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于良心谴责起源的假说首先认定，那种变化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愿的。它不代表一种适应新条件的机构性发展；它是一种断裂、一种跳跃、一种强制、一种不可抗拒的灾难。它不容抗争，甚至也无法怨恨它。其次，我的假说还认定，把一直未曾受过约束、没有定形的民众关进一个紧促的模子里，这样一种以暴力开发始的行动，必将以暴力结束。所以，最早的“国家”就是作为一可怕的暴君，作为一个残酷镇压、毫无顾忌的机器而问世、而发展的，这个过程一直发展到民众和半野兽们不仅被揉捏、被驯服，而且已经定了形。我使用了“国家”一词，我的所指是不言自明的：有那么一群黄头发的强盗、一个征服者的主人种族，他们按照战争的要求，自行组织起来，他们有力量进行组织。他们毫无顾忌地用可怕的爪子抓住那些或许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却是无组织的漫游人种。地球上的“国家”就是这样起源的。我想，我们已经克服了那种让国家起始于“契约”的幻想。谁能发号施令，谁就是天然的“主人”，谁就在行动上和举止上显示粗暴。这种人要契约何用！这种生物无法解释，他们是命定的，没有始因，没有理性，没有顾忌，没有借口。他们闪电般地出现，太可怕，太突然，太令人折服，太“不寻常”，甚至都无法去恨他们。他们本能地造就形式、推行形式，他们是最漫不经心、最没有意识的艺术家。总之，他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有新的东西兴起，这新的东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统治形体，它的各个机件和功能都是泾渭分明并且相互联系的，其中不能容纳任何不是早先从整体获得意义的东西。这些天生的组织者，他们不知什么叫犯罪，什么叫责任，什么叫顾忌。他们被那种可怕的艺术家——个人主义所驱使，这个人主义矿石般地坚定，它善于以其“作品”使自己获得永久的承认，就像母亲善于以她的孩子使自己得到承认一样。良心谴责当然不是源发于这些人，这一点早已明确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不是他们的铁锤的打击和他们的艺术家的残暴把大批量的自由挤压出了世界，至少是赶出了视野，也就不可能有良心谴责这可憎恶的生长物。我们懂了，只有这残暴地迫使潜匿的自由之本能，只有这被压退回去的、锁入内心的、最后只能向着自己发泄和施放的自由之本能才是良心谴责的萌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