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首诗，倒是想要告诉你——

谒延平（王）祠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我最得意后头两句：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你看出我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是在讲我自己呢。假如我不是这样，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请我当皇帝了，真请过我，跟我声明了，做皇帝！

谁干的呢？就是土肥原呐。他是王道论呐。

话儿都说明了，我就因为这个跟土肥原说崩了，我就知道东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个时候他不让我跟中央合作：你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帮你。

我为这事情跟他火了！

那个时候，奉天负责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说你把土肥原换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我父亲来了，就当这个东北的顾问。本来日本“二十一条”里头定的是有条约的，说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两个顾问。一定得请日本两个顾问的，那是订好的，“二十一条”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这个说请你把土肥原换掉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权呐，要不要他你没权，这是我日本政府的权呐。可把我气死了。

我这人呐，人家都说我是怪人，说我惹事情，都是这么惹出来的。

我说我没权啊。是，他是我的顾问，我可是没权换呐。那好，我说我有权没权，我不跟你见面，这我就有权了。

我就告诉我那个叫陈起的传达，我说上肥原顾问随时哪个时候来，随时我都不见，你就说我不见！

当着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着了？！我可以不见呐！我不跟你谈话，我不见你，你是我的顾问，我不见你！

你说你让谁当顾问？他们让步了！

这问题就大了，就是后来那个日本人被枪毙了。有一个日本军人跟我很好，这个军人不讲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军的中校，后来他就被派来当顾问。当顾问不要紧呀，我的顾问是他，我们俩处得很好呀。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枪毙了。

我问过日本人，日本人都说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了，日本军人呀，把他枪毙了。

不久呀，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来当长官。哎呀，我知道这个事情糟了，我就晓得这个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他不但是没有下去，还升官了，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这么跟你说呀，这个日本人呐，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的几个人。跟我说实话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当时我的顾问，叫翟山。这个人说了句话，他说，中日冲突不但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还有些个人，我先说一个人，他叫什么，我现在在嘴边说不出来，日本关东军的个长官，还一个关东军的司令。这两个人都很好，很想把这个事情搞好，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了。

那时候，因为东北的大连、旅顺条约要满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收回，那个日本强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日本有句话，那个城是用箭射回来的，你搁箭射回它去。什么意思？那个城呵，我是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搁嘴要？

可是我就说这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在嘴边，不参考我说不上来他是谁了，我们都说得很好。我对他们说，我的主张啊，中日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将来总是一件大问题。

当时日本那些有野心的军人，就想把中国吞并了，把中国整个灭亡了。可是这些有知识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说的那两个人。我对他们说，大连、旅顺名义上是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收回来，我们名义上收，大连、旅顺都是你们日本人的，只不过说主权是我们的，事实上还是你们管。我们用一种选举的办法，让地方选举，用选举的办法选举谁当权，就由谁来管理。名义上是我们中国收回，但是大连、旅顺就像成为一个公共市一样。

他们都很赞成，后来这两个人都叫日本人给弄死了。

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的司令官呀，他有一个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死了。他跟我俩很好，我们俩，相当得好。那这个关东军的长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给弄死了，不是杀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么我再说，日本的公使，那个时候叫大使了，他叫什么，我嘴边说不出来，头一任大使，唉呀，我们俩谈得来。再有那个日本的总领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领事馆呀，差不多谈到晚上十二点，俩人谈得呀，他说我回东京去一定先把东北的问题解决，我俩谈得很好。他回去（的）时候，在旅馆里头，晚上黑呀，就死了。说他自杀了，什么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日本呀，一个国家到了这样子，不祥之兆就来了，结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毁了，哪儿能这样子办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坏人，就说那个林久治郎，他是总领事呀，我们俩好。

我跟你说个笑话，他后来来办交涉，他说，张学良，你先别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这儿，我是奉命而来。他就说笑话，他说我把公文放这儿，你别看，别跟我（上强下牛）嘴，咱俩别强戗，我放在这儿，我奉命来，我放在这儿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么答复你自个答复去，我不管。

我就说日本人也不是都那么坏呀，他也真是没办法。他跟我讲，他说的话是真话呀，他说我们做特务的人都昏了头。我说怎么讲？他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收买，找情报贩子，什么玩意儿都收买。他说我告诉你，别的事情不说，我就告诉你，在我的总领事馆，有一个副领事是专门管这个的，你知道他经费多少钱？他的经费比我的领事馆的都多，他有十万块的特别费，他的特别费要开销他就得买（情报），他说甚至于呀，你的字纸篓里撕的字纸他都买。他说那些军人呀冲昏了（头），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什么他们都信。

他告诉我一件事，日本给我一个勋章，是总领事给我送来的，日本方面的报纸说，我把勋章拿起来就摔地上了。

这个总领事说，哪儿有那么回事呀，但是我们的谍报就说你摔地上了，谁给的谍报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挂起来了，这个旗呀，是我们被服厂一夜两天秘密做出来的，我们把旗发出去，所有的旗都挂出来，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讲这段事情。

曲折？没有什么曲折，就是他们逼我们不许挂，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讲过，那个人我佩服他到万分，就是田中派来的特使——林权助。这个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来是谁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后来的皇帝的老师呀。

哎呀，这个人可会讲极了，那他把我讲得呀，劝说我好多的话，都是那个时候的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什么的。

我没给你讲过这段？我总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模棱两可。到最后呀，这个人好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后来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觉我有一点太过于兴奋，有一点失言。

在林权助那个事情上，我认为我失言，我自己后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点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后我请他吃饭，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他跟我父亲认识的，他说我跟你父亲的关系，又是田中派我来当的特使，奉命而来，你始终不跟我说一句落实的话，净说这种模模煳煳的。

那意思呀，是说我这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来到你这儿，我回去无所交待呀，我没得到你一句话呀。

我也喝了一点酒，我本来那个时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点酒，那么稍微跟他说了一说，说到最后，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他很高兴，他说很好。

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人。

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话，我去送行的时候，他带了个随员还要跟我讲，他指指他，不让他跟我讲，不让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么失言？他回去后就说，以后你们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后不要想这个人。他回去在日本公开发表了，回日本公开地讲，他说日本不要对这个人再做什么打算。所以日本就决心对付我了。我这一句话就失言，我说你没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国人可以，我是中国人呀。所以我说我失言，日本以后就开始对付我了。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呀！

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话，我怎么责备不懂得情理？我父亲为什么死的？我先问问，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给他们当傀儡！你要做，你就得当我的傀儡呀！明白这话？

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说笑话，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说，你们日本人呀，不能够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说一句笑话，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别吱声，咱俩就算了，你干吗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觉了。我说你们日本人就爱干这种事。

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呐！

说大帅如果在的话，不会跟中央合作，这话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说这个事情，这话也有道理，那时候我父亲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么做，那不知道。

我说日本人混蛋，也许那时候操纵我父亲能比操纵我容易。他们没想到我这个家伙是这样的。

我现在九十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

你知道，就连杨宇霆他也想操纵我，都想操纵我，（但）我这人不受操纵的，今天说一句话，就连蒋先生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那我这人做事就这样，那时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