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论说，实则是将六经等同于良知。这确实有了“解放思想”的意义，因为儒者争论是非，通常都要在经典文本里寻找理据，但问题是，一旦经典文本对某个问题论述不明——这是太常见的情形——那该如何是好呢？

传统的做法是在训诂上寻找解决方案，朱熹和王守仁都这样做过，两人对《大学》“亲民”一词的不同训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礼议事件正反两方也都是从经典文本中寻找依据的。再如一个绵延明清两代的争议焦点：女人该不该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贞，甚至自杀以殉呢？王守仁的密友湛若水就曾跻身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后来又有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围绕着《礼记》的相关文本打了太多场笔墨官司，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卢苇菁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第七章。

这样的风格即便算不上教条主义，但很容易就会把人拖进一场足以耗到精疲力竭的口水官司里去。对照之下，阳明心学简直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易直截的方法：以良知来验证是非。

良知就是天理，天理是不会错的，即便是经典文本，只要不合你的良知，你就有理由不接受它。毕竟“账簿”难免会有抄写错误，如果“账簿”上记载着你有一千两黄金的储藏，有人说这里的“一千两”是“三千两”的误写，还列举了大量的训诂例证，而你们与其在训诂上争论不休，不如直接打开保险箱，取出黄金来亲手称量一下。

《尊经阁记》正是在大礼议事件期间写成的，那么，以《尊经阁记》的逻辑来看大礼议事件，那些在训诂上争是非的儒家官僚仿佛集体表演了一场削足适履的闹剧。

良知如此，致良知又该如何呢？就在《尊经阁记》完成之后的同一年里，王守仁又撰有一篇《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一段论述“尽心”的内容正是为致良知而发的：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

“尽心”原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含义与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有点难分彼此，或者说“致良知”正是对“尽心”的阐发。王守仁在文章里说，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问的目标只是“尽心”而已。

怎样“尽心”呢？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于是我自己虽然对父母尽了孝，但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没对父母尽孝，我的心就还没尽到；我自己虽然对国君尽了忠，但天下只要还有一个人没对国君尽忠，我的心就还没尽到；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都是一样的逻辑。只有自己尽了心，才会家齐、国治、天下平。

由此我们会联想到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粗糙的道德要求，王守仁试图给它包装出一套自洽的哲学解释。于是所谓“尽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良知发扬到极致，这和“致良知”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算极致呢？阳明心学的答案正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嫌恶的那种：良知的极致就是把一元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加在所有人头上，一个人都不能遗漏，哪怕对别人的夫妻关系也要干涉到底。

当然，干涉未必就是强制，尽管它常常表现为强制。儒家最注重感化，注重榜样的力量。试想你身边的一名同事有了致良知的决心，他对你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但碍于同事关系，他毕竟不方便直接教训你什么，那就感化你好了。他常常带着夫人参加你们的活动，不断在你眼前表现自家良好的夫妻关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

幸而世间那些以“一生伏首拜阳明”自我标榜的人，大多并不曾认真研习过王守仁的思想主张，否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平添许多苦恼。儒学真的是一种没有侵略性的思想吗？我们在这里显然遇到了一则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