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那些选手们说：“在你们的一生中，你们会听到很多掌声，伙计们，但对你们而言，没有什么掌声比那一种掌声——来自你同行的掌声——意义更为重大。我希望你们中的每个人在你们职业生涯终结时都能听到那一种掌声。”

我退出了2006年的澳网公开赛，然后退出了整个红土赛季。我讨厌那样做，但我需要为200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保存体力，我已经静静地、私下里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温网。我要为温布尔登保存体力——我从未想过我竟然会这样说，我从未想过对温布尔登的体面的、满怀敬意的道别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

但温布尔登已经成了我的圣地。这是我妻子大放异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认为自己能够赢，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向世界和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弯腰屈膝，学会了让步，学会了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去穿我不愿穿的衣装，学会了生存。而且，无论我对网球感觉如何，这一运动都是我的家。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讨厌我的家，于是我离开了，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想家了。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我不断地回忆起那一点，内心备受煎熬。

我对达伦说，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温网，而即将到来的美网则将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项赛事。我们在温网即将开打之前宣布了这一消息。其他选手对我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我为此大为吃惊，他们不再视我为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威胁。我退役了。我成了不相干的人。墙被拆掉了。

记者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你选择现在退役？”我对他们说我没有选择，我只是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那是我一直孜孜以求的终点线，它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不能打了，而并非不愿打了。我竟然一直在寻求我别无选择的时刻，我此前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资深网球评论员、网球史学者以及拉沃尔自传的联合作者巴德·柯林斯却这样总结了我的网球生涯：从朋克（Punk）到完人（Paragon）。我对此并不赞同。在我看来，巴德为了押头韵而牺牲了真相。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朋克青年，现在也远非完人。

几名体育记者提起了我的“蜕变”过程，这个词使我烦恼不已。我认为这个词用错了。蜕变是指从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但我一开始却什么也不是。我没有蜕变，我只是逐渐成形了。当我闯入网球这一领域时，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想听年纪比我大的人的话，于是我进行反抗。据我看来，年纪较大的人在对待年纪较轻的人时总是会犯同一个错误，即他们在后者事实上仍处于雕琢过程中时，就把后者视为成品了，这就像在一场比赛尚未结束之时就对该场比赛作出判断一样。我无数次后来居上，也曾使无数对手在劣势中咆哮着对抗我。想想吧。

现在人们看到的我，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我的第一个形态，第一个化身。我没有改变我的形象，而是发现了它；我没有改变我的思维，而是打开了它。在J.P.的启发下，我有了这种想法。他说人们被我变化了的外表、穿着和头发愚弄了，误以为我知道自己是谁。人们将我的自我探索视为自我表达。他说我名字的首字母是 AKA ，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之多一闪即逝的身份的人来说，颇富象征意味，同时也令人震惊。

不过，在2006年的初夏，尽管 J.P.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不能将这一点解释给记者听。即使我能，全英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也不是合适之地。

我也不能就此向施特芬妮作出解释，但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她什么都知道。在临近温网的那些日子里、那段时间中，她凝视我的双眼，轻拍我的脸颊。她与我谈论我的职业生涯，并谈论她的职业生涯。她对我讲述了她的最后一次温网之旅，她当时不知道那将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温网。她说这种方式更好，你知道自己行将告别，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

戴着杰登为我制作的项链——一条由字母积木穿成的链子，所有的字母拼出来就是“爸爸加油”（Daddy Rocks），我和来自塞尔维亚的鲍里斯·帕山斯基开始了第一轮的较量。当我踏上温布尔登的赛场时，掌声雷动，而且经久不息。在第一个发球局，我甚至看不清球场，因为我的双眼已经满含泪水。打这场比赛时，尽管我觉得自己像是盔甲在身，尽管我的背部无法松弛，但我坚持着，忍耐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第二轮中，我直落三盘，击败了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斯托皮尼。我打得不错，这使我心存希望地进入了第三轮，与纳达尔展开了较量。他是一个野兽，一个怪物，天生的力量之躯，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击球既如此有力又如此优美的选手。但我觉得——一种因胜利而产生的妄想——我也许能够取得胜利。我自认为有机会。我以6:7输掉了第一局，但我却从如此接近的比分中获得了希望。

然后他彻底击溃了我，比赛仅进行了70分钟。我的机会之窗则在第55分钟时关闭了。在第55分钟，我的背部开始有了感觉。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当纳达尔发球时，我甚至都不能站立不动，我需要不断地走来走去，而且要重重地跺脚，以使我的血液保持流动状态。背部的极度僵硬使我痛苦不堪，回球已经成为我最不想做的事情。现在我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保持直立。

赛后，在这一充满讽刺的时刻，温布尔登的官员们破例允许记者对我和纳达尔进行了现场采访。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对吉尔说：“我早就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让温布尔登打破惯例。”

吉尔没有笑。只要战斗仍在继续，他就不会开怀大笑。

“就要结束了。”我对他说。

我去了华盛顿，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资格赛选手安德烈亚·斯托皮尼打了一场比赛。他击败了我，就像资格赛选手是我而不是他。我感到很羞愧，我原本想我需要在美网之前打一场热身赛，却没想到这场热身赛会使我心烦意乱。我对记者说，愈近终局，我内心的斗争就愈加激烈，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以下的话最能解释这一点：“我很确定你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喜欢你们的工作。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此刻对你们说你们对我的报道将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报道，在此之后，在你们的有生之年，你们再也不能撰写新闻稿了，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所有人都来到了纽约——整个团队——施特芬妮、孩子们、我的父母、佩里、吉尔、达伦还有菲利。我们入侵了四季酒店，在 Campagnola 餐厅开拓了殖民地。孩子们喜欢我们进场时响起的掌声，他们觉得那很有趣。而对我而言，这一次的掌声听起来却与众不同，它有着不同的音色，它蕴含着潜台词。他们知道他们的掌声并不是只为我而响起，而是为了我们要共同完成的特别之事而响起。

弗朗基为我们安排了角落里的一个位子。他对施特芬妮和孩子们真是体贴备至。我注视他为杰登端上所有我所喜欢的食物，注视着杰登喜滋滋地享用着它们。我观察着杰姬，她也很喜欢这些食物，只不过她坚持菜和菜之间要绝对分开，一道菜和另一道菜不能有丝毫的碰触——蓝莓松饼规则的变形。我注视着施特芬妮微笑地看着孩子们，我想到了我们四个，四种迥异的个性，四种不同的场地，但却是一个组合，完全匹配的组合。在最后一次比赛的前夕，我享受着我们都在寻求的那种感觉，品味着我们的一生仅能获得寥寥数次的那种感觉：我们生命的不同乐章的主题首尾相连，我们生命中一个乐章的终曲酝酿出另一个乐章的开端，反之亦然。

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罗马尼亚的安德雷·帕维尔对战。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我的后背就僵硬了，但是尽管我只能直挺挺地站着，我还是设法熬到了胜利。赛后，在我的要求下，达伦为我安排了第二天注射可的松的事宜。即使注射了这一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

我当然不会赢，因为我的对手是马科斯·巴格达蒂斯。他世界排名第八。他来自塞浦路斯，身体异常强壮，而且那年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他进入了澳网的决赛和温网的半决赛。

但我仍设法击败了他。赛后，在我的后背彻底崩溃之前，我踉跄地走出地下通道，回到更衣室。达伦和吉尔像抬一袋要洗的衣服那样把我抬上了训练台，巴格达蒂斯则被人抬上了旁边的训练台，他的腿严重抽筋。施特芬妮也在场，她吻了我。吉尔强迫我喝了点儿东西。一位赛会医生说医生马上就来了，并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视，然后每个人都离开了，只剩下因痛苦而扭动身体并不断呻吟的我和巴格达蒂斯。

电视上正播放着我和他比赛的精彩部分。

我察觉身边的巴格达蒂斯微微动了一下。我转过头，看见巴格达蒂斯伸出了手，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们做到了。我也伸出了手，并握住他的手，然后我们就这样握着，看着电视屏幕上不断闪现出我们刚刚那场残酷比赛的画面。

我们重温了那场比赛，同时我也重温了我的生活。

医生们终于到了，他们及其助手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使巴格达蒂斯和我站了起来。巴格达蒂斯靠着他的教练，吃力地走出了更衣室。然后吉尔和达伦把我带到了停车场，并以可以吃上 P.J.克拉克的干酪汉堡包和马提尼酒作为诱饵让我再走上几步。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天哪，”达伦在我们到达停车场时说，“我们的车在那边，兄弟。”

我们眯着眼睛看着我们那辆孤零零地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中央的车，它离我们大概有几百码远。我对他说我走不到那里。

“对，你当然走不过去，”他说，“在这等着，我把车给你开过来。”

他朝车的方向跑过去。

我对吉尔说我站不住了，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需要躺下。他把我的网球包放在水泥地上，我坐了下来，靠在网球包上，把它当成是枕头一样。

我仰视吉尔，不过除了他的微笑和肩膀外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停留在了远处的繁星上——繁星闪烁。接下来，我看到了体育场周遭的光束，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更大、更近的星星。

突然间，我听到了“砰”的一声，仿佛有人正在打开一只装满网球的巨大网球筒。一个光束消失了，接着又一个，又一个。

我闭上眼睛。结束了。

不，该死的还没结束。永远都不会真正结束。

第二天早上，我正一瘸一拐地走在四季酒店的大厅里，突然一个男人从阴影处走了出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退出。”他说。

“什么？”

原来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是我父亲的鬼魂。他的脸色非常苍白，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睡觉了。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

“退出吧，回家去。你已经做到了，结束了。”

他说他请求我立即退役。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我退役，这样他就不用再看着我受更多的苦了，也不必每回都心提到嗓子眼儿似的看完我的比赛了。他也不必为看我在地球另一边进行的一场比赛而熬到凌晨两点钟，以便可以仔细研究某个可能不久后我就不得不面对的天才男孩了。他已经厌倦了这所有的一切，这悲惨的一切。他听起来似乎……这可能吗？

是的，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

我深知那副表情。

他痛恨网球。

他说：“别让自己再受这种苦了！在昨晚之后，你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了。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

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然后说：“对不起，爸爸，我不能退出。这一切不能以我的退出终结。”

比赛前30分钟，我打了一针消炎针，但是它与可的松不同，没有那么有效。在第三轮中，当与我的对手本杰明·贝克尔对决时，我几乎无法保持直立。

看着记分表，我摇了摇头。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最后的对手怎么会是一个叫贝克尔的家伙？今年早些时候，我对达伦说，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我想和我喜欢或尊敬的人交锋，要不然就和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对决。

于是我得到了后者。

四盘后，贝克尔将我淘汰出局。我能感觉自己干净利落地把终点线撞断了。

美网官员让我在回更衣室之前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几句话。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很多年前就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但这一次，我还是语塞了片刻，才说出了下面的话：

记分板显示我今天输了，但记分板并没有显示出我找到的是什么。在过去21年中，我找到了忠诚：你们不但在球场上，也在生活中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我找到了动力：你们驱使着我走向成功，甚至有时是在我最低潮的时刻。我也找到了慷慨：你们无私地将肩膀借与我。站在你们的肩膀上，我奋力去追求我的梦想——那些如果没有你们，我甚至都无法触及的梦想。在过去的21年中我找到了你们，我将带着你们和对你们的记忆度过余生。

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对他们的最高评价。我已把他们比作吉尔了。

更衣室里一片死寂。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当你输掉比赛时，每个更衣室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你走进门，身后的门大开着，因为你推门的力气远远超过了所需的力气，你总是会看到那些家伙正从电视机前散开。正是在电视机前，他们看着你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又总是装出一副没看电视、没有议论你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围在电视机前。没有人动弹。没有人假装什么。然后，慢慢地，每个人都朝我走来。他们同赛会医生、赛事工作人员和詹姆斯一起鼓掌致意并吹起了口哨。

只有一个人冷冷地站在一旁，拒绝为我鼓掌喝彩。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他。他靠在远处的一面墙上，脸上毫无表情，双臂交叉紧紧抱在胸前。

康纳斯。

他现在担任罗迪克的教练。可怜的安迪。

我不禁暗自发笑。我只能感叹康纳斯就是康纳斯，从来不会改变。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自己如此真实，如此始终如一。

我对那些选手们说：“在你们的一生中，你们会听到很多掌声，伙计们，但对你们而言，没有什么掌声比那一种掌声——来自你同行的掌声——意义更为重大。我希望你们中的每个人在你们职业生涯终结时都能听到那一种掌声。”

谢谢你们所有人。再见，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