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薄暮时分离开哈姆拉，回到沙夫拉河谷，直到面对喀马，在此向右转入山侧的谷中。这山谷长满浓密的树丛，我们费力地驱赶骆驼穿越其间。走了两英里后，我们开始攀爬狭窄的狄夫兰山径，即使在夜色中，也看得出开凿这条路花了不少心血。路面很平坦，两旁的石头排列整齐，形成一道可防雨水冲刷的厚墙。有些路段铺有坡道，偶尔还有堤道，大约有六或八英尺高，由未经裁切的原石堆成，不过在每个转弯处都有被水流冲蚀的裂缝，已成废墟。

我们往上坡走了约一英里，山的另一侧陡急的下坡大约也这么长。然后我们到达平地，发现已进入一处更荒凉的山脊，山谷中的河道错综复杂，主要水道显然是通往西南方。这段路对我们的骆驼而言很好走。我们在黑暗中走了约七英里，到达一座水井，称为慕拉井，位于相当陡峭的绝壁之间的河床上，峭壁上有一座以石头砌成的方形小碉堡，挺立在星空下。可以想见碉堡与堤道都是埃及奴隶建的，以供延布来的埃及朝圣团通行。

我们在此地过夜，虽然两度被发现我们帐篷的山地强梁在暗处骚扰，仍然睡了六小时，这在旅途中算很奢侈了。然后我们走过更多小山脊，直到曙光照入这片沙质山谷，环绕在我们四周的都是奇形怪状的熔岩小丘陵。此地的熔岩不像拉比格附近那种蓝黑色的火山渣岩，它是红褐色的，高耸成悬崖峭壁。地面的沙起初像地毯般铺在玄武岩的山脚，而后逐渐往上延伸。沙越堆越高，丘陵看来就较低了，到后来连丘陵上也布满了沙，被沙掩没。所以，随着日渐高升，阳光灼烈，我们也进入不毛的沙丘，往南蔓延数英里，直通往雾气弥漫、在热气造成的距离错觉中看起来像是灰蓝色的海。

沙丘很狭窄。七点半，我们已到达一片由细沙与沙砾组成的耀眼平原，上头遍布灌木林与荆棘丛，还有一些美观的相思树。我们迅速穿越这片平原，而我则有点不舒服。因为我骑术不精，这趟旅程使我筋疲力竭，汗水由前额流下，滴入我沾满沙粒、被阳光晒裂的眼睑。如果汗水是由一束发梢上冷不防地朝脸颊甩过去，像被泼水一般，则倒也是一件赏心乐事；然而这种偶尔出现的乐趣，实在无法弥补炙热造成的痛苦。我们持续赶路，细沙已变成碎石，再往前，细石凝结成一座大山谷的地表，沿着一道狭小的谷道通往大海。

我们越过一座山丘，山的另一边展开辽阔的视野，也就是延布河谷的三角洲，那是北汉志最大的山谷，上头似乎长满了柽柳树与荆棘丛。右方，沿山谷往前数英里，是奈赫勒穆巴拉克浓密的棕榈树林，这是班尼易卜拉欣朱罕纳族的村落与林园。在我们前头的远方，是巍峨的赖德瓦山脉，虽然距离延布二十英里之遥，看起来却像直接笼罩在延布上头。我们在迈斯图拉便已看见这座山，它是汉志最高大的山脉之一，因为直接由平坦的帖哈马高耸入云，轮廓分明，故而看起来更雄伟壮观。我的同伴们一看到它就安心了。于是，我们在路旁相思树下的树荫间午休，以避开平原上难耐的热气。

到下午，我们先到枝叶繁茂的柽柳树篱间，在一条沙质河床的分叉小河道上的水坑，让骆驼饮用那略带盐味的水，然后轻松愉快地又往前走了两小时。最后我们在典型的帖哈马田野中停下过夜，质地为沙与细石的光秃秃的山脊逐渐高耸，山谷低浅。

那些护送我的谢里夫以带有香味的木块升火，用来烘焙面包和煮咖啡。泌凉的海风拂过我们被晒裂的脸上，让我们畅然酣睡一觉。我们凌晨两点起身，骑着骆驼穿过一处平淡无奇的硬沙砾与湿沙平原，到达延布港，高达二十英尺的城墙与高塔挺立在一片珊瑚礁岩上。他们带我直接穿越大门，走过颓败、空旷的街道——自从辟建汉志铁路后，延布几乎已完全荒芜了——直到抵达阿卜杜勒·卡德尔·阿卜杜的门口。他是费萨尔驻延布的代理人，见多识广，有才干，沉稳，仪表堂堂。他在麦加当邮局局长时，我曾与他通过信，而且驻埃及的勘察小组曾替他们的新国家设计邮票。他刚被调派至此地。

我在阿卜杜勒·卡德尔·阿卜杜的住处待了四天等船，深恐船在约妥时刻仍不会出现。他的住处如诗如画，浪漫之至，可以俯瞰荒芜的广场，以前有许多麦地那商队皆由此出发。所幸“苏瓦号”终于出现，船长是博伊尔，他护送我回吉达。这是我首次与博伊尔碰面。他在起义一开始便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日后也树功无数，但我给他的印象则不大好。我当时因跋涉而全身污垢，也没带行李。最糟的是我为了向阿拉伯人表示敬意，还系了条当地人的头巾。博伊尔非常不以为然。

由于我们走到哪里都戴着帽子（基于担心会中暑的误解），使东方人不由得想探究道理何在，玩味再三后，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得到结论，认为基督徒戴着那丑恶的东西，是因宽大的帽檐可以将他们脆弱的眼睛与神发怒的眼神隔开。所以穆斯林一看到帽子，就想起基督徒常惹神生气。英国人认为这种偏见真该骂（我们厌恶头巾与此不可相提并论），必须竭尽所能纠正过来。如果当地居民不肯让我们戴帽子，就干脆别找我们了。然而我正巧战前在叙利亚当学生时，曾在必要时穿着整套阿拉伯服饰，既不觉得怪异，也不觉得是一种妥协。当跑步上楼梯时，裙摆的确很麻烦，然而在这种气候下，头巾则极为方便。所以我在横越内陆时顺理成章地戴着头巾，而如今在海军的严词斥责下，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戴，直到能找到商店买一顶帽子。

停泊在吉达内的是“欧律阿罗斯号”，船长是威姆斯上将，打算驶往苏丹港，他要在喀土穆与温盖特爵士碰面。温盖特爵士的地位相当于埃及陆军的总司令，他已奉命接任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职务，担任与阿拉伯并肩作战的英军指挥官，麦克马洪则继续指挥政界。我要向温盖特爵士透露此行的印象，非得晋见他不可。于是我恳求威姆斯上将让我搭个便船，然后搭火车到喀土穆时也让我挤一挤。他在反复再三地盘问我许久后，对这个要求倒是爽快地答应了。

我发现威姆斯上将的积极与睿智，使他在一开始便热心投入阿拉伯起义。每当情况危急，他便指挥他的旗舰前来施以援手，更曾越界上岸帮忙二十次以上，那原本应是陆军的事。他给阿拉伯人提供大炮、机枪、登陆部队与技术协助，再加上无止尽的运输支援以及海军联合作战，对阿拉伯人的要求总是深感荣幸，而且配合的程度远超乎他们的预期。

若非威姆斯上将的善意与先见之明，以及博伊尔舰长鞠躬尽瘁地执行他的命令，恐怕阿奇博尔德·默里少将的嫉妒心已使侯赛因谢里夫的起义行动一开始便触礁。因此，在阿拉伯人自行站稳脚跟前，威姆斯上将一直扮演着教父的角色，直到他被调往伦敦。当时也正值艾伦比刚到达埃及并发现阿拉伯人是他战场前线的一个要素，于是将陆军的精力与资源交由阿拉伯人全权处理。这个决定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其他军种眼中，接任威姆斯上将在埃及担任海军司令的艾伦比，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大助益，尽管他对待他们显然并不比对待自己的部属差。的确，要从威姆斯上将手中接下这重责大任，绝非易事。

我们在苏丹港看到两位在埃及陆军服役的英国军官，正等着前往拉比格。他们是要前去指挥汉志的埃及部队，协助阿齐兹·马斯里训练阿拉伯的正规军，借这支军队由拉比格来结束这场战争。这是我首次与乔伊斯和达文波会面，他们也是阿拉伯起义最需要感激的两个外国人。后来乔伊斯长年与我并肩作战；至于达文波在南部的战功，我们则不断从报告中得悉。

到过阿拉伯半岛后，在喀土穆便觉得有点凉意，而要将这几天我在延布等船时所写的长篇报告呈给温盖特爵士过目，更令我紧张。我极力主张局势相当乐观。最主要的需求是专业人才的协助。如果有若干英国正规军军官具备专业素养，而且能说阿拉伯语，能在阿拉伯领导人身旁担任顾问，使我们保持适度联系，则这场战役将大有可为。

温盖特听到乐观的论调感到很欣慰。阿拉伯起义是他多年的梦想。当我在喀土穆时，碰巧遇上他有权担任起义运动的重要角色：因为打压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行动已达巅峰，成功地迫使他被调回英国，温盖特爵士奉命前来接任他的遗缺。在喀土穆热情待客的王宫内阅读《亚瑟王之死》，惬意地休养了两三天后，我觉得负责此事的人已经知道我要传达的讯息，于是前往开罗。这趟尼罗河之旅像在度假。

埃及一如往昔，正为拉比格的问题而伤脑筋。已有几架飞机奉调前来；目前正在争论是否要派一旅部队前往拉比格。法国驻吉达的军事代表团指挥官布雷蒙上校（与威尔森地位相仿，但更具权威，因为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在法属非洲立下彪炳战功，也是法国索姆河军团的前任参谋长），极力主张协约国部队在汉志登陆。他为了诱我们上钩，还运巨炮、机枪到苏伊士运河来，另外还带了若干骑兵与步兵，全都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低阶士兵以及法国军官。这些人加入英军之后，会使整个部队有国际联军的味道。

布雷蒙对阿拉伯事务的危险状况持似是而非的论调，气势上压过了温盖特爵士。温盖特是一位英国将军，也是“汉志部队”这支有名无实的远征军的指挥官。这支部队的成员其实只有几位联络官，以及十多位补给人员和指导员。如果让布雷蒙得逞，则他将成为英法联军的实际总指挥官，掌管现有的装备和人员，以及日后可能的增援部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故而温盖特写了一封措词谨慎的公文，半倾向于直接介入阿拉伯起义。

我在哈尔卜族地区亲身体验到阿拉伯人的感受，使我对拉比格问题有强烈的意见（事实上，我大部分的意见都很强烈），于是写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备忘录给克莱顿将军，表达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我目前已经奉调到克莱顿管辖的阿拉伯局，他对我的观点相当赞许，也同意只要给部落民族提供建议与枪炮，他们确实有能力坚守数个月，不过一旦他们听说有外国部队登陆，也必会再度一哄而散。此外，直接介入阿拉伯起义的计划太过一厢情愿，因为才一个旅的部队，根本不足以防御那个阵地，或防堵土耳其由附近水路运送补给，或围堵他们前往麦加的通路。我谴责布雷蒙上校居心叵测，不是真心为了军事需要，也没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利益，以及起义对我们的重要性。我还引述他在汉志的言行当作不利于他的佐证，这使我的谴责更是义正词严。

克莱顿将我的备忘录呈给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他对我这么痛快淋漓的控诉相当欣赏，于是立刻将这份备忘录以电报拍回伦敦当证词，表示阿拉伯专家要求他派部队上战场的意见有分歧，这些专家对此举是否明智与诚信也举棋不定。伦敦当局要求解释。于是局势逐渐豁然开朗，虽然已较为和缓的拉比格问题又持续了两个多月。

我的直谏帮了默里爵士一个忙，使我受到驻埃及的英国参谋团的欢迎，这倒颇令我受宠若惊。他们开始以礼相待，并赞赏我观察入微，批评酸辣够劲，很有个性。他们指出，派我到阿拉伯处理此棘手问题，真是找对人了。总指挥官也召见我，但我在晋见途中被他的副官拦截，先被带去见参谋长林登·贝尔将军。由于无论默里爵士如何反复无常，林登·贝尔将军都将支持他当成自己的天职，故而常被人视如默里爵士的分身。因此，我一出现在他面前，他就突然站起来，倾身上前，揪住我肩头，气急败坏地说：“你可别吓坏他了！你给我牢牢记住这句话！”这令我大吃一惊。

我想必是满脸惶惑，因为他的眼色已变得温和些，并吩咐我坐下，亲切地聊了些牛津往事以及大学生活的乐趣，并表示我那份关于与费萨尔手下共同生活的报告很有意思，他认为我已经有了好的开始，应该回去继续执行任务。其间他还谈起总指挥官有多神经质，对什么事都忧心忡忡，并指示我必须向他作令人振奋的描述，但也不能太乐观，因为两种极端他们都无法忍受。

我暗自窃喜，并答应会好好表现，但也表示我的目标是确保能增援阿拉伯人需要的补给、武器和军官，以及我为达此目的，必须激起默里爵士的兴趣，还有，若有必要（因为我为达成任务会不择手段），引起总指挥官的激动也在所不惜。这时林登·贝尔将军接口说补给是他的权责，他可以全权处理，并说可以立刻，就是此时此刻，承诺全力支援我们。

自此之后，他也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和他上司交谈时，措词温和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