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居然敢算计自己的老师，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后手。他清楚，曾国藩一旦知道上海那边的洋火轮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肯定会怒不可遏，不放淮军离开。所以等这事发生的时候，李鸿章的后手就立即施展了出来。

李鸿章的后手，共分两步。

第一步，是他跪到老师面前，再三解释上海雇用洋火轮的事儿不是他的主意，而且他本人也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是，乘夷船越贼境，太不安全。

作为佐证，李鸿章举例说，如今湘军幕府之中，对于淮军赴沪之事，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如此危险的方案，建议老师再寻找一个更妥善的法子。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曾国藩也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太小心眼儿。好歹自己也是圣人啊，不能流露出过多的私欲，让人耻笑。于是他消了气，坐下来，和李鸿章商议出一个新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仍然走陆路，让李鸿章率淮军，循北岸逶迤前进。途中尽量避免与太平军相遭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一路溜到上海去。

这个方案听起来极尽离奇，但用兵之妙，走的尽是让对手意料不到的怪招。更何况，此前曾国藩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其人原本是个书生，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时候，打算以彭玉麟为帅，由是书生彭玉麟易装为乞丐，穿越了由太平军控制的漫长水道，顺利抵达湘军大营，从此由一名翩翩文士，转型为凶悍的湘军水师统领。

曾国藩想出这个法子，多半是他突然想起来李鸿章曾和彭玉麟动手打过架，所以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将当年彭玉麟的成功案例移植过来。心里所抱有的期望，是希望李鸿章也能够像彭玉麟那样，从此成为曾老师最好的助手。

但是曾国藩低估了他这个得意弟子。李鸿章之所以推出这么一个怪异方案，其目的是暂时给曾国藩一个心理缓冲，以便在他最后出手之时，能够让曾国藩接受现实。

对曾国藩的最后一击，来自素有烈士情结的沪上名士钱鼎铭。

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在另一位沪上名士潘馥的陪伴之下，自上海坐轮船重返安庆，带来了一个让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消息：沪上已经凑足了十八万两银子的巨款，和麦李洋行签了货运合同，七艘洋火轮不日即将抵达安庆，准备分三批，将六千五百名淮军接到上海。

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当时就急了，一口拒绝：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钱鼎铭眨着纯洁的大眼睛，很无辜地问曾国藩。

因为……这个方案太草率了，太不安全了。现在曾国藩能够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

这时候钱鼎铭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往曾国藩面前一跪，号啕大哭起来，哭曰：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

这是钱鼎铭二哭曾国藩。头一次，他是央求曾国藩派救兵往援上海，而这一次，他是哭求曾国藩答应他的运兵方案。

目前的史书，但凡提到钱鼎铭，都有这样一句话：钱鼎铭因为赴安庆求救兵，效春秋申包胥哭秦廷之举，终于打动曾公，让李鸿章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也因此成了李鸿章的恩人与心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钱鼎铭为李鸿章立功，不是在第一次哭谏上，而是在这一次。

第一次哭谏，只是促成了淮军的建立，并没有促成淮军赴沪的直接结果。而让李鸿章获得沪上腾飞机遇的，是钱鼎铭的这一次大哭。而且，两次大哭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哭，是为了打动曾公的慈悲之心。这一次大哭，却是要动摇曾国藩的声望，让曾国藩陷入尴尬的境地。

明摆着，人家巨款也花了，接人的船也来了，你曾国藩还不放人，那就是你曾国藩的不对了。

钱鼎铭之哭，就是人心所向，道义所在。气恼的曾国藩不搭理钱鼎铭，让他一个人哭去，自己回到卧室，捧起小说《红楼梦》，潜心阅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摧之恋。读到伤感之处，他写日记曰：原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

钱鼎铭这一哭，就占了天大的理，让曾夫子无计可施。第二天，他不得不找来李鸿章开会，反复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做。这节骨眼儿上钱鼎铭就在门外，跟个被一百个老公抛弃了的怨妇一样，呜呜咽咽哭个不停，哭得曾国藩心乱如麻，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李鸿章终于获得了机会，钱鼎铭因此成了头号大功臣。此后，李鸿章感恩图报，要把钱鼎铭那嫁不出去的暴脾气丑妹妹忽悠给洋务运动的先知郭嵩焘，彻底毁了老郭的幸福人生，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