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每本书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象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难免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第二是怀疑这类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第三是担心这本书只会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提供把柄，他们利用书中一些次要的史料为他们自己的可恶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有结尾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个课时中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联系，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烈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象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最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如今超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鄙人实难领教。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份，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是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就会象纯银的钟一样总是叮当作响，或象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正是由于深深赞赏这些，才与其它人分道扬镳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诸如对信仰的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忠实，以及其它人们所共知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视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讲得更深一些，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活着和死了以后本可以进入圣人行列，可是他们的特殊意识逼迫他们成为某一个机构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权力把普通百姓加封为圣人。

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他们认为这些歧途尽管迷迷动人，足以陶醉头脑简单的人，却不一定是通往毁灭的罪恶之路。

听来这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些书宣传由绝对信念的纯洁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也许是这样。但是整整几个世纪里，尽管那团火焰一直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但普通大众却不能说是幸福美满的。我并不想搞激烈的变革，但是为了变换一下，不妨试一试别的光亮，宽容行会的兄弟们靠着它一直在审度着世界的事情。如果这试验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会上，多带来一点仁慈和克制，使社会少受丑恶、贪婪和仇恨的骚扰，那么收获一定会很大，我肯定，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得多。

一点衷言，待价而沽。下面我必须接着讲历史。

那些可怕的小书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掩埋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取其最佳最广泛的意义）也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满了人道的古老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过了很长时间，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会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正如所见，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商业的复苏为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

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资助艺术、解囊购书，还投资给随着繁荣而兴起的大学。一些“人道思想”

的支持者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试验，高举叛旗，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与旧的虔诚之徒分手了，因为后者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看做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体现。

一些人站在了这一小队先驱的前列，这本书以后的部分全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他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炮弹的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它没有噼啪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象是绚丽多采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艺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遗症。

这样一个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子，也颇为奇怪。十五世纪时，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长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因为鲱鱼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徕一个客人，也只能是个走投无路的水手，他的船在阴沉的岸边触礁沉没了。

这样讨厌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摆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来就事事不顺当。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亲密无间，诚挚友好，对这种事情比我们现在要计较得多。他们为之甚感遗憾。这种事既然不应该发生，他们当然也就很不赞同。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头脑过于简单，没有想到要去惩罚摇篮里的小生命，因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伊拉斯谟的不正规的出生情况并未对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涂，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局势，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照看。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的两个小监护对象，母亲一死，两个小家伙就无家可归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儿的几个教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我们如果读一读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便可以判断出，这些年轻人只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共同”。继而，两个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带到豪达，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长是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象四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我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受。更糟糕的是，三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挥霍了孩子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事情毫不通融），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鹿特丹

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帙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施泰恩修道院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就象咒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记忆中洗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讨厌破旧的，喜欢有趣的同伴，讨厌呆笨的，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大师”，那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平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为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好象已经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学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毫无自诩正确的把握感，尽管他要告诉全世界下一千年应该如何实现，这确是一大特色。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象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象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长老会的首领时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它教会神父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做为一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聪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叫《对傻瓜的奖励》，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简直弄不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保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对，因为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谟对冯·赫顿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却时间的流逝，无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过，冯·赫顿有自己的路子，的确是个才子，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在写信的过程中，冯·赫顿逐渐称赞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迷人图景，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与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开心娱乐。《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个来到这位衣着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小观众们总觉得开心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被人用大棒敲了脑袋，再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

在《对傻瓜的奖励》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傻瓜》如同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用它的评论和广大公众站在一边，赞扬他们。各种人物尽汇文中，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絮絮叨叨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连同他们伪装虔诚的游说和闭塞无知哗众取宠的词句，全被写入书中遭到鞭笞，这是不会被忘记的，也不会被饶恕。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傻爪》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有坚实的人性。在整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规文本中逗号和分号的重视、只把宗教作为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正是这些才使头脑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污蔑了基督”。但他们只字不提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意。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象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着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