么还待在岗特院，没有换个名字逃到另一个城市去。又一次，我的人生成了未知，而且情形十分凶险。

马车停了下来，我听到车夫从车顶跳下，然后是沉重的铁门门闩拉开、大门打开的声音。接着马车又动了。我的头被一把抓过去，眼睛被蒙住了。马车的门开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车里的一个家伙跳了下去，一人拉一人推，一起把我拽了下去。没过一会儿，我就被两个人夹着走了。

因为双腿被绑住，我没法走路，那两个人只能气呼呼地诅咒着，把我拖过鹅卵石地面。我的靴子一路磕碰着。他们把我拽进了一个满是锯末和清漆味的地方。这时，我的噩梦进入了更可怕的阶段。毫无征兆地，我被强壮的胳膊夹着拎了起来，身体忽而横着忽而竖着，被抬起来又放下去，头上还遭到轻轻的一击。随后传来一声大笑，而且是非常自然的愉快笑声，与严峻的场合十分不协调。

“这家伙太长了，”一个人说，“看来得把他的脚砍了。”

“不用，”另一个人说，“把他的靴子脱了就行了。”

我的靴子被粗暴地脱掉了。我现在仰面躺着，胳膊、头顶和穿着袜子的脚都顶着坚硬的木板。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在了我的腿上，我不自觉地抽了一下。然后又有东西加了上来，接着是第三个。我尽量伸长了被绑着的手摸了摸，摸到了一只靴子的鞋跟。

“喂，小子。”第一个人的声音说，“这里有气眼，你可以呼吸。不过这气眼不够大，你要是傻到自讨苦吃，就不够了，到时你就喘不过气来了，知道不？所以老实点儿。”

一开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没觉得呼吸有什么问题，除了刺鼻的锯末和清漆味，以及强烈的马粪臭味。然后我听到头上几英寸的地方咔嗒一响，光线没了，一下子就有了被关起来的感觉。一阵震耳欲聋的噪声响起，耳边到处是乒乒乓乓的锤击声，声音如此之近，感觉钉子差点儿就要钻进我的身体里了。外面肯定有两三个人一起在敲钉子，在里面听起来就像在听打鼓一样，声音被放大了无数倍。他们把我钉在了一个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盒子里！

可怕的画面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试着预测了一下这盒子的形状，再把黑色的马车及那两个人乱七八糟的衣服联系起来。我明白了，这盒子不是像棺材——它就是一个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