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当时的汇报材料现存入中央档案馆的《军事通讯》第二期，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特别是几位发言人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邓小平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邓小平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邓小平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邓小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说：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