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走进母亲为我布置成画室的奇哈格公寓时，我便吹着气，直到点燃炉火（十一岁和家人住这间公寓时，我是个忠诚的纵火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点火——但此刻我才发觉还来不及告别，此种乐趣早已离我远去）。天花板挑高的公寓暖得足以让我的手温暖起来时，我便穿上油彩飞溅的罩衫——这比任何东西更能表明我作画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这却是一种略带悲哀的期待，即使不是马上，也是在一两天内逃入一幅我无法给任何人看的画中。我已经把公寓变成了画廊——我的画挂在每一面墙上，却没有人（包括母亲，甚至父亲）来看过它们。因此我在这间公寓发现一种需要：不仅知道我的画将被人观看，而且在作画的同时感应以后将评断我作品的人存在我四周。站在一间摆满阴冷的旧家具、充满灰尘和霉味的愁闷公寓里画伊斯坦布尔风光，也使我感到愁闷。

我真希望再看看我在十六至十七岁之间画的这些画（现已遗失），描绘的是就托尔斯泰意义上的“家庭幸福”。这些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从下页这张职业摄影师在我七岁时来我家拍的照片看得出来——我有时很难维持“幸福家庭”的姿态。摒弃平日画的伊斯坦布尔风光和后街，我趁父母在我身边做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时画“我们”。当我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稍趋缓和，当没有人挑衅其他人，大家悠然自得，背后播放着收音机或录音带，当女仆在厨房里忙着做我们的晚饭，或在我们全家动身出游前——我便画这些画，往往是灵机一动。

父亲通常躺在客厅沙发上：他在家时最常待在这儿，阅读报刊杂志或书（不是他青年时期喜爱的文学小说，而是谈桥牌的书），或是迷惘地盯着天花板。心情不错的话，他会在录音机上播放管弦乐，比方说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有时站起来指挥想像中的管弦乐团，跟指挥家一样挥动手臂，在我看来像是愤怒、焦躁而痴迷。坐在他身边扶手椅上的母亲把目光从报纸或编织上挪开，抬起头来，微笑中带着爱意。

此一情景缺乏惹人注目的细节，激发不了任何议论，但这也是它引我注意的原因。当这幅画面难得出现的时候，我便以一种半开玩笑半羞愧的语调低声说“我要画一张画”，仿佛跟住在我内心的精灵说话似的。而后我跑进房间抓起我的画画工具——我的油画颜料，或父亲从英国带给我的吉他牌一百二十色粉蜡笔，还有姑妈每年送我当生日礼物的薛勒牌彩色纸——回到客厅，把父亲的书桌摆放成让我能看见他们两人的方向，坐在桌前匆匆画一幅家庭画面。

自始至终，他们两人都未开口说话，由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响应我突如其来、按捺不下的画画渴望，在我看来仿佛神为我而暂停了时间（即使大致说来兴趣不大，我却仍相信她在重要时刻来帮助我）。或许因为没讲话，我父母看起来很快乐。对我而言，所谓家庭，是一群人由于希望被爱并感觉恬静、放松和安心，于是同意每天有段时间让内心的精灵和魔鬼安静下来，而且表现得像是很快乐。他们这么做，往往是因为没更好的事可做，终而为他们自己的矫饰所折服，但如果保持快乐的姿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却没法子完全安抚他们的精灵和魔鬼，父亲的目光便从他的书上挪开——母亲则继续泰然自若地编织——眺望窗外远方的博斯普鲁斯，仿佛对它的美无动于衷，沉溺在思绪里。一种神奇的寂静笼罩房间，父亲和母亲伸展四肢，一声不吭，表达仿佛是共有的痛楚，1970年代，就像全国所有人一样，我们买了电视机，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享受电视上的娱乐节目，于是不再有神奇的寂静，我也不再想画他们。因为对我而言，爱我的人压抑他们的恶魔，让我自由玩耍的时候，快乐才出现。

虽然他们是在摆姿势，就像拍照的时候那样，身子不动，让我疾速完成幸福家庭的场景，但有时他们也交谈。一人提起报上的某件事，停了好一阵子之后，另一人提供分析，或不发一语。有时母亲和我交谈，躺在沙发上对我们的对话表示毫无兴趣的父亲会突然说出话来，证明他一直在听。有时候，我们其中一人从我们贝希克塔斯塞伦塞贝公寓宽敞的窗户向外看，看见一艘诡异可怕的俄罗斯军舰沿着博斯普鲁斯航行，或春季从非洲飞向北方的一群鹳鸟横空飞过，长时间的沉寂便被短短一句多余的话打破，像是“那群鹳鸟！”尽管我非常喜欢客厅里寂静无声，但当我们大家都陷入自己的小天地时，我却看出安祥与快乐的瞬息无常。我为我的画增添最后的润饰时，留意到父母身上只有在以画家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才会留意到的可怕细节。我注视戴眼睛的母亲，脸上的表情半带快乐半带希望，注视着从毛线针垂下来的毛线，首先落在她的腿上，接着落在她的脚下，落入装毛线团的塑胶袋。在这透明袋子旁边，她穿着拖鞋的脚，在她同我父亲说话时，和她陷入沉思的时候一样静止不动。当我长时间仔细观察时，一阵奇特的颤抖通过我的身躯：人的臂、腿和手，甚至我们的头，具有某种没有生命的特性，就像母亲用来放新鲜雏菊和冬青的花瓶一样呆板迟钝，就像她身边的小桌或挂在墙上的伊兹尼克陶盘一样冥顽不灵。尽管我们维持一幅幸福家庭的画面，尽管我暂时不怀疑，当我们三个坐在自己的角落时，却有某种东西让我们看上去像祖母多塞进她博物馆房间的三件家具。

我陶醉在这些共有的沉寂中，这些时刻就像特殊场合玩的“牧师跑掉了”的游戏和我们的新年乐透牌一样稀罕可贵。当我在画纸上画满——依我的想像——马蒂斯的迅疾笔触，以波纳尔画居室的小曲线与花纹装点地毯和窗帘时，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我发现父亲旁边三脚灯的灯光变得更亮。当夜晚确实降临，天空和博斯普鲁斯露出深邃、绚烂的紫色，灯光变为橙色的时候，我看见窗户不再朝向外面的博斯普鲁斯、汽车渡轮、来往于贝希克塔斯和于斯屈达尔之间的船只或是从船的烟囱冒出的烟，而是给我们倒映出屋内的景象。

晚上穿行于街头或眺望窗外，我仍喜欢透过街灯的橙色光晕，朝别人屋里瞧。有时看见某个妇女独自坐在桌前算自己的命，摆出的姿势就跟我父亲没回家的那些漫长冬夜我母亲所做的一样，抽着烟，耐心地玩单人纸牌。有时我瞧见一间简陋的底层小公寓里一家人吃着晚饭，在跟我们家相同的橙色灯光下一同说话，从外头观望他们，我天真地判断他们肯定很幸福。透过窗户看到的幸福家庭，这些景象对我们诉说我们的城市，但是在伊斯坦布尔这地方——特别是在19世纪，当时接待客人很少在客厅以外的任何房间——少有外国人能够揣摩表面看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