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被活埋了。而我束手无策，只能惊恐地等待死亡慢慢降临。

抓我的人把我抬上了另一个运输工具，可能是一辆封闭的货运马车。我感觉在路上走了几个小时，不过可能也就几十分钟。没有测量工具，时间的长短全在人心里。

我努力挣扎——当然要挣扎了。可是棺材实在太小，加上我的靴子和帽子也塞在里面，空气又少，最要命的是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实在是没法动弹。我能做到的仅有从干得冒火的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还有就是拿胳膊肘顶两下棺材壁。这样弄出来的声音估计连紧靠着棺材坐的人都听不到，更别提大街上的行人了。

我的脑子差不多瘫痪了。我真希望可以吹嘘说面对危险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抽象地说，当你无法逃脱死亡的时候，确实最好去直面它。可是此时我全然没有如此高贵的想法，我要呼吸——我要活着——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马车停了下来，我朦朦胧胧地听到一阵嗒嗒的马蹄声，然后是一个冲力，接着有人敲了敲我这小小监狱的屋顶。有人在笑，是歇斯底里的尖声大笑。棺材晃动着，撞击着，剧烈地倾斜过来，再加上一阵不规则的咚咚声，我判断出现在正在上楼梯。过了一会儿棺材又被放平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不过听不清内容。

棺材里响起吱嘎声，仿如呻吟和尖叫——有人在起开盖子。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有一根撬棍伸进来太多了，差点儿插到我的头，可我的心中却爆发出强烈的幸福感。

“把那些破东西拿掉。”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摘掉眼罩。”

有人把破布从我的嘴里扯掉了，我一阵干呕，想说“给我水”，却没发出声音。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扯起来，解开了蒙住眼睛的罩子。强烈的光线射进眼睛里，刺得我呻吟出声。眼前白茫茫的我啥也看不清，于是赶紧闭上了眼。

“给他点水。”那个声音说，“然后你们走吧。”

一只手从后面托住了我的头，一个金属容器顶住了我的牙齿。一时间好像全世界都是水做的，从我的脸上哗哗流过，顺着衣领、脖子一直往下流，灌满了我的嘴并呛进了喉咙，差点儿呛死我。然后杯子被拿走了。

“还要，”我声音沙哑地喊叫着，“还要。”

杯子又回来了。我虚弱得都喝不到足够的水来满足自己。

“你们走吧。”那人命令道。

我听到一阵脚步声——有两个人——还有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我的睫毛上沾着水珠，不知是刚才那个金属杯子里的水还是我的眼泪。我一点一点慢慢地睁开因光线太强还紧闭着的眼睛，看到了塌陷的天花板上满是裂缝，泥灰掉了很多，露出里面的木条。

“坐起来。”那声音说。

我用被绑住的手支撑着棺材沿儿，费了半天劲，终于坐了起来。先是看到一顶像绞刑法官戴的那种黑色天鹅绒帽，以及帽子下那一大团乱蓬蓬的灰白头发。视线往下移，在差不多平视的高度我看到了那张脸，是意料之中的人。

“艾弗森先生，”我叫道，“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

“等一下你就会舒服点了。”他从轮椅里往前探，仔细观察我的脸，“尽量扭一扭四肢。往后靠一点，再往前。是不是感觉好多了？还想喝水吗？”

这次我贪婪地喝了起来，等我喝完，艾弗森先生又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水壶再给我倒满。这个跛子像以往一样穿戴整齐。一身飘逸的长摆黑衣，衣摆上有用褪色的金线绣的降神术符号。他的手杖正顶着棺材底，桌上摆着一把袖珍手枪。

我四下张望，发现屋里不止我们俩，窗边还有一个背对着我们坐着的人。他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褐色外套，头戴一顶老式三角帽。

“你真是个傻瓜。”我的主人和蔼地说，“你不该回去的，你应该远走高飞。去七面钟街打听可不安全，你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给了你暗示。不过我想，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是不懂得接受教训的。”

“暗示？”我的怒气爆发了，“你把那些恶棍叫暗示？你到底想干什么，先生？”

“真相。你昨天为什么去我那儿？”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让我早死，但我实在厌倦谎言了，于是干脆实话实说。“我会去是因为你的那只鸟，”我看到他的眼里冒出了一丝理解的神色，“就是那只会叫啊呀波的鸟。”

“那只该死的鸟。”艾弗森先生用手敲了敲枪柄，“我是看在顾客的分上才忍了它那么久的，后来我再也受不了了，再也不想见到它或者听到它的声音了。”

“我写了一份备忘录，”我说，“记下了所有这些事，从我第一次见到亨利·弗兰特开始，包括我在女王大街调查到的事。”

“啊，是吗，你是不是还请了一堆律师见证，还发了一份给财务大臣？我说希尔德先生，不要犯傻了，要是你真有那样的打算的话，早就到治安官那里报案了。”

他说对了。在蒙克希尔山庄的最后一晚，我倒是想过写一份这样的备忘录，可惜它现在仍躺在岗特院，还没有完成。

“得了吧，”艾弗森先生接着说，“我可不信。就算写了也没关系，我们很快就能从你嘴里挖出真相了。”

接下来我们俩都没说话，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浓重的甜味。我看着眼前的两个人，艾弗森先生坐在棺材旁，那个老人坐在带木栏的窗户边的扶手椅里。我能听到远处街道传来的喧闹声，房子里也有各种噪声：楼梯上的脚步声，从下面传来的敲击声，还有一个女的在唱摇篮曲。我周围就是生活，充满了奇迹的生活。这么美好的事物我怎么舍得离去啊？

“先生，”我冲着那个穿褐色衣服的人叫道，“求您了，求求您，救救我。”

那个老头没作声，似乎完全没听见。

“他的心思不在这里。”艾弗森说。

我转过头看着艾弗森。“先生，如果你希望我清楚地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最好给我弄点吃的来。并且人道一些，让我上个厕所吧。”

艾弗森大笑，露出一口人骨或象牙做的假牙，反正就是一看就很贵的那种，这让我想起那个牙医以及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神秘联系来。“希尔德先生，我会让你很舒服的。”他慢慢挪到椅子边，两手一用力把身子撑起来，然后动作熟练地松开右手抓过一根拐杖夹到腋下。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身子微微晃着，左手抓着棺材沿儿，脸上挂着一副胜利的表情。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一样立在我面前。“可是首先，我想先看一下你兜里的东西。”

他的大手在我的衣服里敏捷快速地翻找着，拿走了我的笔记本、钱包、小刀和孩子们在我离开蒙克希尔那晚送给我的红底白点的手帕。他仔细检查了每一件东西，然后全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最后他终于满意了。

“我会叫他们拿个壶来的，还有吃的。”

“你不会让我就这么一直待在这里面——棺材里吧？”

“嗯，这样是很不方便，而且我没有理由不把你放出来，反正有人看着你呢。”

“不把我的手解开的话，对我、对他们来说都很不方便。”

“我可不觉得有放开你的手的必要，希尔德先生。反正总会有这个那个让你或让他们不方便。”艾弗森拿起桌上的手枪，一拐一拐地朝门口走去，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再会。”他说着做了一个华丽的手势，这个手势让我想起记忆深处某个快要消失的鬼影。

他走到楼梯口，留下我跟那个老人继续待在这个充满惨淡的四月阳光的房间。我听着楼梯上一跛一跛的脚步声一直到了楼下。

“先生，”我冲着那老头叫道，“您不能坐在那儿袖手旁观，他要杀了我，难道您想做个杀人的帮凶吗？”

没有回应。他连动都没动一下。

“您是艾弗森先生的父亲吗，先生？您不希望您儿子的灵魂沾满一个人的鲜血吧？”

除了我自己声嘶力竭的叫喊外，什么回音也没有。房间里突然亮了起来，因为太阳照了进来，窗前的尘埃在阳光里飞舞，椅子的扶手和靠背上尘埃层层。我脑中的一个猜测渐渐变为确定——这个褐衣人谁也帮不了。

我又憋了足有一刻钟，是根据远处的教堂钟声判断的，可我要的便壶还没来，我要憋不住了。

终于门开了，两个穿着脏兮兮的黑衣服的人进来了。就是他们俩今天绑架了我，我相信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们。不过我没看到他们的脸，因此不是很肯定。我怀疑十二月我第一次到女王大街的时候也是他们袭击的我。第一个人拿了个夜壶，边走边漫不经心地挥着；另一个端了个木盘，上面有一块面包、一小块奶酪和一小杯啤酒。他把木盘放在窗台上，离那个褐衣人的胳膊肘很近。这两个人显然都很习惯他的沉默了，因为他们都没多看他一眼。

“那是个蜡像吗？”我声音颤抖地问。

“反正你在莎尔文蜡像馆绝对见不到。”第一个人把夜壶放在桌上，“那是老艾弗森先生，听候您的吩咐，先生。”

他们把我从棺材里拉出来，我这才看到棺材是搁在一对长条凳上的。他们不怀好意又饶有兴味地看着我笨拙地使用夜壶，幸好后来又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

“你绝对想不到她的皮肤这么白。”其中一个说。

“那是因为有伤口反衬。”另一个说，手在袋子里叮叮当当地玩钥匙，“等你走近了，就会看到一堆雀斑，你就看好了。”

他们就这么装作很客观又很懂的样子讨论着某个对象，我则在一边尽力用绑着的双手解开扣子。他们的话听起来就像一对评论家正对着萨默赛特宫展厅里的一幅不怎么样的画挖苦。我夹着双腿靠近了一点，发现能越过他们的肩膀看到下面的院子。

下面有两个女人，一个老一点，另一个年轻一点。老一点的那位个子很高，但背驼得像弓一样，仿如另一个人灰色的影子。另一个身材矮小，像个孩子似的，外套和内衣被脱掉了，上半身光着。但我很快就发现她不是个孩子，因为她的臀部和乳房。再看一眼，我认出那是玛丽·安，住在后院狗窝里的哑巴姑娘。

“他今天早上打的，”其中一个人说，“真后悔我没看到。”

“她晕过去了吗？”

“晕了一次，后来他们用水把她浇醒，他接着打。”

我看着那白皙的后背上如渔网般的鞭痕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个老女人正往她的后背上敷东西，估计是疗伤的药膏，玛丽·安颤抖着，有些畏缩。衣服上满是血迹，有的已经凝固了，有的还很新鲜。

“蠢娘们儿，”第一个人说，“跟头畜生似的。”

他恼火地移开窗扉，直到窗户大开。接着他把我推到一边，就像我是一把椅子，然后他拿起了夜壶。两道拦住窗户的栏杆之间的缝隙正好够把夜壶伸出去，他尽量往外伸，然后翻转夜壶。

“泼水——啦——”他喊道，他的同伴则高声大笑起来。

我现在离窗户较远了，看不到下面，可我很高兴。我费劲地捡起面包和奶酪，为了保存体力努力着，自打吃完汉姆威尔给我的那块三明治之后就再没吃过东西了。那两个人还站在窗边鬼哭狼嚎地笑着，过了一会儿，他们的笑声消失了，我估计是那女人躲进了狗窝，坏了他们观赏的兴致。

我渐渐意识到这两个家伙都喝醉了，因为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酒味，还夹杂着其他怪味。像他们这种人可能一天到晚都是醉的，不过从动作来看，他们现在可不只是有一点醉。其中一个还撩起上衣，一屁股坐在了窗台上，无疑是希望下面的女人能看到他。然而，这一个越来越闹腾的时候，另一个却渐渐安静下来，长满痘的脸慢慢变白。最终，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拉开门闩走掉了。剩下的那位把我拽到窗口，结果打翻了啤酒。他把绑着我的手的绳子又系在了窗栏上。

“别跑啊，小美人。”他嗓音粗哑地说，“我去办点事，马上就回来。如果姑娘们回来，你告诉一声，嗯？”

他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走出房间，砰地关上门，用钥匙把门锁上了。我等了一会儿。下面的院子空荡荡的，狗窝的门关着，被烟熏黑的砖墙像山崖一样包围着我。那人说他去办点事，我猜他是拿酒去了，也许就是去街对面我昨晚待过的那个酒馆了。

我扭了扭手腕，绳结牢不可破，不过系在窗栏上的结打得很马虎。首先，位置不对，绳子没有完全拉紧，我的手还有一些活动空间。其次，那个结打得远不合格。我努力地弯过手腕抓住绳结，然后用牙齿咬住另一边，开始拉扯，同时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我撕咬着那浸满柏油的粗绳子，后者就像玻璃一样割着我的皮肤。宝贵的几分钟过去了，绳结松动了，不一会儿我的双手就可以离开窗栏了。

但我的手腕还被绑着，而且绑得太紧，血液都不流通了。我用牙齿试了试，发现解不开。我的双腿也被绑着，绳结系在我够不到的腿后。我想移动就只能痛苦地挪或者跳，不仅声音很大，而且一次只能移动一两寸。

我费了半天劲才挪到门口，试了试门把手，确实锁上了。我低下头朝钥匙孔里看，发现钥匙也抽走了，所以也不可能把门推开一点缝，然后伸手从外面开门。而且这道门很结实，还用铁皮加固了。我怀疑艾弗森常用这个房间来关人。

我又跳到窗边往外看。玛丽·安从狗窝里出来了，在门口蜷成一团，手里拿着根冒烟的泥管子。窗户开着，但我听到楼下传来脚步声，所以不敢喊她。

我环视屋内，发现这个房间里没有壁炉，除了两把椅子、那对条凳、棺材和一个很大的包铁箱子外，就没有其他家具了。最后，我的视线落在了老艾弗森先生身上。他坐在那里，两腿略微分开，蜡黄干瘪的脸朝着窗外，两只戴手套的手放在腿上。他的衣服上布满虫子咬的洞，还蒙了一层细细的如绒毛般的灰尘。外套没扣，露出里面的马甲。我的视线停留在左边的马甲口袋上，从里面伸出来一支铅笔头。

我轻轻地从口袋里把铅笔抽了出来，笔头竟然是削尖了的。我疯狂地在屋里寻找能写字的东西，最后视线还是回到了尸体上。我用手轻轻碰了一下他帽子的一角，他没动。于是我伸出双手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希望在里面的帽箍上找到个标签。假发跟着帽子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马上又与帽子分开，掉下去，落在光光的头颅上，扑起一阵灰。这个动作还让几片黄色的碎屑落到了老艾弗森先生的肩上。

我朝帽子里面看了看，发现为了让帽子跟头更贴合，里面塞了些纸片。纸片都变脆了，有些还碎了，不过还有几张完整的。我挑出最大的一片，轻轻地打开。是一张收据，证明一个叫弗朗西斯·柯克的屠夫于一八〇七年六月九日收到了阿道弗斯·艾弗森的十七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收据的背面是空白的。

我把这张收据放在窗台上弄平，用木盘压住一角，另一边用剩下的奶酪压住。我从没想过两只手绑着还能写字，可是绝望是最好的老师，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划拉下了这条消息：

不论谁，把这张条子送到诺克先生或者是他的黑人秘书汉姆威尔手上，都会得到五英镑。他们住在布鲁尔大街北面，从大普尔特尼街往西边数第二栋房子。我被关在七面钟女王街的艾弗森店里。

我拼命把窗户推开，玛丽·安还坐在那里抽烟，她没看向房子这边。我听到下面有动静，但分不清到底是从屋子下面的院子里，还是从某扇开着的门或窗户里传来的。无论从哪里我都不敢喊她，让她看过来。我试图尽可能靠近窗户，把绑住的双手伸出去晃，希望能被她瞄到。就在这时，我惊恐地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已经快到门口了。

反正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把手伸出去，扔下了那张纸条。我这么干时，玛丽·安正好转过头来，可能是被通往后厨的门边的什么人的动作或笑声吸引了。她这一转头，正好看见我了，吓得眼睛都睁大了。那纸条从我的手指间飘了出去，她的视线就一直跟着它。

门锁转动，门砰地被推开了。那个把我系在窗栏上的家伙撞开门冲了进来。他用血红的眼睛迅速扫视了一圈房间内部，观察着他离开后是否发生了变化。他突然斜穿过来猛地给了我一巴掌，把我打趴在棺材上。

“滚进去，你这个该死的浑蛋。”他的语气很严厉，但音量却像是耳语，似乎他也怕被别人听到，那样他的失职就会被发现了，“进去，听见没。”

他俯下身用力把我拖到棺材边，拼命地把我塞进去，结果我只能笨拙地侧躺着。他试图把我的头也按进去，我的鼻子撞在棺材板上，流出了鼻血。接着我听到他在房间里快步地走来走去。我撑起胳膊看，见他把尸体上的假发重新戴好，又扬起一阵尘埃。他没注意到铅笔。他往窗外看了看，不过似乎没看见什么值得担心的。

可是，他转过身的时候撞在了尸体前伸的左腿上，引发的震动让死者戴着手套的手掉了下来。一声断裂声，像是撕开布料的声音。虽然动作不算大，但足以让那只手掉落到椅子下面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尸体一定是太僵硬了，才会断裂。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其中的真正含义，才明白那么一个小小的撞击却能引起如此大后果的原因：那条胳膊早就断了。

那家伙却没发现自己干的好事。当然他感觉到碰到了什么，于是转过身来，疑惑地看着老艾弗森先生，以为这个老家伙还能打他。

手套从断手上脱离，显然手套要比手大——也许是后者萎缩了，那只手便暴露在了空气中。我看着黄黄的、像打了蜡一样的皮肤，指甲很长，手指上布满墨迹一样的斑点。大脑中的某个角落，一个离眼前的危机很远的角落闪过一个念头，似乎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手。接着我几乎是带着痛感发现那只手的食指缺了一截，记忆渐渐清晰起来，我立刻记起在夏洛特大街的酒馆里，坡先生书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摊了一桌子，然后是女服务员的尖叫。

一个少见的死人手指的标本，是我的教授借给我的。只不过现在这标本好像不是那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