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了瑞士。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后来是俄国革命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们的通信早已完全停止，由于流亡生活中的偶然行动，我碰巧和大学里的一个朋友去了洛桑，因此我想，如果女士还活着的话，不妨去看望一下她。

她还活着。更矮胖，头发很白，几乎完全聋了，她以猛烈爆发的深情欢迎我。现在代替那幅西庸城堡的画的，是一幅俗艳的三驾马车图。她热情地谈到她在俄国的生活，仿佛那是她自己失去了的祖国。确实，我在附近发现，有相当多这样年老的瑞士女家庭教师聚居于此。她们聚集在一起，在争相回忆中不断感到激动，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小小的孤岛。女士的知心朋友是现在干瘪得和木乃伊一样的戈莱小姐，我母亲原来的女家庭教师，八十五岁了，仍旧整洁和忧郁；在母亲结婚以后很久她仍一直在我们家里，只比女士早两年回到瑞士，当两个人都在我们家生活的时候，她们彼此连话都不说。人总是在自己的过去中更无拘束，这就部分地解释了那些可悲的女子对一个遥远的、而且坦率地说颇为不像话的国家在逝去后的爱，她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这个国家，而且在这个国家中也从来没有感到十分满意过。

由于女士耳朵听不见，不可能进行谈话，我和朋友决定第二天给她带来我们猜想她买不起的那装置。一开始她没有把那笨拙的东西调节好，但等到刚一调好，她立刻转向我，泪光闪烁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奇和快乐。她发誓说她能够听见我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声低语，她不可能听见，因为我心存疑虑，根本没有说话。如果我说了话，我会告诉她感谢我的朋友，是他花钱买的这个装置。那么她听见的是不是寂静，她过去曾谈到过的那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在过去的岁月中，她一直在对自己撒谎；现在，她在对我撒谎。

在动身去巴瑟尔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寒冷的、雾蒙蒙的黑夜里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地方，一盏微弱的孤灯冲淡了黑暗，将雾变成了可见的霏霏细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原是一句随口说出的评论，过去曾使女士流泪。在下方，一道宽阔的微波，几乎是波浪了，以及隐约发白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来到波浪拍岸的水边时，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只年老的天鹅，一只巨大、笨拙、像渡渡鸟的动物，在做着可笑的努力，想使自己能够跳上一条停泊着的船里。它做不到。它翅膀沉重、虚弱地扑打着，碰在摇摆着的、水花四溅的船上发出滑溜溜的声音，光线落到之处是黑黢黢的波浪黏稠的闪烁——一时间，这一切似乎都充满了那种奇特的意义，它在梦中有时候和一根手指联系在一起，它压在嘴唇上使之不要出声、然后又指着做梦的人在猛地惊醒之前没有时间看清楚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尽管我不久就忘记了那个凄凉的晚上，奇怪的是，在两年后当我得知女士已经去世的消息时，首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正是那个晚上，那个混合的形象：颤栗、天鹅和波浪。

她一生都在感受苦难；这种苦难是她天生的特性；只有它的起伏、它多变的深度给了她在运动着和生活着的印象。使我不安的是，只有苦难感而没有别的，是不足以造就一个永久的灵魂的。我的孤僻的大块头女士在人世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永恒就不可能了。我是否真正把她从虚构中抢救了出来？就在我听到的节奏开始衰退和消逝之前，我发现自己在琢磨，不知道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里，是不是一直完全忽略了她身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比她的几层下巴或者她的习性或甚至她的法语更为本真得多的她——也许是类似于在对她的最后一瞥中看到的什么东西，类似于她那为了使我离去时为自己的仁慈行为感到高兴而使用的洋溢着喜气的欺骗，或者类似于那只天鹅，它的痛苦远比一个弯身的舞蹈演员的苍白的手臂更为接近艺术的真实；总之，是只有在我具有安全感的童年时代最为挚爱的人和物已经灰飞烟灭、或者心脏中弹之后，我才能够领悟赏识的什么东西。

女士的故事还有个附录。当我最初写它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些人令人惊奇地存活了下来。例如，在一九六〇年，我在伦敦的表兄弟彼得·德·彼得森告诉我，他们的英国保姆，一九〇四年在阿巴集亚的时候我感到似乎就很老了，这时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的两个妹妹的女家庭教师布维尔小姐（后来是康拉德太太）在我父亲去世后，又活了几乎半个世纪。她于一八八九年来到他们家里，待了六年，是一系列女家庭教师中的最后一位。彼得的父亲伊万·德·彼得森在一八九五年画了一幅漂亮的小小的纪念画，表现了在巴托沃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上面有装饰着蔓叶花饰的我父亲的亲笔题词：A celle qui a toujours su se faire aimer et qui ne saura jamais se faire oublier。在上面签名的还有四个纳博科夫家的年轻男子和他们的姐妹中的三个，纳塔丽娅、伊丽莎白和娜杰日达，还有纳塔丽娅的丈夫、他们小小的儿子米蒂克、两个表姐妹，以及俄国男家庭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帝霍茨基。六十五年之后，在日内瓦，我妹妹叶莲娜发现了康拉德太太，现在已经生活在她的第十个十年里了。这位年事极高的老太太跳过了一代人，天真地把叶莲娜当成了我们的母亲，一个那时十八岁的姑娘，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常常和戈莱小姐一起乘车从维拉到巴托沃去，久远岁月的长长的光芒找到了这样多巧妙的方式照射到了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