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其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个月来，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此起彼伏，令人丧胆，威胁着德国人生活的结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６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９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１１月９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５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１１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