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１月８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１４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１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１０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２月１２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４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４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３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３月１１日和１４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我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１１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卍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高兴地看到，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３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６个月内将我赦免。”

４月１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１０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１７０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５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６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４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３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７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