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欺骗你镜子里的那个人，吉尔总是这样说，因此我打算让那个人付出代价。在巡回赛中，我的绰号是“惩罚者”，因为在比赛中我总是让别人跑前跑后。现在我决意通过晒焦他的头的方式来惩罚这个最难对付的对手——自己。

在戴维斯杯上对阵维兰德时，我转变了运动方式以保护我的肋软骨，但当你保护一件东西时，通常会损坏另一件。当我打出了一个奇怪的正手球后，我感到胸部的一块肌肉被抻了一下。在比赛时，我尚能活动自如，没有感到什么明显的不适，但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连动都不能动了。

医生让我休息几周。布拉德为此心急如焚。

“停止比赛会使你丧失世界第一的排名的。”他说。

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无论电脑系统排出的结果如何，皮特才是世界第一。皮特今年赢得了两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头衔，而且在纽约，在我们的最后决战中，他获得了胜利。另外，我仍然对成为世界第一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即使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感觉真的不错，那也不是我的目标。当然，战胜皮特也不是我的目标，但输给他仍使我坠入了沮丧的无底深渊。

我总是无法轻易摆脱惨痛失败的消极影响，但这次对皮特的失败不同于以往——这次失败是一场终极失败，是一场超级失败，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在输给皮特前，对库里埃的失败、对戈麦斯的失败都只是肉体上的伤口，而这次对皮特的失败则像插在心脏上的一支长矛。每一天，伤口都是新的，失败仿佛刚刚发生一样。每一天，我都叫自己不要再去想了，但我做不到，我每天都会不停地想。只有幻想着退役才能暂时缓解我的痛苦，使我获得片刻的安宁。

与此同时，波姬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她的演艺事业正在起飞。在佩里的建议下，她在洛杉矶买了一套房子，并且一直在寻找出演电视剧的机会。现在她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她将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客串一个小角色。

“这可是世界第一的电视剧啊，”她说，“第一！”

我皱了皱眉。又是世界第一。她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老友记》的制片人邀请波姬出演剧中的一个跟踪狂。跟踪狂？一想到那些跟踪狂和过于热情的影迷们给她造成的那些噩梦般的经历，我吓得不禁后退了一步。但波姬却认为，对出演这一角色而言，她如此多的被跟踪的经历反而能帮她找到感觉。她说她知道跟踪狂的精神状态。

“而且，安德烈，《老友记》是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出演这一角色可能会令我在今后的剧集中再度现身。除此之外，我参演的那一集正好在橄榄球超级碗后播出——到时将有5000万人观看，这就像我的‘美网公开赛’一样。”

用网球作比——这是使我远离她的野心最有效的方式，但我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并且对她说我应该说的话：“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她相信我，或者表现出很相信我的样子，这两者在我看来常常就像是一回事。

我们商定我和佩里陪她一起前往好莱坞，并观看她拍摄这一集。我们将待在她的“包厢”里，就像她之前在我的包厢里观看我的比赛一样。

“那会很有趣吧，不是吗？”她问。

不，我并不这么认为。

但我却口是心非地答道：“是的，有趣。”

我不想去，但我再也不想继续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了。疼痛的胸部，受伤的自我——连我自己都再也不想和自己独自待在一起了。

在她拍摄《老友记》之前的几天里，我们把自己关在波姬洛杉矶的房子里。与她合作的一个演员每天都来帮她排练台词，我则在一旁留心观察。波姬高度紧张，倍感压力，进行着刻苦的训练——这一进程我再熟悉不过了。我为她骄傲，我对她说她会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的，好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们在傍晚到达摄影棚。六位演员都热情地问候了我们。我猜他们就是那六位演员——该剧的主人公，但就我所知他们也可能是来自西科维纳的六位落选的演员。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一集也没看过。波姬拥抱了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时，她的双颊飞红，说话也结巴起来，尽管她已经和他们一起排练好几天了。我从未见过她也如此“追星”。我把她介绍给芭芭拉·史翠珊时，她并没有做出如此反应。

我待在波姬身后几步之遥的地方，躲进了阴影里。我不想抢走人们对她的注意力，而且我觉得我并不是很适合这种社交场合，但演员们也是网球迷，他们一直与我攀谈。他们询问我的伤情，祝贺我这一年取得了成功。这绝不是成功的一年，但我还是尽可能礼貌地对他们表示了谢意，然后重新退回到阴影中。

可他们不肯罢休，继续询问我关于美网的事情、与皮特之间的竞争。“那会是什么感觉呢？你们两个都是很伟大的网球运动员。”

“嗯，是的。”

“你们是朋友吗？”

朋友？他们刚才真的问我这个问题了吗？他们这样问是因为他们是“老友”吗？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皮特和我应该算是朋友。

我想向佩里求助，但他同波姬一样，对这些明星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兴趣。事实上，他表现得较为自然。他与演员们大谈娱乐业，不时提到业内人士的名字，装出一副内行人的样子。

谢天谢地，波姬被叫到了她的拖车，我和佩里跟着她进入了拖车。拖车里，一组人员为她梳理头发，另一组则负责她的化妆和服装，我和佩里就默默地坐在一边。我注意到波姬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是如此高兴，如此亢奋，就像一个正在为自己甜蜜的16岁生日聚会精心打扮的小女孩一样。而我却如此心不在焉，我觉得我已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我说着得体的话，我保持微笑，我说着鼓励的话，但在内心深处，我感觉某种类似心门的东西已经关闭了。我不知道当我在比赛前神情紧张时，当我在输掉比赛后悲伤抑郁时，波姬是否与我有同感。我装作饶有兴趣，我的回答千篇一律，并且从根本上来讲，我缺乏兴趣——我也经常让她变成这样吗？

我们走到片场——一个配有二手家具的紫色公寓。当一大群人来回摆弄着灯光、导演和剧本创作者交流意见时，我们站在周围，消磨着时间。一个人正在讲笑话，试图借此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我在前排找了个靠近假门的位子坐下，拍戏时波姬会从这扇假门进来。观众们嗡嗡地说个不停，演职人员也是。空气中的期待氛围越来越强烈，我则不停地打着哈欠。我想到了被强拉着观看《油脂》的皮特，此时的我感同身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百老汇如此尊崇，却对这一切如此鄙视。

有人喊了一声：“安静！”然后另一个人喊道：“开拍！”波姬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开始敲那扇假门。门打开后，波姬说了她的第一句台词，观众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欢呼声。导演喊道：“停！”坐在我后面几排的一个女人喊道：“波姬，你演得太棒了！”

导演也肯定了波姬的表演。听着他的称赞，波姬不停地点头。“谢谢你，”她说，“但我可以做得更好。”她想再演一次，她想要另一次机会。“好的。”导演说。

在他们为第二次拍摄做准备时，佩里给了波姬许多建议。他对表演一无所知，但波姬现在如此地不自信，任何人的建议她都会留意。她一边听，一边点头。他们就站在我的正下方，佩里正对波姬的表演大发议论，不知情的人看到他那副高谈阔论的样子，肯定会误以为他是这个电影棚的头头。

“请大家各就各位！”

波姬感谢了佩里后，迅速跑到门口。

“请大家安静！”

波姬闭上了眼睛。

“开拍！”

她敲了门，然后又毫厘不差地把刚才的情节重复了一遍。

“停！”

“棒极了！”导演说。

她匆忙地跑到我面前，询问我的看法。“你真了不起。”我说，而这一次我讲的是实话，她的确很了不起。即使电视使我心烦，即使这里的气氛和这种假惺惺的表演使我兴味索然，但我尊重辛勤的劳动，我钦佩她的全情投入。她已经倾尽全力。我吻了她，并且告诉她我为她骄傲。

“你完事儿了吗？”

“没有，我还有一场戏要演。”

“噢。”

我们转移到另一个拍摄场地——一个餐厅，波姬扮演的那个跟踪狂将与她喜欢的对象——乔伊约会。她坐在一张餐桌旁，和扮演乔伊的那个演员面对面地坐着。又是一次没完没了的等待，而佩里在这段时间里则不停地对波姬指点来指点去。终于导演喊道：“开拍！”

扮演乔伊的那个演员看起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但当这一幕开始拍摄时，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狠狠地教训他一顿。显然剧本要求波姬抓住乔伊的手并且舔它，但她演得有点儿过头了，像大口吃冰激凌蛋筒一样“吞食”着他的手。“停！很好，”导演说，“不过我们再试一次。”波姬开怀大笑，乔伊则一边大笑着，一边用纸巾擦着手。我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波姬从没有提起舔手这件事，她知道我会作何反应。

这不是我的生活，这不可能是我的生活。我并不是真的在这儿，我并没有和200个人坐在一起，观看我的女朋友舔另一个男人的手，这不是真的。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直视着灯光。

他们还要再做一遍。

“请安静！”

“开拍！”

波姬抓住乔伊的手，把直到指关节的那部分都放进了自己的嘴里。这一次她一边转动着眼珠，一边用舌头沿着……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跑下楼梯，推开一个侧门走了出去。天已经黑了。天怎么黑得这么快？我租来的林肯正停在门口。佩里和波姬也跟着我跑了出来。佩里困惑不已，波姬则非常激动，她抓住我的胳膊问道：“你要去哪里？你现在不能走！”

佩里问道：“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知道，你们全都知道。”

波姬求我留下来，佩里也是，我告诉他们不可能。我不想再看她舔另一个男人的手了。

“你别这样。”波姬说。

“我？我？我可什么都没干。回去吧，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祝你大获成功！品尝更多的手。我要离开这儿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着，在车流中穿梭前进。我不确定我要去哪里，但有一点我很确定：我绝不会回波姬那里。去他妈的。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要一路奔回拉斯维加斯，中途绝不停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我开足马力，呼啸着穿过了两个城市的边界，开始行驶在沙漠上，现在在我和我的床之间只有一望无垠的荒原和天上闪耀的群星。

收音机里的节目都结束了，只剩下无尽的噪音。我开始试着分析自己的情感。我心怀嫉妒，是的，但我也感到混乱不堪，失去了自我。同波姬一样，我也正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迟钝麻木的男朋友，而且我认为我演得还不错。但当舔手那一幕开始时，我无法再继续演下去了。当然，我以前就观看过波姬在舞台上吻男人的手的表演。我也曾遇到过一个色情狂，他一见到我，便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起他在片场和我女朋友亲热的事，当时她只有15岁。但这次不同，这次已经越过了界限——其实我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但舔手肯定是越界了。

我在凌晨两点把车停在了我的单身公寓前。长途跋涉使我疲惫不已，也冲淡了我的愤怒。我仍然很生气，但也十分后悔。我拨通了波姬的电话。

“对不起，我只是——我需要离开那里。”

她说每个人都问我去哪儿了。她说我羞辱了她，破坏了她这次的大好机会。她说每个人都对她讲她有多么出色，但她一分钟都享受不了这种成功的喜悦，因为她唯一想与之分享这一喜悦的人已经走掉了。

“你最让我分心，”她提高声音说，“我不得不把你阻挡在我的思绪之外，这样我才可以专注于我的台词，而这让一切都变得更为困难。如果在比赛中，我也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狂怒不已的。”

“我就是不能看着你舔那个家伙的手。”

“我在表演，安德烈，难道你忘了我是个演员吗？难道你忘了我以演戏为生吗？难道你忘了那全都是装出来的吗？装装样子而已？”

“要是我能忘了就好了。”

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但波姬说她不想听。她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客厅的中央，感觉地板在摇晃，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拉斯维加斯发生地震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站在哪里。我走到放置奖杯的架子前，拿起了其中的一个奖杯，用力扔了出去。奖杯飞出了客厅，最终落到了厨房的地上，摔成了碎片。我又拿起了一个，朝墙上猛地砸去。我一个接一个地摔着，把所有的奖杯都摔碎了。戴维斯杯？摔了。美网公开赛的？摔了。温布尔登的？摔了，都摔了。我从网球包里一把拽出球拍，试图用它把玻璃咖啡桌砸碎，但球拍反而断掉了。我又将已经碎了的奖杯捡起，再次朝墙上猛地砸去，然后再朝房子里的其他东西砸去。当奖杯碎得不能再碎了的时候，我一下子倒在了满是脱落的墙皮的沙发上。

几个小时后，我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环视四周，仿佛这些破坏都是别人造成的。确实，确实还有别人，有一半的破坏是那个人造成的。

电话响了起来，是波姬。我再次道歉，并告诉了她我砸奖杯的事。她的语气缓和了些，并表现出了关切之情。她讨厌看到我伤心难过，看到我为嫉妒所折磨，看到我处在痛苦中。我告诉她我爱她。

一个月后，我来到斯图加特，踏上了室内赛季的征程。如果让我列出一个全世界所有的大陆和国家、所有的城市和乡镇、所有的乡村和村庄中我最不想待的地方的名单，斯图加特可能会位居榜首。即使我能活到1000岁，在斯图加特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说斯图加特有什么不好，此时此刻，我只是不想待在这里打网球。

尽管如此，我还是来到了这里，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如果我赢了，我世界第一的排名将得到巩固，这是布拉德极度渴望的。我与马利韦·华盛顿正在进行比赛。我对他非常了解，之前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我总是与他狭路相逢。他很有运动天赋，像柏油帆布一样覆盖全场，总是使我有一种要击败他的冲动。他的腿是纯铜的，因此我攻击不了它们。我无法像对付一个典型的对手那样使他筋疲力尽，只得以智取胜。我这样做了，并得以领先一盘。我积极跑动，突然间有一种类似踩到捕鼠夹的感觉。我低头看去，发现我的鞋底掉了。

除了现在穿的这双，我没带别的网球鞋。

我叫了暂停，告诉裁判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扬声器响了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德语广播道：“有谁能借给阿加西先生一只鞋？10码半？”

而且必须得是耐克鞋，我补充道——因为我的代言合同。

后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手中挥舞着他的鞋子。他很高兴把鞋借给我，他说。布拉德走上看台把鞋拿给了我。虽然这个男人的鞋是9码的，我还是把脚硬挤进了他的鞋里，就像翻版灰姑娘那样，只不过这个灰姑娘有些愚笨而已。穿上鞋后，我重新开始了比赛。

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这不可能是我的生活。

我正在打一场捍卫世界第一排名的比赛，却穿着一只从斯图加特一位陌生人手中借来的鞋。我回想起当我们还是孩子时，父亲用网球修补我们的鞋，而这次我感到更尴尬、更荒唐。情感上，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在想我为什么不就此罢手，走出球场，离开。是什么使我还在继续？我是如何做到选择击发球时机，如何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又是如何破了对方发球局的？我的精神已经飘离了赛场。我现在已经云游到大山中，租了一个滑雪小屋，吃着自己做的煎蛋饼，呼吸着充满森林与雪的气息的空气，惬意地休息呢。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我就退役；如果我输了这场比赛，我也退役。

我输了。

我并没有退役。我做的事情与退役恰好相反：我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前去参加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澳网还有几天就要开赛了，我是卫冕冠军，但我却一点儿不在状态。我看起来一副要发疯的样子，两眼布满了血丝，面容憔悴。空乘员应该把我踢出去，我自己差点儿就把自己踢出去。布拉德和我登上飞机后刚刚过去几分钟，我就差一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跑掉。布拉德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便抓住我的胳膊。

“别这样，”他说，“放松。你不会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好事情呢。”

我吞下了一粒安眠药，又喝了一瓶伏特加。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飞机已经抵达墨尔本，正在着陆。布拉德载着我来到了科莫酒店，我此时昏昏沉沉，脑袋里就是一堆糨糊。一个年轻侍者把我带到了我的房间。房间中央摆放着一架钢琴，钢琴旁边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楼梯的木台阶闪着光泽。随手轻敲了几个琴键后，我摇摇晃晃地踏上了台阶，想上楼睡觉，但却踏空了，膝盖撞到了楼梯扶手尖锐的金属边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跌下了楼梯，血流得到处都是。

我给吉尔打了电话，他两分钟后就赶来了。他说我撞到了膝盖骨。“不妙的裂口，”他说，“不妙的淤伤。”他为我包扎了伤口，然后把我扶到了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关了禁闭，不让我出去练习。“我们得小心你的膝盖，”他说，“如果你的膝盖能撑过七场比赛，那就是个奇迹了。”

膝盖上绑着绷带，眼睛上蒙着一层薄雾，我一瘸一拐地参加了第一轮比赛。对于球迷、体育记者、评论员来说，很明显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选手了。我丢掉了第一盘，又很快在第二盘中落后了两个破发局。我即将成为继罗斯科·坦纳之后第二个在大满贯赛事的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的卫冕冠军。

在该场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阿根廷的加斯通·埃特利斯，先不管他是谁了。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一个网球选手，而就像在学校里代课的代课教师。他本来是个双打选手，受到上天的眷顾才获得了单打的资格。能够待在这里，他自己看上去也颇为惊讶。像这样一个家伙，通常情况下我在更衣室狠狠地瞪一眼他就会落荒而逃，但现在他竟然已经领先了一盘，并且在第二盘中继续保持着领先优势。天哪，他才是那个饱受折磨的人。如果我的样子称得上痛苦的话，那他看起来则惶恐不安，仿佛喉咙里正塞着一只90磅重的牛蛙。我希望他淘汰我，干掉我，因为如果我现在输掉比赛并早早出局，反倒会对我好一点儿。

但埃特利斯畏缩不前，原地徘徊，在场上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

虚弱开始蚕食我。今天早上我剃了个干干净净、锃亮的大秃头，因为我想惩罚自己。为什么？因为毁了波姬在《老友记》的客串演出，我仍然耿耿于怀；因为我摔碎了我所有的奖杯；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前来参加一项大满贯赛事——而且因为我在美网中输给了皮特。你无法欺骗你镜子里的那个人，吉尔总是这样说，因此我打算让那个人付出代价。在巡回赛中，我的绰号是“惩罚者”，因为在比赛中我总是让别人跑前跑后。现在我决意通过晒焦他的头的方式来惩罚这个最难对付的对手——自己。

使命完成了。澳大利亚的太阳无情地照在我的身上，就像火烤一般。我痛斥自己，然后原谅了自己，并按下了复位键。随后，我设法将第二盘的比分拉平，然后我赢了抢七局。

而同时我的思绪一直在闲聊：我该怎么？我应该和波姬分手吗？还是和她结婚？我输掉了第三盘。然后埃特利斯似乎又承受不起领先的喜悦了，我再次通过抢七局拿下了第四盘。第五盘，埃特利斯体力已消耗殆尽，他放弃了。我既没有感到自豪也没有感到如释重负。我很尴尬，我的头看起来像一个大水疱。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放一个大水疱到他的脑子里去。”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担心被晒伤，我笑着告诉他们：我最不担心的便是被晒伤了。我很想补充说：精神上，我已经焦头烂额了。但我没有。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我对阵的是库里埃。此前，他对我保持了六连胜的纪录。我们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报纸上。在1989年法网公开赛上战胜我后，他抱怨我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他说他感觉一直以来他总是在充当我的配角。

“听起来他好像很缺乏安全感。”我对记者说。

库里埃则迅速回击：“我缺乏安全感？”

他对我不断变换的装扮以及发型一向看不顺眼。曾经有一次，当被问到对新阿加西有什么看法时，他如是说：“你是指新版阿加西，还是新版的新版阿加西？”也是自从那次起，我们就不再公开争吵了。我对库里埃说我为他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我把他当朋友看待，而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但在我们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紧张感，而且这种紧张感很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至少会持续到我们其中一个人退役为止，因为我们之间的竞争要追溯到青春期，追溯到尼克那个时候。

由于同一个球场之前进行的女子四分之一决赛打得过长，比赛被推迟了很久，我们在几近午夜时才踏上球场。第一盘中已经进行了9局，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天开始下雨了。裁判们可以合上屋顶，但是需要40分钟才能完成。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明天再接着比赛，我们俩同意了。

睡眠很有帮助。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神清气爽，决意战胜库里埃。但球网那边站着的已经不是库里埃了，而只是个苍白无力的摹本。尽管以2:0领先，他看起来却犹豫不决，疲惫不堪。我认得那副表情——我曾多次在镜子中看到过那副表情。我于是立即行动，奋力拼杀。我赢得了这场比赛，获得了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第一场胜利。

当记者问我库里埃在比赛中的表现时，我说：“他今天不在状态。”

这场胜利使我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我再一次摘掉了皮特的王冠，但这只能让我再一次想起我没有，也不能战胜皮特的那一次经历。

在半决赛中我对阵的是张德培。我知道我能赢，但我也知道我会输。事实上，我想要输掉这场比赛，我必须输，因为贝克尔已经进入了决赛，我应付不了他。我不想在决赛中面对他，反正面对他我也会输掉比赛。在贝克尔和张德培之间进行选择，我宁愿输给后者。除此之外，从心理上来讲，在半决赛中输掉比赛总比在决赛中功亏一篑更易让人接受。

因此今天我将输掉比赛。祝贺你，张德培，希望你和你的救世主都很为此高兴。

但故意输掉比赛并非易事，这几乎比赢得比赛还要困难。当你故意输掉比赛时，你不能让观众们感觉出来，你甚至不能让自己感觉到，因为你当然不是完全自觉地故意输掉比赛的——你甚至连半自觉都算不上。你的精神已经缴械投降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战斗，肌肉也有记忆，甚至你的精神也并没有完全缴械投降，只有那个主张独立的小集团，那个分裂出来的小群体完全投降了。故意做出的糟糕决定是在黑暗的角落，完全见不得光。你不去注意那些你需要注意的细节，你不去竭尽全力跑动，你不会猛扑过去接球。你慢悠悠地迈步，你不愿意弯腰或俯身，你只挥动胳膊，却吝啬你的腿部和臀部之力。犯了一个粗心的错误后，你会用漂亮的一击作为弥补，然后你会再犯两个错误，慢慢地，但毫无疑问地，你最终落在了后面。你从不会真的想这次我要击球落网。总之，故意输掉比赛要复杂得多，也隐蔽得多。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拉德对记者说：“今天，安德烈遇到了瓶颈。”

确实，我想，非常正确，但我没有告诉布拉德，我每天都会遇见瓶颈。如果他知道今天我觉得这个“瓶颈”很好，如果他知道我甚至亲吻了它，如果他知道我输得很高兴，如果他知道我宁愿乘飞机回拉斯维加斯，也不愿与我们的老朋友苏格拉底再战——如果他知道这些，一定会震惊得哑口无言。我宁愿去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好莱坞，我行程的下一站。既然我输了，我可以及时赶回家观看橄榄球超级碗，以及随后播出的那集特殊的、长达一小时的、由波姬·小丝主演的《老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