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用心若镜究竟是什么样子，只存在于传说和想象当中，如果看看普通人中的例子，我由衷以为狄更斯笔下的米考伯夫妇不失为市井中的典范。寄住在他们家里的大卫·考坡菲看到的是，各位债主几乎天天都来追债，而每到这种时候，米考伯夫妇便门窗紧锁，装作不在家的样子，而债主们早已熟稔他们这套把戏，便在窗外高声唾骂，骂得一声比一声难听，于是：

在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就又伤心，又惭愧，有时竟悲惭不能自胜，拿起刮脸刀来就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这是从米考伯太太尖声的喊叫里可以听出来的）。但是事情过了之后，还不到半个钟头，就看见他特别地精心细意，把鞋擦得亮亮的，穿起来，哼着小调儿，比以前更文明味儿十足地走出门去。米考伯太太也同样地能屈能伸。我曾见过她在三点钟的时候，因为纳不起国家的税款，急得都晕过去了，而在四点钟的时候，却又吃起带面包渣的羊羔排骨，喝起温热了的麦酒来（那是把两把茶匙当了买来的）。有一次，按照判决，强制执行，刚把家具抬走，我碰巧活儿完得比平常早一些，六点钟就回家了，那时候，我看见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炉前面（当然怀里抱着一个双生儿），晕在那儿，头发都散了，乱披在面前；但是当天晚上，她却在厨房的炉火前面，又吃带面包渣的烤小牛肉排，又谈她爸爸和她妈妈的故事，又谈当年和她来往的人。我从来没看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个时候更高的。

随物顺应，事过无痕，无预想，无纠结，无牵挂。所有这些品质，米考伯夫妇皆具。会给读者以鼓励的是，米考伯夫妇后来远渡重洋，在新世界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当然，性情还是那副老样子。

如果把米考伯夫妇介绍给庄子认识的话，庄子一定会将他们引为同道，但王守仁倘若看到我这样的理解，一定会说我是“死于句下”的。诚然，严格按照“镜论”的标准，我们的世界会呈现出一种古怪的面貌，譬如饭馆再不会有回头客了，因为无论饭菜是好是坏，吃过的人只会吃过便忘，不会挂心，不会在出门之后还在回味着：“这家饭馆太棒了，明天一定再来！”

如果这样的道理成立，孔子显然修为尚浅。“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论语》里的著名情节，孔子听了《韶乐》，一连几个月陷入沉迷状态，以至于吃不出肉的味道，这样的一颗心显然不是一面无瑕的明镜。

儒家学者当然不肯如此菲薄先圣，所以程颐提出训诂上的意见，说“三月”是对“音”字的错误抄写，《论语》原文应当是“子在齐闻《韶》音，不知肉味”；朱熹说“三月”之前脱漏了“学之”，《论语》原文应当是“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即便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问题依然不能尽去。古人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思虑纠结的体现，所以有明镜之心的圣人一定不做梦。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当时还叫王银）拜访王守仁，说前一天梦到了他。王守仁答了四个字：“真人无梦。”这真是很不给王艮面子，大约是嫌他太过招摇吧，没想到王艮的反应极其敏捷，当即反驳了一句：“孔子是如何梦见周公的？”

王艮读书少，但正因为少，所以既纯粹又纯熟；王守仁读书多，知识驳杂，却不自觉地正因为驳杂而说错了话。确实，孔子梦见周公，这是《论语》清清楚楚的记载，而“真人无梦”语出《庄子》，孰是孰非似乎不言而喻。“真”的本义是“仙人变形而登天”，所以传统的儒家五经甚至就没有“真”字。

儒家既然将庄子的心镜之喻收归己有，王守仁应当说“圣人无梦”才对。圣人既然无梦，《论语》又清清楚楚记载了孔子的梦，难道是自相矛盾不成？

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早在北宋便已经被程颐指出了，当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孔子根本没有梦见周公，只是早年在寤寐间思念周公罢了，后来便不复思念了。如果他真的梦见周公，那就不是圣人了。”

弟子不解：“难道圣人真的不做梦吗？”

程颐答道：“圣人也做梦的，但和常人梦不同。常人或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不思而梦，只是旧习气类相应。圣人的梦不是这样，譬如殷高宗梦见傅说，真有个傅说在傅岩。”

程颐的意思倒可以为民间传说中的“应梦贤臣”做背书，而通常意义上的梦显然与圣人无缘。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有所思或无所思，梦总会自然发生，古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便很容易将梦理解为心上的印痕。

面对王艮有理有据的反驳，王守仁倒没有拿出程颐或朱熹已有的答案，而是以一句“此是他真处”作答，意即孔子梦见周公，正是孔子“真”的流露。但这样的答复，显然已是顺着王艮的思路走了，王艮梦见王守仁岂不也是“真情流露”？或者王守仁这样说，是以孔子之真暗示王艮之伪。无论如何，在理学和心学里，不做梦总是好的，梦是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上的瑕疵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