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佈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怎么一个事情呢？

蒋先生，他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要写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事情后来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你知道这段故事了？为了写这个东西，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要写书，他问，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过那个文字呢，这个千万别说，不过，现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诉你，文字的前头稍微改了一点儿，后头那都是我写的。

那前头是怎么换的？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我在信的开头怎么说的？现在这信我还保存着呢。我的信稿呀，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我跟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一开头就是这个，那底下接下来，就说我个人怎么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去掉了，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加了一点儿，那么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

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也不晓得是什么人呐，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干的，所以后来闹得好多人给撤差了。

我并不是像外头说的那样，说我跟老先生有误会，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一发表呀，题目写的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假设他要不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署名）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你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给老先生写的。

蒋先生火了，怎么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我就声明啊！不是为旁的，我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别认为好像我发表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可没搞这个东西。

那个发表的人煳涂，他要不写那个题目，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吱声。他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这底下张学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说这不是我发表的呀，我没发表这个东西呀，什么人发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儿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就给老先生送去了。

那个蒋先生，后来把我麻烦死了。

他后来看看我写的那个，他说你很会写东西嘛，你写嘛，要我还写。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一写嘛，我就不愿意写。他说你把过去的问题，北洋的事件、北洋这些个人，都可以写写么，没事情嘛，你写点东西。

他让我写。

我也懒得写，为什么？我懒得写！

这写东西啊，不像搁嘴跟你说。你要写到纸上，就得像个玩意儿似的。让我写东西，拿枪杆的让他拿笔杆，那不等于赶鸭子上架么？所以，我就不怎么愿意写，我稍微写了点，后来就不写了。你知道写文章这东西，不但因为那个原因，而且我又没有参考材料，明白？你想，咱俩一说，这年月就不对，而且人也不对了，那件事不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事儿是那个人的，我常常给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还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写东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写西安事变，这我倒很容易写，那过去的事情很简单。那假如让我写过去的事情，就说写我父亲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简单地说吧，你要问的问题有好多，比如说，郭松龄他为什么事变的？这前因后果怎么一个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伤心的事儿，我自个儿痛苦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那个“忏悔录”，写的那封信，我没拿回来。我不知道，大概是谁把那信给改了。信头改了，让我拿回来，我就重新给他写一回，我重新写。但是拿回去，那信给发表了。至于结果如何呢？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出来的。后来出来很多风波呢。

那个“忏悔录”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那个人，那一定是政治部干的事。说政治部的人呐，煳涂、混蛋。你们这干新闻处的也常常干这混蛋的事。真的。那个我批评你们搞新闻，这个宣传，常常不会宣传，不懂得这个宣传，就是完全的主观宣传。他要写个《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话！他写个《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发表出去的。那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我并不说我反对，我说我可并没发表这个事啊，谁发表的我并不知道。

你别认为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信发表呢？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说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是因为那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呐，你明白？所以你要写出来《张学良忏悔录》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写的忏悔录，是你写的张学良，你明白？你这个当宣传的，你也懂得这个吧？

那我就要请蒋先生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就这样重申，我说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呀，我不知道什么人发表的，不是我发表的呀。

蒋先生大怒。怎么火了，怎么骂的，他们怎么个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反正就这么回事，外头不知道真正的事是这么回事。

我最怕人家这个，所以我说我不能写东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会记年月，我就会记得那年是几岁，就会这个，其余的我不知道。那年什么年我也不知道。

蒋先生问我这事干什么呢？就是他要写《苏俄在中国》，那里有西安事变，那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写，他怕写错了，他很注意地问我，那我就对答。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写这么好的文章？你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后来他叫人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让我写，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后来他不再追问我，我就不写了。我说，我高兴（就）写，不高兴，我没耐心写。

那个时候，和蒋先生也不常见面，有时候见面。

做礼拜天天见面，每个礼拜见面，每个礼拜他一个人去。可是我们不说话，他在前头，我们在后头，每个礼拜。他做礼拜他从来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一个说话的，就他来了，行礼的行礼。那就是见到面了点点头了。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幅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自己亲口告诉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哪一年到台湾来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他们都说日本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张学良会住在这里。我说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谁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们绝对没想到我会在台北住到现在，我在自己家也没住过这么些年。

井上，那个地方不错，也不算太不错，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过，离开以后回去看过，我看现在整个不一样，很多房子都没了。北投我好像回去过一回，那时候发大水（一九五九年），把那房子都给冲了，现在又重新建了。

到台湾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老先生，我说不出来，真的，我说不出来是哪一年的，我向来年月记不清的。他请我去的，他不请我，我怎么能去？我们谈的什么？那我不告诉你。等后来，到了经国先生，那对我更好，对我好得很，很关切，我们无话不说啊！不过，当然了，政治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这人是负责任的，该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那天跟你讲，就像“九一八”这个事情，那不要紧，那是我的责任啊！我这人就这样，那我应该负责任的。那真对我很好很好，尤其经国先生，对我更好，很好。

纬国，这个人是这样，他不是乱讲话，我认为，纬国脑子里不太清楚。

这个人脑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饭去，他对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讲到外头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还清楚，我奇怪。

我对蒋纬国先生，我批评他，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还不清楚，他来路不明啊，不但来路不明甚至于他大概是来路不清。

这个人怎么这么煳涂，说的话非常地煳涂，不应该说的话，不但不应该说，那没法子说的话，怎么就乱说？这不但危害你蒋家，也危害你自己，怎么说这样话呢？我就是这么批评他。

他，人是个好人，并不是坏人，我总认为他有点儿脑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