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来看，能够找到合适的女人并与其厮守一生确是真正的幸福。我曾经耗费了很多时间拼凑我所谓的团队，但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成为施特芬妮团队的一个受到珍视的成员。

施特芬妮告诉我她父亲要来拉斯维加斯拜访一下（她父母很久以前就离婚了，如今她母亲住在距离我们这里15分钟路程的地方）。因此，那不可避免的时刻最终来临了——我们的父亲要见面了。这一安排使我们都颇为不安。

彼得·格拉芙温文尔雅、圆滑世故而且学识渊博。他喜欢讲笑话，很多很多笑话，但没有一个我能理解，因为他的英语说得磕磕巴巴。我想要喜欢他，而且我能感觉到他也想让我喜欢他，但我在他面前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知道他的过去。他是德国版的迈克·阿加西。他曾经是一位足球运动员，一位狂热的网球爱好者。在施特芬妮还裹着尿布时，他就开始训练她了。但有一点与我父亲不同，他从未放弃对她的事业和财务的操控，而且他还曾由于逃税入狱两年。这个话题从未被提起，但我有时觉得大家只是避而不谈而已。

我本应该料到的：当彼得到达内华达州后，他想看的不是胡佛大坝，不是长街，而是我父亲的发球机。他早就听说过它，现在他想仔细研究研究它。我载着他去了我父亲的家里。在路上，他喋喋不休地和我亲切地交谈着，但我大部分都听不懂。他说的是德语吗？不是，是德语、英语以及网球语的混合。他在打探我父亲的网球水平。“你父亲多长时间打一次球？他打得如何？”他试图在到达那里之前对我父亲作出判断。

我父亲和那些说不出一口流利英语的人相处得不是很好，他和陌生人相处得也不是很好，因此，当我们穿过我父母家的前门时，我知道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当我意识到体育运动是一种通用语言，当我看到这两个男人、这两个体育运动的狂热爱好者、这两位前运动员知道如何通过挥臂、做手势和咕哝，从而利用他们的身体进行交流时，我放心了。我对我父亲说，彼得想见识见识那台著名的发球机。我父亲甚是得意。他带我们到了后院，把“大龙”推了出来。他启动了发动机，并把底座垫高。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给彼得讲解有关“大龙”的方方面面，而且由于“大龙”的噪声，他几乎是在喊叫。他兴致勃勃，并没有意识到彼得连一个词都听不懂。

“去站到那边。”我父亲对我说。

他递给我一把球拍，让我到球场的另一侧，然后把那台机器对准我的头。

“给他示范一下。”他说。

我的身体不禁抖了一下，往事疯狂涌入我的脑海中。我只有借家里还有龙舌兰酒这一想法安慰自己，使自己继续“运转”下去。

彼得站在我后面，看着我击球。

“啊，”他说，“呀，很棒。”

父亲加快了“大龙”的速度。他不断拨动计速盘，直到“大龙”每次几乎都一起喷出两个球为止。父亲一定是给它加了一挡，我不记得球还能如此迅速地喷出，我甚至没有时间拉拍去击打第二个球。彼得因而斥责我。他从我手里夺过球拍，把我推到一边。“这一击球，”他说，“是你早就应该会的，你从没有过这种球。”他向我展示了著名的施特芬妮削球，他声称在这一点上她是承其衣钵。“你需要更干净地挥拍，”他说，“像这样。”

父亲很愤怒。首先，彼得没有听他的讲解；其次，彼得正在干预我父亲的明星学生。父亲走到网前，大叫道：“什么削球，全是胡扯。如果施特芬妮会这个，她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然后他向彼得展示了他教过我的双手反手击球。

“借助这种打法，”我父亲说，“施特芬妮本可以赢得32个大满贯的。”

这两个男人甚至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他们仍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转过身，全神贯注地击球，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大龙”身上。偶尔，我会听到彼得提到我的竞争对手——皮特和拉夫特，然后父亲就会随即提起施特芬妮的宿敌——莫妮卡·塞莱斯和林赛·达文波特。父亲后来又提到了拳击，他用拳击术语举例，彼得则咆哮抗议。

“我也是一个拳击手，”彼得说，“我本可以把你打倒在地的。”

你可以对我父亲说很多事情——但这句话不行。我的身体不禁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转过身，正好看见施特芬妮63岁的父亲脱下衬衫，对我69岁的父亲说：“看看我，看看我这体形。我比你高。我只要出刺拳，你就无法靠近我。”

我父亲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来吧！你和我。”

彼得用德语骂着粗话，父亲则用亚述语说着脏话，他们全都举起了拳头。他们转着圈，不时发动佯攻，并不断地跳跃、闪躲、迂回前进。就在他们中的一个出拳之前，我冲到两人之间，把他们推开了。

父亲喊道：“那个混蛋胡说八道！”

“可能吧，爸爸，但——求你。”

他们喘着粗气，汗流浃背。父亲瞪着眼睛，彼得赤裸的胸膛上挂着滴滴汗珠。但是他们看出来了我是不会让他们扭打在一起的，于是他们进入了中立角。我关掉“大龙”，然后和他们一起离开了球场。

回到家后，施特芬妮吻了我，然后询问事情进展如何。

“我以后再告诉你吧。”我说，并伸手去拿一瓶龙舌兰酒。

我以前从不知道玛格丽特（用龙舌兰酒调制的鸡尾酒）竟然如此好喝。

在戴维斯杯上，我表现得很好，但之后，我在我通常都会赢的斯科茨代尔站却早早地被淘汰出局了。我在亚特兰大赛上表现得也很糟糕，还拉伤了一根跟腱。在罗马，我止步于第三轮，这时，我很不情愿地认识到我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每项赛事都参加了。年近30的我必须更加谨慎地挑选自己所要参加的战斗了。

现在每接受一次采访，我都会被问到有关退役的问题。我对记者说我最好的网球时光还在前面呢，而他们则皱着眉微笑着，似乎希望我只是在开玩笑。然而，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当我以2000年卫冕冠军的身份走进罗兰·加洛斯时，我本期望内心能涌动着怀旧之情，但完全不同了——这个地方已被重新装修了。他们增加了座位，改装了更衣室。我不喜欢现在的它，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想让罗兰·加洛斯永远保持原样。我想让所有事情都永不改变。我希望每年都能走上中央球场，奇迹般重现1999年的情形。那一年，我的一生为之改变。在我战胜梅德韦杰夫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曾对记者说我现在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开球场了。但一年后，我意识到我错了，我总是会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不能回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重温1999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时的喜悦。

在第二轮中，我的对手是库切拉。他总是能看透我，一看到我，他体内的肾上腺素就会猛增。甚至在赛前，当我在更衣室里看见他时，他似乎仍在追忆他在1998年美网赛上击败我的那一时刻。他一上场就打得威风凛凛，迫使我不停地跑动，企图使我精疲力竭。虽然我尚能应付，但当我的右脚磨得全是水疱时，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侧，叫了伤停。一位赛会医生重新包扎了我的脚，但真正的水疱在我的大脑里。我从那刻起就再也没有赢过一局。

我抬头看看我的包厢。施特芬妮低下了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输得这么惨。

赛后，我对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精神有时顷刻间就瓦解了。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向我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停止思考，”她说，“感觉才是重要的。用心去感觉。”

她说这些话时，就像是我父亲话语的甜蜜、温柔版。我以前并非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但只有施特芬妮说的时候，这些话才真正进入了我的内心。

随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在谈论思考和感觉。她说不去思考只是第一步，因为即使你不去思考，你也仍然不能决定是否能感觉。你不能试图去做，你必须得让自己真的感觉到。

其他的时间里，施特芬妮知道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她只是侧着头，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我知道她已经理解了，那就足够了。那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们一起去了2000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看着施特芬妮游览伦敦，我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说，她终于可以真正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了，因为过去在压力和伤痛的雾霾中，她看不清楚它。网球运动员是所有运动员中旅行最多的一群，但比赛的紧张和艰苦使我们无暇欣赏美景。现在施特芬妮可以肆意欣赏了，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她探查所有的商店和公园，还去了一家有名的薄煎饼店，事实上，她一直都想尝尝那里的煎饼。这家店供应的煎饼多达150种，而她几乎把所有种类都品尝了一遍，再也不用担忧在球场上时会脚步沉重了。

和往常一样，我在伦敦除了我的签位表什么也没有看到。戴上“眼罩”，我一路杀入了半决赛，这次我的对手是拉夫特。此刻的他已经取得了漂亮的职业战绩——两届美网冠军，前世界第一。尽管现在他们说他还在肩部手术后的恢复期，但他不断地发出 Ace 球，而我只能望分兴叹。当他不发 Ace 球时，他会在发球后“翩翩起舞”，绝不让任何东西从他身边飞过。我试图吊高球。很多次，当球离开球拍时，我觉得我打出了一记无法回击的球，但他总是能够及时还击。我们鏖战了3个半小时，绝对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赛。现在是第五盘的第六局，至为关键的一局。我试图在二发时加进一些制胜的因素，但却以双发失误告终。

破发点。

我发出了球，他干脆利落地进行了回击，我击球落网。

我无法在比赛剩下的时间中成功破发。他一发成功率高达74%，而他正是凭借出色的一发成功进军决赛，获得了与皮特争夺冠军的资格。我想在施特芬妮的注视下和皮特一争高下，但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一年前，我在这里，也是在半决赛中击败了拉夫特，那时他第一次感到了肩部的剧痛。现在他归来了，肩伤痊愈了，并且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我。我喜欢拉夫特，我喜欢那种对称性。我无法与这种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抗争。

施特芬妮和我飞回了家。我需要休息，但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姐姐塔米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几天后，相同的噩运也落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放弃了到悉尼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想尽可能陪伴在家人身旁。我需要停赛一年，至少要到明年一月份。

母亲不同意我这样做。

“去吧，”她说，“打比赛，做你的工作。”

于是，我尝试着这样做。我去了华盛顿，但我表现得就像以往我不能集中精神时那样。在与克雷特加比赛时，我因为愤怒摔坏了三把球拍，并在两盘沉闷的比赛后落败。

我以头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了2000年的美网赛，我是夺冠热门，但在比赛前夕，我和吉尔坐在洛厄尔酒店里，并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反而感觉极为糟糕。现在应该是快乐的时刻。我可以赢，我可以震惊世界，而且我不在乎。

“吉尔，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也许你不应该。”

“为什么我又有了这种我曾经有过的感觉？”

这是一个反问句。凯茜已经完全康复了，又变得生龙活虎，并总是将大学挂在嘴边，但吉尔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当你挚爱的人躺在病床上时的那种感觉。他知道我想说但没有说出的话：为什么我们所爱之人要遭受不幸？为什么生活不能完美？为什么每一天、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总有某个人要失去些什么？

“除非你内心充满斗志，”吉尔说，“否则你不能参加比赛，那是你的性格。自从19岁时起，你的性格就一直如此。只有当你身边的人都平安时，你才能充满斗志。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

“如果我不参加比赛，我会让很多人失望的。如果我不参加比赛，我会让我的家人失望的。”

他点点头。

“为什么网球和生活总是处于对抗中？”

他沉默不语。

“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跑完了这段旅程，对吗？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狗屁局面即将结束，不是吗？”

“我无法回答你，”他说，“我只是知道你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我们就此离开，很好，但我们会错过一些东西。而且我认为你说过你要看着你的网球生涯到达终点线，这是你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在赛前训练的第一天，在与布拉德练球时，我发不出一个救命的球。当我离开球场时，布拉德知道什么也不要问我。我回到酒店，躺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盯了两个小时之久。我知道自己不会在纽约逗留很长时间。

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亚历克斯·金，他焦虑得要命，我很同情他，但是直落三盘击败了他。在第二轮中，我的对手是克莱门特。那天很热，在得第一分前，我们都已经大汗淋漓了。我开局打得不错，破发成功，以3:1领先。一切进展顺利。然后，突然间，我就像从未打过网球一样，在满满一体育场的观众面前崩溃了。

体育记者再一次为我唱起了挽歌：阿加西事业的终点即将来临了。吉尔试图告诉他们我正在经历什么，他说：“安德烈是由他的内心、感情、信仰以及那些他珍视的人所激励的，当其中有一项不对劲时，你们就能够在他的行动中察觉到。”

在走出阿瑟·阿什体育场的途中，一个小女孩说：“对于你的失败，我感到很难过。”

“噢，亲爱的，不要这么难过。”

她露出了微笑。

我赶回拉斯维加斯，想陪陪我的母亲，但她似乎完全没有感到困扰，一如既往地沉浸在书和拼图游戏中。看到她如此平静，如此坚定地保持着内心的平静，我们都不禁自惭形秽起来。我认识到这些年来，我一直都低估了我的母亲。我意识到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今天的她也是拜我父亲所赐，而且，在她的内心，她受到的影响比我们都深。

我也意识到，在人生中这个危险时刻，她想要获得一些赞扬。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我母亲只是想默默地生活，不渴求别人赏识的眼光，但她现在想要被注意，被敬重，她想让我知道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她毫无抱怨地接受治疗。如果她为此感到骄傲，如果她想让我为此骄傲，那么她肯定也想让我知道我和她是一样的。她和我都从父亲这一“困境”中挺了过来。这一次，她也会挺过来的，而她也希望我会同样如此。

在西雅图接受治疗的塔米也表现得越来越坚强。她已经接受了手术，在进行化疗之前，她来到拉斯维加斯和我们——她的家人共度这段时光。她说她很害怕失去头发。我问她为什么要害怕呢，我说：“失去头发是降临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她大笑起来。

她说也许在癌症夺走她的头发之前摆脱它会是一个好主意。一种反抗的行动，一份控制自身命运的宣言。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说，“我会帮忙的。”

我们在我家里组织了一个烧烤会。在所有人到达之前，我们把自己关在了盥洗室里，在菲利和施特芬妮的见证下，我们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剃头仪式。塔米想让我尽地主之谊，她把电推剪递给了我。我把刀片调到最紧的位置，然后问她是否想先剃一个莫西干头。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识自己留那个发型的机会了。”

“不用了，”她说，“我们就来个痛快吧。”

我快速仔细地剃着她的头，她则面带着猫王参军时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微笑。当她的头发飘落在地，我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自由了，塔米，自由了。我还对她说：“至少你的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而我和菲利的头发则一去不复返了，宝贝。”她为此笑个不停。当生活每天都在尽全力使我的姐姐哭泣时，我为能够使她开怀大笑而感到欣慰。

2000年11月，我家人的病情都大大好转，于是我准备重新开始训练。2001年1月，我飞到了澳大利亚，当飞机着陆时，我感觉很好。我确实喜欢这个地方。前世我肯定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我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感觉非常自在。一直以来，每当我走进罗德·拉沃球场，并在拉沃的名义下比赛时，我都满心欢喜。

我和布拉德打赌，我说我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我能感觉到。如果我做到了，他就得一头跳到亚拉河（一条流经墨尔本、污染严重并散发着恶臭的支流）里。我一路高歌猛进，成功晋级半决赛。这一次，我的对手又是拉夫特。我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拉锯战，其间充满着似乎永无止境的、让人耗尽精力的激烈争夺。他以2:1领先于我。然后他萎蔫了。澳大利亚很炎热。我们都汗流浃背，但他抽筋了。我拿下了接下来的两盘比赛。

在决赛中，我与克莱门特对决。因为他在之前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将我淘汰出局，这场比赛应该算是一场复仇赛。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底线。我几乎没有出现失误，而即使我确实出现了失误，我也会迅速将其抛至脑后。当克莱门特用法语咕哝着抱怨自己时，我内心则异常地平静和安宁。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直落三盘击败了他。

这是我的第七个大满贯单打冠军，我也因此得以位列网球史上的第十名。我和麦肯罗、维兰德和其他几人并列——比贝克尔和埃德伯格高一位。我和维兰德是公开赛时代仅有的两位赢得三次澳网冠军的男选手。但是此刻，我只想看着布拉德在亚拉河里仰泳，然后回到施特芬妮的身边。

我们在2001年年初一直窝在我的二号单身公寓里，并把它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家。我们购买我们都喜欢的家具；我们举办小型晚餐会；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未来，常常谈到深夜。她为我买了一块厨房黑板，以便我列出我想吃的食物的清单，但我把它变成了一块留言板。我把这块黑板挂在厨房的墙上，并向施特芬妮承诺，每天晚上我都会在上面写上一些有关我爱她的话，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会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再写上一些新的话。我还买了一箱1989年的龙船庄酒，我们承诺每一年在我们首次约会纪念日的那天我们都会分享一瓶。

在印第安韦尔斯，我进入了决赛，并与皮特狭路相逢。我战胜了他。比赛后，在更衣室里，他说他要与他约会的那个女演员布丽姬特·威尔逊结婚了。

“我仍然对演员心存畏惧。”

他笑了，但我却不是在开玩笑。

他说他和她是在电影《泼辣新娘》（Love Stinks）的片场相识的。

我笑了，但他不是在开玩笑。

有很多话，我想对皮特说，关于婚姻，关于女演员，但我不能，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有很多问题，我想要问他。我想问他：他为何能够如此专注？对网球投入如此之多，而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是否感到遗憾？不同的个性以及彼此之间持续的竞争使我们无法更加亲密。我意识到尽管我们对彼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准友谊”，但我们仍然是陌生人，而且可能永远都会如此。我希望他万事如意，而且我是认真的。依我来看，能够找到合适的女人并与其厮守一生确是真正的幸福。我曾经耗费了很多时间拼凑我所谓的团队，但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成为施特芬妮团队的一个受到珍视的成员。我希望他对他的未婚妻有着相同的感觉，我希望他像在意自己在网球历史中的地位那样在意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我希望我能够对他说这些话。

在比赛结束一个小时后，施特芬妮和我教授了一堂网球课。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韦恩·格雷茨基拍得了我们的授课时间，他想让我们教一教他的孩子们。我们和这几个孩子相处得很愉快。天色渐黑，我们便开车返回了拉斯维加斯。一路上，我开得很慢，我和她一直谈论着那几个孩子是多么地可爱。我不时回忆起科斯特纳家的那些孩子们。

施特芬妮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她说：“我想我这个月还没来。”

“来什么？”

“月经没有来。”

“噢，你意思是……噢！”

我们在一个药店停了下来，买下了药架上所有种类的验孕棒，然后躲在 Bel-Air 酒店里。施特芬妮走进盥洗室，而当她出来，脸上的表情则变得难以捉摸。她举起验孕棒。

蓝色的。

“蓝色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意味着……你知道的。”

“一个男孩？”

“我想这意味着我怀孕了。”

她又验了一次，然后又验了一次，每次都是蓝的。

那是我们都想要的结果，她非常高兴，但也有些害怕。如此多的改变。她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只能再在一起待上几个小时，随后我要赶一趟飞往迈阿密的夜间航班，而她则要飞回德国。我们去 Matsuhisa 吃了晚餐。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就是在这家餐厅我和波姬彻底决裂了——就像网球一样，你遭遇了最惨烈的失败的球场也可以成为你收获最甜蜜的胜利之地。

在我们吃完、哭完和庆祝完之后，我说：“我想我们应该结婚。”

她睁大了眼睛。“我也这么想。”

我们决定我们的婚礼将不会有喧嚷嬉闹，不会有教堂，不会有蛋糕，不会有礼服。我们会在网球赛季两项赛事之间的一个空闲日子完成此事。

我坐在那里，接受亲切的电视主持人查利·罗斯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期间，我满口都是谎言。

我不是故意要撒谎的，但罗斯问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一个他乐于并渴望听到的答案。

“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网球吗？”

“是的。”

“你热爱这项运动。”

“我愿抱着网球拍睡觉。”

“当你现在回顾你父亲为你所做的一切时，你是否会说我很庆幸，正是由于他对我进行了那些早期训练，我才如此坚强？”

“能够在网球赛场上拼搏，我当然很高兴。我很庆幸我父亲引导我走上了网球之路。”

当我说这些话时，我仿佛被催眠了，或者说被洗脑了。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以前也说过相同的话，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接受采访时，在鸡尾酒会上的闲聊中，我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

这些谎言，是否连我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谎言，在经过毫厘不差的不断重复后，是否已经听起来像真话一样了？

但是这一次，这些谎言听起来以及感觉起来却很不同。它们悬浮在空气中，有着苦涩的余味。当采访结束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还未达到罪恶感那种程度，应该是遗憾，一种错失机会的感觉。我思忖着如果我对他、也对自己坦诚相待，事情又会怎样，罗斯会做些或说些什么，我们在那一小时中得到的乐趣又可能会多多少？

这种不安感伴随了我好几天。当采访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时，不安感变得更为强烈了。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直视一位地位、名望和罗斯相仿的主持人的眼睛，并对他说出完全未加粉饰的真话。

在2001年的法网公开赛期间，我的包厢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人——施特芬妮怀孕已经四个月了。而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使我的脚步轻盈得如十几岁的少年。在第四轮中，我与斯奎拉里对决。我们之间的“故事”可谓说来话长。当我们走上球场时，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缘分”似乎比法英之间的历史渊源还要深厚。斯奎拉里的出现直接把我的思绪带回了1999年的法网——我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比赛之一。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两年前的那天他击败了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知道施特芬妮是否会在这里——因此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也不会在这里。

在这些想法的鼓舞下，我志在必得。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的精力越来越充沛，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我全神贯注，完全不被外物所扰。一位不守规矩的球迷冲我喊了一些污秽的话，我只是一笑了之；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扭伤并擦破了膝盖，我只是耸耸肩，对此毫不介怀——什么都阻止不了我，更不用说斯奎拉里了。渐渐地，我甚至将他也抛至脑后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独自一人身处此地——这种感觉比以往都要强烈。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的塞巴斯蒂安·格罗斯让。我以6:1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格罗斯让似乎挖掘到了一座隐秘的必胜信念的宝库。现在我们的自信旗鼓相当，但是他的击球却略胜一筹。他破发成功，以2:0领先。然后他再度破发成功，就像我赢得第一盘那样轻松地赢得了第二盘。

在第三盘一开始他就破发成功，他放出一记漂亮的高球，从而赢得了这一局。然后他保住了他的发球局，并再次破了我的发球局。我完蛋了。

在第四盘中，我本来有机会破他的发球局，但我未能成功利用。我打出了一记无力的、与我的水平不相称的反手球。当我看着它朝边线飞去时，我知道我没有机会了。现在是他的发球制胜局。我紧紧地握住球拍，然后我正手击球落网。现在是赛点，他最后以一记 Ace 球斩杀了我。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到来而无法集中精力。我听过也给出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比赛的失利作辩解，但我绝对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理由。“我不知道克林顿要来这里，”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想着其他事，另一位看不见的观众。”

我以训练的名义把施特芬妮带到了吉尔的健身房。她面露喜色，因为她知道我们来的真实意图。

吉尔问施特芬妮感觉好不好，要不要喝些什么，要不要坐下来。他把她领到了一个训练区，她跨上了一架女鞍。她审视着吉尔沿着一面墙建造的那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我在各项大满贯赛事中获得的奖杯，其中包括我在《老友记》后的狂怒中摔碎的那些奖杯的替换品。

我随意拨弄着一根绷紧的细绳，然后说：“那么……呃……吉尔，听着，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儿子起好名字了。”

“呀，是什么？”

“杰登。”

“我喜欢那个名字，”吉尔笑着说，并且不断地点头，“我觉得很好，我喜欢。”

“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想好了一个极好的中名。”

“是什么？”

“吉尔。”

他盯着我。

“嗯，就是杰登·吉尔·阿加西。如果他长大后能有一半像你，他就会取得显著的成功。如果我为他付出的有你为我所付出的一半，我就会超越自己的标准。”

此时，施特芬妮已经哭出了声，我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吉尔站在一台腿部伸展机前，离我大概有10英尺远。他耳朵上夹着他的招牌铅笔，眼镜滑落到了鼻尖，手中拿着打开的达·芬奇笔记本。他三步就冲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一把抱住了我。我感觉到我的脸颊触到了他的项链。圣父，圣子，圣灵。

2001年的温网半决赛，我马上就要击败拉夫特了。第五盘，我的发球局，距离胜利只有两分之遥。我打出一记有些迟疑不决的正手球，球落网了。然后我失掉了一记容易的反手球，从而丢掉了下一分。然后他破发成功。现在变成了他认为他即将击败我了。

我喊道：“他妈的。”

一名女司线员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裁判。

我因此受到了警告。

现在我脑袋里想的全都是这位爱管闲事的女司线员。我以6:8输掉了这一盘，也就输掉了整场比赛。我感到有些失望，但同时也觉得这并不重要。

除了施特芬妮的健康和我们正在形成的家庭外，我的思绪从未远离过我的学校。它将在这年秋天正式落成，届时将有200名学生在这里读3－5年级。我们已计划迅速地实现学校的扩建，使其能够接收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两年后，我们将建好我们的初中。再过两年，高中。

我喜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设计，但我尤其为我们为实现理想而心甘情愿地投入金钱这一点感到骄傲。大量的金钱。当佩里和我得知内华达州在教育上的投入几乎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少时，我们感到颇为震惊。内华达州投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只有6800美元，而美国平均水平则为8600美元，所以我们发誓要在我们的学校消除这种投入上的差距，而且远远不只如此。通过从政府和私人捐赠者那里筹得资金，我们将在孩子身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证明对教育进行投资就像对其他任何事情投资一样，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待上更长的时间——8个小时，而不是内华达规定的6个小时。如果别人问我这么多年来我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什么，那就是时间加练习等于成就。除此之外，我们坚持孩子的父母要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活动中来。我们要求每个孩子的至少一名家长每个月要花12个小时在教室里担当志愿学生助手，或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担任志愿指导员。我们想让家长有一种身为股东的感觉，想让他们在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入大学这件事上承担起充分的义务和责任。

很多天，当我感到疲乏或情绪低落时，我就会开车到社区，看看正在建设中的学校。在我所有的矛盾中，这是最令人惊异，也是最有趣的——一个鄙视并恐惧学校的男孩竟然变成了一个被他自己在建中的学校所鼓舞并重获动力的男人。

但在学校正式落成那天，我却不能出现在那里，因为我要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我是在为学校而赛，所以我会发挥出我的最佳水平。我在前四轮过关斩将，然后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皮特狭路相逢。从我们走出地下通道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这将是我们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我们就是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第32次交手，他以17胜14负略胜一筹。我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凝重的大赛表情。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这场比赛将决定我与他之间的竞争。胜者为王。

皮特如今应该是半速前进了，他已经连续14个月未在大满贯赛事中夺冠了。他逡巡不前，而且公开地谈论着退役的话题。但此刻那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我。我以7:6赢得了第一盘，所以我现在自认为胜算又大了一些。在这项赛事中，我赢得首盘后的总战绩为49胜仅1负。

某人请告诉皮特这一数据吧。他以7:6赢得了第二盘。

第三盘也不得不在抢七局中决出胜负。我犯了几个愚蠢的错误。疲劳。他赢了第三盘。

在第四盘中，我们上演了几次堪称壮观的多拍回合，然后又不得不在抢七局中一决高下。此时，我们已经对打了3个小时，但双方都没有破发成功过。时间已过午夜，2.3万名球迷都站了起来。他们不想让我们开始第四个抢七局。通过重重地跺脚和热烈地鼓掌，他们正在表演着自己的抢七局。在我们继续拼杀之前，他们想对我们致以谢意。

我被感动了，我看到皮特也被感动了。但现在我不能考虑球迷，我只能让自己思考如何到达第五盘这一庇身之地，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想。

皮特知道如果比赛进入第五盘，优势就会偏向我这一方。他知道他需要在这一局中打得无懈可击，这样才能阻止第五盘的战斗。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整晚几近完美的比赛在我的一记落网的正手球中落下了帷幕。

皮特发出了胜利的吼叫。

说实在的，我却觉得自己的心跳减缓了。我感觉并不糟糕。我试图感觉很糟糕，但我不能，我想这是否是因为我对在重大赛事中输给皮特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者我只是对我的事业和家庭感到心满意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把手放在皮特的肩上并祝他一切顺利。尽管这样感觉不像是在道别，但这确实像对那场并不遥远的道别的一次预演。

2001年10月，在距离施特芬妮的预产期还有3天时，我们把我们的母亲和内华达的一位法官邀请到家中。

我非常喜欢看着施特芬妮和我的母亲——我生命中两个羞涩的女人——待在一起。施特芬妮总是会送给她一些新的拼图。我也很敬重施特芬妮的母亲海迪。施特芬妮和她长得很像，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对海迪产生了好感。施特芬妮和我都穿着牛仔裤、赤着脚，我们来到庭院里，站在法官面前。至于戒指，我们则用施特芬妮在抽屉里找到的两团旧的酒椰叶丝带来代替，而曾经我正是用这种丝带为送给她的第一张生日卡做的装饰，直到后来我们才注意到这一巧合之处。

我父亲则坚称如果他没被邀请，他丝毫不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不想被邀请。他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参加婚礼，他不喜欢婚礼（在我第一次婚礼时，他中途就离开了）。只要我与施特芬妮结婚，他说，他不介意我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他说，“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法官匆匆宣读完了冗长的法律条文，当施特芬妮和我正要说“我愿意”时，一队园艺师到达了此地。我跑到外面，请求他们先关掉割草机和清落叶机，5分钟之后再开，这样我们可以把婚结完。他们向我致以歉意。一个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了噤声的动作。

“以法律赋予我的合法权利。”法官说。终于，总算，在两位母亲和三位园艺师的见证下，施特菲·格拉芙成了施特芬妮·阿加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