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曾经不无尴尬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使他的注释家们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如基诺·费舍，正按部就班地曲解他在这里的原意）。有一天下午，不知是被哪段回忆所触动，斯宾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他本人身上究竟还保留了多少那种著名“良心谴责”，斯宾诺莎把善与恶统统归结为人的幻觉，他顽强地捍卫他的“自由的”上帝的尊严，反对那些污蔑上帝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亵渎者（“这可就意味着让上帝屈从命运，那上帝可就真的成了荒谬愚蠢之最了”——）。在斯宾诺莎看来，世界已经返回天真，返回到发明良心谴责以前的境地，可是在这一过程中良心谴责又变成了什么？“开心的反面”，他终于自言自语道。“一种悲伤，伴随着对过去某件出乎意料的事的想像。”①数千年来，那些遭到惩罚的惹祸者和斯宾诺莎别无二致，关于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的感觉是“这次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而不是“我不该这么做”。他们经受惩罚就像人们患病、遭难、或者死亡一样，带着那么一种坚定的、不加反抗的宿命态度，例如俄国人在操纵生命方面至今仍比我们这些西方人更高明。倘若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对行动的批评，那就是一种才智，这种才智会对行动进行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在才智的增长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应当在记忆的增长中寻找，应当在一种决心从此要更加审慎、更抱疑忌，更加诡秘地行事的意志中寻找，应当在意识到人对于许多事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明达中寻找，总之，应当在人类对于自我认识的增进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无论是人还是野兽，它们通过惩罚所能达到的都无非是恐惧的增加、才智的增长、以及对于欲望的克制。因此，惩罚驯服了人，而不是改进了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还坚持相反的结论。（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吃堑能使人长智，也能使人变坏。幸好吃堑往往只是使人变蠢。）

coc1①《伦理学》第Ⅲ卷Propos 18，School，1，2。co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