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１９２８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３*？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１０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１８至２０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ＳＳ。听众约有１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１０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１０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１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