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母亲晚上独自待在客厅等候父亲。父亲晚上待在桥牌俱乐部，之后再去其他地方，回到家已很晚，母亲早已等得疲倦睡觉去了。我和母亲相对而坐吃完晚饭（这时父亲已给我们打过电话。我很忙，他说，我会晚点儿回家，你们先吃吧），母亲便把纸牌摊在乳白色桌巾上，算自己的命。她翻开五十二张牌的每一张牌——一次一张，尝试依照大小顺序排列，红牌跟在黑牌之后——她并不想在牌中寻得信号，也不喜欢把纸牌提供的信号编成一个前途光明的故事。对她而言，这是个考验耐心的游戏。我走进客厅，问她是否已算出她的命运，她总是给我同样的答复：

“好孩子，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算命，而是为了消磨时间。几点了？我再玩一次，就上床去睡。”

她一面说，一面看着黑白电视机（在土耳其是新玩意儿）播放的老片或有关去年斋月的谈论节目（当时仅有一个频道，表达政府观点），而后说：“我不看了，你想关就关了吧。”

我会看一会儿荧幕上播放的随便什么节目：一场足球赛，或是我童年时代的黑白街道。与其说我对播放的节目感兴趣，不如说是让我从内心深处剧烈的不安解脱出来，暂时离开房间稍事歇息，在客厅里，和每天晚上一样，跟母亲闲谈。

这些闲谈有时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事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关上门，看书，在愧疚中挣扎，直到隔天早晨。有时和母亲争辩过后，我到外面去，步入伊斯坦布尔寒冷的夜晚，在塔克西姆和贝尤鲁附近徘徊，在阴暗邪恶的后街不停地抽烟，直到感觉寒冷彻骨，在母亲和城里每个人都睡着后，我回到家里。我养成凌晨四时上床睡觉、中午起床的习惯——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保持这个习惯。

当时和母亲争辩的事情——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心照不宣——是我未卜的前途。1972年冬天，念建筑系二年级期间，我几乎完全不再去上课。除了上少数几堂课，以免遭学校开除，塔斯奇斯拉的建筑系馆里几乎看不见我。

有时我怯懦地告诉自己：“就算永远不当建筑师，至少还有大学文凭。”对我产生一些影响的父亲和朋友们一再重复这样的评论，在我母亲看来只会使我的状况更不稳定。我眼见自己对绘画的爱消退，仅留下空虚的感受，因此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永远当不成建筑师。同时我也知道不能永远看书看到凌晨，或彻夜在塔克西姆、贝尤鲁和贝希克塔斯的街头徘徊。有时我心急如焚，猛然自席间站起，试图让母亲面对事实。由于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更不用说是要她接受什么，有时我们仿佛是蒙住眼睛互相争吵。

“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一样，”母亲说道，仅仅为了惹恼我——我之后如此评断，“我逃避生活，就像你一样。你的姨妈们在大学里生活在知识分子当中，或在派对宴会上玩得很开心，我却跟你一样坐在家里呆呆盯着你外祖父最喜欢的《插画杂志》（Illustration）。”她抽一口烟，注视我，看她的话是否产生任何作用。“当时的我很胆怯，对生命心存恐惧。”

我知道她这么说的意思是“就像你一样”，怒气在我内心翻搅的同时，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将她讲的这些话当做是“为了我好”。但知道母亲同样表达出某种普遍持有的观点，使我心碎。我的视线从电视转向来回逡巡于博斯普鲁斯的渡轮探照灯，暗自念叨着这种正统观念，心想自己是多么厌恶。

我并非从不曾公然表达的母亲身上得知此一观念，而是从怠惰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和想法类似的专栏作家那里，他们在深切而张狂的悲观时刻断言“好东西不会出自这种地方”。

长久以来使城市一蹶不振的忧伤助长了此种悲观。但倘若忧伤出自失落与贫穷，何以城里的有钱人也拥抱它？或许他们只是侥幸有钱。也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并未创造任何辉煌的事物，得以媲美他们希望模仿的西方文明。

然而就母亲的情况而言，这种她说了一辈子的具有破坏力的、谨慎的中产阶级口头禅有其根据。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生了哥哥和我之后，父亲让她伤透了心。他经常不在家，家庭逐渐陷入贫困，她结婚的时候一点也不晓得自己必须与这些事情搏斗，我始终觉得这些不幸迫使她在面对社会时，摆出持续性的防卫姿态。我们小时候，她带我们兄弟俩去贝尤鲁逛街，去电影院或公园，每当发现男人在看她，从她戒备的表情，我看出她对我们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都格外谨慎。哥哥和我在街头争吵时，我看见她在生气苦恼的同时，也急欲保护我们。

从母亲不停地恳求我“做个正常、普通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深刻地察觉这种谨慎。此种恳求带有大量的传统道德观——谦卑的重要，接受你仅有的少许东西并好好利用，实行对整个文化具有影响的苏菲苦行主义——但这种观点并未帮助她理解为何有人忽然不去上学。我不该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把道德与知识的执着看得太认真，此种热爱最好用来培养诚实、美德、勤奋，跟普通人一样：这是她的观点。艺术、绘画、创造力——我母亲似乎在说，只有欧洲人有权认真看待这些东西，而不是居住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伊斯坦布尔，在文化陷入贫困，丧失了势力、意志与欲望的我们。只要我永远记得“好东西不会出自这种地方”，就不会后悔。

有时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显得重要，母亲便告诉我，她把我取名为“奥尔罕”，是因为在所有的奥斯曼苏丹当中，她最喜爱奥尔罕苏丹。奥尔罕苏丹不曾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而是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因此史书谈起这位奥斯曼第二任苏丹时总是恭敬而节制。尽管跟我提起这点时面带微笑，但母亲明确地要我了解她为何认为这些美德很重要。

在母亲等候父亲回家、我从房间出来与她争辩的夜晚，我知道我要反抗伊斯坦布尔提供的破落、卑微、忧伤的生活，以及使母亲感到安心的普通生活。有时我自问：“为什么我要再一次跟她争辩？”未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感觉到某种我无法了解的内心骚动。

“你从前也逃课的，”母亲说道，把牌翻得越来越快，“你会说：‘我生病了，我肚子疼，我发烧了。’我们住奇哈格的时候，这成了你的习惯。有天早上，你说：‘我生病了，不去上学。’我冲着你喊，记不记得？我说：‘管你生病没生病，现在就去上学。不准你待在家里。’”

说到这里——她经常跟我提起这件往事——她停了下来，或许知道会让我火冒三丈，她笑了笑，随后停顿之际，她抽了口烟，而后不看我一眼，却始终语调轻快地又说：“那个早上之后，我没再听你说过：‘我生病了，不去上学。’”

“那我现在说吧！”我贸然说道，“我永远不再踏入建筑系馆一步。”

“那你想做什么？跟我一样坐在家里？”

我慢慢兴起一股冲动，想将这场争辩推向极限，而后摔上门，独自一人去贝尤鲁后街走很长一段路，半醉半疯，烟不离手，憎恨全世界。我在那些年走的路有时持续数个钟头，有时候长时间漫游——凝视商店橱窗、餐厅、半明半暗的咖啡馆、桥、电影院正门、广告、字母、脏乱、泥泞、掉落在人行道上黑色水坑的雨滴、霓虹灯、车灯、掀翻垃圾筒的流浪狗群——我便有另一股冲动，想回家将这些影像转换成文字，用语言表达这种幽暗的心灵，这种疲倦而神秘的不安。这股冲动就像从前快乐的绘画渴望一样按捺不下，但我不知如何处置它。

“是电梯吗？”母亲问道。

我们两人都停下来听，却听不见任何让人觉得是电梯的声音。我父亲并未在上楼途中。母亲再次专心于纸牌上，精力充沛地翻开它们，我惊异地望着她。她的举止动作小时候让我觉得舒缓镇静，尽管在她收回她的爱时，见她这般举止使我痛苦。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解读她。我感觉自己陷入困境，在无限的爱与愤怒之间左右为难。四个月前，母亲在梅西迪耶廓伊查出父亲会见情妇的地点。她从管家手中巧妙地取得钥匙，去了没有人的公寓，之后冷静地跟我描述现场：父亲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摆在这另一间卧室的枕头上，床头桌上放了一叠桥牌书，就像他在家里的床头放得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没告诉任何人她看见的一切。几个月后，某天夜晚在她玩单人纸牌、抽烟、眼角瞥着电视时，我从房间出来跟她说话，她才忽然说出这件事情。见我愁眉苦脸，她便长话短说。尽管如此，后来每次想到父亲天天去另一栋房子，我便不由得毛骨悚然；仿佛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办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孪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栋房子不是为了会他的情人，而是为了跟这个家伙在一起。这幻想只是更提醒我，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少了什么东西。

“你最后还是得想办法念完大学，”母亲一面发给自己另一手牌，一面说，“画画没办法谋生，你得找一份工作。毕竟我们不像从前那样有钱。”

“这不是真的。”我说道。我老早算好，即使游手好闲，父母仍养得起我。

“你想告诉我，你可以靠画画谋生？”

从母亲把烟头狠狠掐灭在烟灰缸里的样子，从她半嘲弄半迁就的语气，从她即使谈论这么重要的事却能继续玩牌的样子，我察觉我们正朝何处走去。

“这可不是巴黎，你知道吧，这是伊斯坦布尔，”母亲说道，语气听起来几乎是开心的，“就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画家，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你将一生孤独。没有人能理解你为何放弃大好前途去画画。如果我们是一个尊重艺术和绘画的富裕社会，有何不可？但即使在欧洲，梵高和高更都发了疯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她当然听过父亲谈论他在1950年代非常喜爱的存在主义文学，有一本今已书页泛黄、封面破烂的百科全书辞典，我母亲经常参考它查证事实——此一习惯现在为我提供了冷嘲热讽的材料：

“所以你的小辞典是不是说每个艺术家都是疯子？”

“我不晓得，儿子。一个人如果很有天分，很努力，而且很幸运，或许可能在欧洲成名。但是在土耳其只会发疯。请别生气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将来你才不会遗憾。”

但我现在觉得遗憾，想到她可以一面玩纸牌算命，一面说这些伤人的话就愈发遗憾。

“究竟什么东西会让我遗憾？”我问道，或许希望她会说出伤我更深的话。

“我不希望任何人以为你有心理障碍，”母亲说，“所以我不会告诉我的朋友们你不去学校上课。他们那些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决定离开大学成为画家。他们会以为你发了疯，会在你背后闲言闲语。”

“随你告诉他们什么，”我说，“为了不和他们一样愚蠢，我情愿放弃一切。”

“你不会这么做，”我母亲说，“最后你会跟小时候一样，拿起书包上学去。”

“我不想当建筑师，我很肯定。”

“再念两年吧，儿子，拿了大学文凭后再决定要当建筑师还是画家。”

“不。”

“要不要听听努席涵对你放弃念建筑怎么说？”母亲说道。我知道她试图拿某个不重要的朋友表示的意见伤害我。“我跟你父亲之间时常争吵，他跟其他女人鬼混，所以才让你苦恼不安——这是努席涵的想法。”

“我不在乎你那些愚蠢的社交界朋友怎么看我！”我吼道。即使知道她试图激怒我，我却仍走入她的圈套，让自己从演戏堕入真正的狂怒。

“你很骄傲，儿子，”母亲说，“但我喜欢你这点。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艺术这把戏，而是傲气。欧洲有很多人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骄傲可敬。在欧洲，他们不把艺术家看做商人或扒手，他们把艺术家当做特殊的人对待。但你真的以为在这个国家你可以当个艺术家，却仍保有你的傲气？让不懂艺术的人接受你，让这些人买你的画，你就得讨好政府，讨好有钱人，最糟的是，你还得讨好半文盲的新闻工作者。你认为你顶得住这些吗？”

我的愤怒赋予我某种令人目眩的活力，将自己推了出去。我奇异地向往离开屋子，奔向街头，这种向往如此巨大，以至于连我都感到惊异。但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倘若再多待一会儿，持续这场语言战争，尽我所能摧毁一切，使尽全力反抗，给予痛苦并接受痛苦，那么，在我们都口出恶言之后，我仍能夺门而出，奔向黑夜里的后街。我的腿将带着我来往于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经过灯光微弱或毫无灯光的街灯，前往忧伤的卵石窄巷，对自己属于这个悲哀、肮脏、贫穷的地区感到某种反常的快乐。不断地走，恕不可遏，想法与影像如剧中人物般列队而过，梦想自己未来成就的大事。

“看看福楼拜，他一辈子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仔细查看新发的牌，继续以半慈悲半高傲的口吻说道，“但我不要你一辈子跟我在同一间屋子里闲晃。那是法国，他们说某人是伟大的画家，连水都会停止流动。但在这里，辍学待在母亲身边一辈子的画家，最后不是变成酒鬼就是住进疯人院。”而后又转过口气说，“有一份上作，相信我，你会从画画中得到更多乐趣。”

穿越夜间的穷街僻巷，惟有我的梦伴我同行，在这些痛苦、愤怒、难过的时刻，我为何能从中找到乐趣？我为何舍弃观光客热爱的阳光下的伊斯坦布尔美景，而偏爱昏暗的后街，傍晚和寒冷的冬夜、幽魂般在苍白街灯下走过的人、卵石路风光与寂寥的景致？

“如果不想成为建筑师或找其他谋生方式，你将成为那些神经兮兮的土耳其穷画家之一，只能看有钱有势者的脸色过活，别无选择。你懂吗？你当然懂。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光靠画画过日子。你会绝望无助，人们会瞧不起你，你的内心将饱受种种情结、焦虑、愤恨的煎熬，直到死去。难道像你这样聪明可爱、生气勃勃的人想这么做？”

我走到贝西克塔石，沿着朵尔马巴赫切宫的墙垣一直走到体育场，一直走到小巴停靠站。我喜欢夜晚沿着这些高而厚、长有青苔的旧宫墙漫步。我感觉脑袋里的怒气正一分一秒变得更加剧烈，直到走到朵尔玛巴切宫。而后我走上一条巷子，十二分钟后来到塔克西姆。

“小时候，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你也总是笑颜逐开，非常乐观——喔，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每个人看见你都不得不笑。不仅因为你可爱，还因为你不知悲伤是何物，因为你不曾觉得无聊，因为即使在最坏的时刻，你也会发明游戏，愉快地玩好几个小时，因为你总是那么快活。让这样一个人成为老是向有钱人磕头跪拜的悲惨画家，即使我不是你母亲，也无法忍受。因此对于我即将说的话，希望你别生气，仔细听我说吧。”

在前往塔克西姆途中，我稍停片刻，观看加拉塔半明半暗的灯光夜景，而后前往贝尤鲁，在独立大街起始处的书摊浏览几分钟的书。之后，在电视声淹没嘈杂人群声的啤酒馆喝啤酒和伏特加，抽根烟，像每个人一样（我环顾四周有没有哪个名诗人、作家或艺术家刚好坐在邻座），如果觉得太受到身边那些留胡须的男人注意——因为我环顾四周，单独一人，而且一副孩子长相——我便再次出去融入夜色。沿着大街走一会儿后，我向贝尤鲁的后街走去，经过苏库尔库玛、加拉塔、奇哈格的时候，停下来凝望街灯的光晕，以及附近电视荧幕投射在潮湿人行道上忽明忽暗的灯光，我窥探旧货店、杂货商陈列在橱窗中的电冰箱、仍摆着我儿时记忆中的假人模特儿的药局，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很快乐。听母亲说话而引发的怒火，在贝尤鲁后街——或于斯屈达尔，或法蒂赫后街——漫游一个小时后离我远去，无论我去哪里，越来越冷的同时，熊熊燃烧的美好前程却温暖了我。这时，啤酒和劳累使我头晕目眩，哀戚的街道像在老电影中闪烁不定，此刻我想静止不动，躲藏起来——就像从前我把一颗珍贵的种子或最爱的弹珠藏在嘴里，一藏就是好几个小时——同时又想离开空荡的街头，回家坐在桌前，拿起纸笔或写或画。

“墙上那幅画——奈儿敏和阿里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他们结婚时，我们去拜访同一位著名画家，看能不能买他一幅画回赠他们。儿子，假如你看到土耳其最有名的画家看见终于有人过来买他的画时那股激动劲儿，或是他为了隐藏心中喜悦而摆出的可笑架子，或是当我们拿着他的画离开时，他一再鞠躬的样子，或他跟我们道别时的假殷勤，你就不会希望这国家有人当画家或艺术家。因此我不告诉任何人你要放弃学业当画家。那些被你斥为愚蠢的人，有一天你得把画卖给他们。当他们发现你放弃学业，自毁一生的前程，他们会买你一两张画，只是为了做善事，只是为了让我和你父亲难为情，或者他们会可怜你，想给你一点钱，但他们肯定不会把女儿嫁给你。你画的那位可爱的姑娘，你想她父亲为什么把她送去瑞士？在我们这种贫困的国家，身边这么多虚弱、落魄、半文盲的人，若想过你该有的生活，不想一败涂地，若想昂首阔步，你就得有钱。因此别放弃建筑吧，儿子。否则你将痛苦至极。你看柯布西耶，他想当画家，却念了建筑。”贝尤鲁的街道，黑暗的街角，逃跑的渴望，我的内疚——这一切在我脑袋中有如霓虹灯闪烁不定。现在我知道，母亲和我今晚不会吵架，再过一会儿，我将开门，奔向令人安慰的街道。漫步半个夜晚后，我将回家坐在桌前，以文字捕捉街头气氛。

“我不想当画家，”我说，“我要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