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英雄齐聚一堂，有谢里夫、麦加人、朱罕纳族与亚提巴族的族长、美索不达米亚人、亚格利人。我提出议题，引发众人争论，每个人争相发言，毫不迟疑地表达他们的勇气与信念。费萨尔抽了无数支烟，即使在争论最热烈时仍能控制会场；看他指挥若定很令人欣慰。他展现了八面玲珑的机智，有办法依他的期望来引导别人的感受。斯托尔斯在这方面也很有一套，但斯托尔斯会夸耀自己的能力，展示他摆布对方所使用的机巧与手段。费萨尔则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操控着身旁的人，浑然不知他是如何将他的想法灌输到他们心中，几乎不在乎他们是否愿意顺从。那是与斯托尔斯的手段一样高明的艺术，而且丝毫不露痕迹，因为费萨尔天生有此异禀。

阿拉伯人毫不掩饰地爱戴费萨尔。事实上，这些偶然的聚会已让我看得很明白，对各部落族人而言，侯赛因谢里夫与他的儿子们是何等的英雄人物。侯赛因谢里夫（他们称他为“赛义德纳”）外表纯洁温文得近乎软弱，但其内包藏着长袖善舞、深沉的野心、坚强的个性与顽固。他对大自然的兴趣加强了他的运动本能，也使他（在他高兴时）像个无瑕疵的贝都因王子，而他有切尔克斯人血统的母亲，也赋予他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所没有的特质。他相当机灵，懂得有时利用他所继承的某一种特色，有时利用另一种特色，以取得有利地位。

然而，土耳其政治界如此下流，即使是最清高的人也别想出淤泥而不染。侯赛因谢里夫年轻时曾经诚实、坦率……后来他不只学会有话不说，也会利用说话来掩饰真正的意图。这门艺术若不能有所节制，便会成为一种他无法挣脱的恶习。他老了后，与人沟通常会模棱两可。这种性格像云一样，遮住了他的个性、处世智慧，以及能力。许多人否认他有这些特质，但是历史可供佐证。

侯赛因谢里夫处世智慧的一个例证是儿子们的教养。土耳其苏丹要他们住在君士坦丁堡接受土耳其教育。于是侯赛因谢里夫亲自安排他们接受通才教育，而且成效相当不错。等到他们穿着欧洲服装，举止像个土耳其人般回到汉志时，侯赛因谢里夫命令他们换上阿拉伯服装；而为了让他们的阿拉伯语说得流利，还替他们安排麦加人作伴，并派他们前往荒野，与骆驼部队一起在朝圣路上巡逻。

几个小伙子原以为这种差事或许挺有意思的，但在父亲不准他们享受特殊的食物、床铺、软鞍座时，不禁懊恼万分。他不准他们回麦加，要他们不分季节、不计日夜地在那些路上守卫，应付各式各样的人，学习新的骑术与战技。不久他们变得坚强而独立，而且像是来自两种不同世系混血般，智慧与活力兼具。他们庞大的家族很受景仰，能力也很强，但奇怪的是却被社会所孤立。他们不是任何国家的人民，也不偏爱任何土地。他们没有真正的心腹之交或忠心耿耿的侍从；他们彼此间也不会坦诚相待，或对父亲开诚布公，只会敬而远之。

晚餐后这场辩论热闹非凡。我以叙利亚人的立场，对那些在大马士革被杰马勒帕夏处死的阿拉伯领袖表示同情。他们立刻尖锐地驳斥我：报纸都登出来了，那些人与外国政府暗中勾结，而且只要法国或英国愿意帮忙，他们便愿意向这两国称臣。这对阿拉伯国家主义而言是罪大恶极，杰马勒处死他们并不为过。费萨尔笑了笑，像在对我使眼色。“你看，”他解释道，“我们如今必须与英国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很高兴与他们为友，感谢他们的协助，也期待我们未来能共享利益。但是我们不是英国的臣民。要是他们不是这么高高在上的盟友，我们的心情会轻松许多。”

于是我提起一则我们在来哈姆拉的途中阿卜杜拉·拉希德所讲的故事。他向我抱怨，英国水手每天都在拉比格登陆。“不久他们会在那边过夜，然后会长住下来，并占领我们国家。”我为了安慰他，告诉他有数百万英国人如今就住在法国内陆，法国人并不会因此而害怕。这时他轻蔑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想拿法国和汉志比！

费萨尔沉吟半晌后说：“依我所受的教育，我不算是个汉志人；然而，我对神发誓，我真羡慕汉志人。虽然我知道英国人不想这么做，然而英国当初不想要苏丹，结果还不是加以占领？我又能怎么说？他们对人烟稀少的土地都虎视眈眈，想加以建设。所以，或许有朝一日他们也会垂涎阿拉伯半岛。你所谓的善良与我所谓的善良或许是不同的，无论是被迫的善良或被迫的邪恶，都会使一个民族痛苦哀嚎。矿砂会钦佩将它烧炼成金属的火吗？攻击不需要理由，但一个积弱不振的民族对他们自己的软弱是会急着辩驳的。我们民族在能站立之前，真的只有和肢体残障者没两样的脾气。”

与我们共餐的那些衣衫褴褛的部落民族，以他们的教育程度竟然对国家主义这种抽象深奥的政治议题也耳熟能详，令我颇为讶异。侯赛因谢里夫有处世的智慧，将他的教训筑基在阿拉伯人本能的信念上，他们是防止世界腐败的社会中坚，能自给自足。然后，借着与我们结盟，以武器及金钱支持他的教义，他深信可以成功。

当然，这种成功在各处的层次都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的谢里夫，有八九百人，了解他的国家主义理念，也是他的宣传者，多亏他们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后裔，得以成为成功的宣传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有权掌握人们的心灵，将人们往沉默乖驯的方向引导。

那些部落都跟随他们的种族狂热主义。都市人或许会为奥斯曼帝国的法令太呆板而叹息，部落人则相信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由的阿拉伯政府，而且每个人都是政府。他们是独立的，而且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他们没有更紧密的家庭约束力，与亲戚间责任感的束缚力，这种信念和决心可能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但这必须否认中央权力。侯赛因谢里夫在国外或许有法律的管辖权，如果他喜欢这个华而不实的玩具的话；不过国内事务必须依惯例而行。外国理论家的问题：“是大马士革要统治汉志，还是汉志能统治大马士革？”对他们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提出这个问题。闪族人的国家主义思想是派系与村落的独立，他们国家统一的理念则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侮。建设性的政策、有组织的国家、规模庞大的帝国，这些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也恨之入骨。他们是为摆脱帝国而战，不是为了建立帝国。

这些阿拉伯部队中的叙利亚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感受是间接的。他们相信借着在本国部队中服役，即使在汉志这里，他们都是在拥护全部阿拉伯人争取国家生存的权力。他们没有想象一个国家，甚至一个联邦，只往北看，希望在阿拉伯这个大家族中加入一个有自治权的大马士革与巴格达。他们在物产方面极端贫乏，即使成功后亦然，因为他们是农业与牧业的社会，没有矿产，也永远无法在现代化军备上与人抗衡。若非如此，我们在中东的战略中心激发起这么热烈的新国家运动之前，便得紧急喊停。

至于宗教狂热，则几乎没有迹象。侯赛因谢里夫拒绝将他的起义扭曲成宗教问题。他的战斗宗旨是国家主义。部落人知道土耳其人是穆斯林，也认为德国人或许是穆斯林真正的朋友。他们知道英国人是基督徒，而英国人是他们的盟友。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宗教对他们没什么帮助，所以他们将之搁置一旁。“基督徒会与基督徒打战，所以为什么穆斯林不能如法炮制？我们要的是一个说我们自己的阿拉伯语，并让我们平安过日子的政府。而且我们也痛恨那些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