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平常心”的悖论：今天的职业运动员、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压力、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竞技场上奋力搏杀的人，都能够深刻理解心态对于职业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高压力会导致紧张，紧张会导致发挥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竞技中发挥失常，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所以“平常心”变得至关重要。只有在生死搏杀面前渊渟岳峙、气定神闲、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以应对平常事物的心态从容处之，将得失荣辱置之度外，这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真实实力。然而吊诡的是，真正具有平常心的人不可能选择高压力、高风险的职业，显然他们更乐于接受校园里闲适的教职，或者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而职业竞技和金融领域注定是冒险家的天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职业运动员在全年无休的日常训练里恪守“敢拼才会赢”的人生信条，却唯独在重大比赛的当天能像换衣服一样给自己换上一份平常心。

也许是文艺作品给我们制造了太多梦境，譬如狄更斯总是在小说里制造一些“有钱的好人”。乔治·奥威尔早早地发出了质疑：“这种人物……往往是个巨商（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么买卖），他总是个超人式的心肠仁慈的老先生，他来去匆忙，提高职员薪水，拍拍孩子脑袋，把欠债的人保出监狱，总而言之，像个童话里的教母。……甚至狄更斯有时也一定想到过，任何一个那么心急地要把钱送掉的人，首先是绝不可能得到钱的。”（《查尔斯·狄更斯》）

争名夺利总会伴随着各种冒险，伴随着肾上腺素激增的情况，当然，也会在更多时候伴随着一种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绪：焦虑。然而焦虑并不总是坏的，甚至正面意义比负面意义更多。美剧《逍遥法外》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其强悍的女主角，她出身于社会底层，成长为一个战无不胜、名利双收的法学教授。她在试图掩盖一起谋杀罪行的时候，对一个在巨大压力下略有动摇的同盟者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看得出，你和我是一样的人，你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熬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焦虑。焦虑使我们功成名就，也使我们心力交瘁。”

焦虑，而非平常心，才是她的成功秘诀，也正是真实世界的运作法则。那些云淡风轻、与世无争的人只会守着他们那无时不在的平常心滑落到社会的底层。如果仅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很多时候乐观情绪会比悲观情绪更容易将我们引向负面的结果，因为前者会使我们丧失动力和审慎。

来自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知识告诉我们，那些被我们贴上“负能量”的标签而大加鄙夷的情绪，诸如焦虑、愤怒，对我们的生存是多么有益，正是它们敦促我们远离危险，或者鞭策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越是焦虑的人，越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渴望平常心。倘使有一种能够立竿见影地催生平常心的药片，一片可以给人带来十分钟的平常心，那么只要一小盒这样的药片就足够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一辈子的剂量了。换言之，他们并不需要更多。

作为阳明心学最重要的理论渊薮，《孟子》其实早就有这样的发现：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

意即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艺、知识，常常是出于灾患的缘故。尤其是孤臣孽子，生活在凶险的状况下，忧患意识很重，所以会格外地通达事理。这当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只不过是俗语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罢了。

事情的另一面是，无论金融从业者还是职业运动员，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本身都是功利性的，没有任何道德价值，而阳明心学所着意培养的平常心恰恰是以道义为旨归而排斥功利性的。只不过人们往往做一些缘木求鱼的事，最显著者莫过于跪在以“四大皆空”教育世人的佛祖面前祈求升官发财。

那么暂退一步，我们且以买椟还珠的态度接受阳明心学，去其灵魂，取其形骸，养成良好的心态以应对险恶的竞争环境，但这也很难行得通。诚然，平常心使人不去计较输赢、得失、荣辱。既然不再计较，自然也就不会瞻贞视悔、患得患失，可以轻松接受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拥有一颗平常心的人确实更容易发挥实力，更容易保持冷静且减少失误，成功的概率自然比患得患失的人更高。但是，当你刻意求胜，太在乎事情的结果，因而想要培养平常心以增加成功概率的时候，你显然是在做一件南辕北辙的荒唐事，你所刻意培养的平常心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平常心，而是成败之心了。

这样一种成败之心，王阳明称之为“将迎”。《传习录·下》有一段问答：

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孔子和周公这两位儒家圣贤都是思虑深沉的人，而在王阳明看来，他们所思虑的并不是具体的事情，而是“致良知”的功夫。用今天的话说，譬如周公和孔子处理国政，正面临一起很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设想解决方案，以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地应对难题。哪怕良知告诉自己只有某种损害国家利益的办法才是唯一合乎道义的解决方案，他们也会欣然照做。（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那个标准意义上的贵族世界里，道义原则确实每每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平民社会很难理解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另一本书：《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倘若仅仅在技术层面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就不免会掺入毁誉、得丧、人欲的成分，距离天理、良知也就远了。譬如还是在那一场国际争端里，如果你试图寻找一种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自然就会患得患失，这是无论如何也保持不住平常心的。

以平常心处理国政，在儒家经典里不乏经典案例。譬如《左传·昭公元年》，诸侯在虢地会盟，其时晋国和楚国是国际政局中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很有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的架势。晋国大夫祁午劝谏本国总理赵文子说：“上一次在宋国的会盟，您代表晋国，子木代表楚国，结果楚国压倒了晋国。子木是个守信君子，尚且以欺骗手段占了我们的上风，这一届的楚国执政大臣公子围是出名的不讲信用的人，您如果不格外提防，一定会重蹈覆辙。楚国如果再次压倒晋国，就是晋国的奇耻大辱。”赵文子淡淡答道：“当初宋国的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爱人之心，所以楚国才占了便宜。如今我的爱人之心依然未改，今后还会一以贯之，楚国不足为患。这就好比农夫种田，只要勤劳耕作就是了，虽然一时会遇到灾荒，但一定会有丰收的时候。”

赵文子的农耕之喻很见儒家精髓，即便我们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也必须表示相当程度的赞同，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很聪明的概率思维。农耕的经验告诉人们，个人努力并不总能保证相应的回报，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就足以毁掉一年的收成；但这样的天灾不可能年年都有，只要年复一年地勤劳耕作，概率就足以保障可喜的收成。今天的博彩公司和保险公司就是应用这条规律来赚钱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并不在意，概率已经保障了一切，不似投机客的命运，成则五鼎食，败则五鼎烹。

站在博弈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赵文子的策略，我们会发现赵文子之所以可以保持这样的平常心，之所以找到了概率致胜的诀窍，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博弈论所谓的重复博弈。这也就意味着，赵文子并非因为得益于某种神奇的心灵修炼才能够以平常心应对国际大事，恰恰相反，这仅仅是普通人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自然心态而已。倘若我们置身于类似的处境，只要用上概率思维，同样可以举重若轻。而在那些既属于一锤子买卖又对我们至关紧要的事情面前，平常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具有天生杀人狂的禀赋，或者真正认同了道义优先原则，使该原则成为我们心里唯一至关紧要的事情，后者正是阳明心学最重要的实际功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