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节三英尺长、褐如栎木的国际列车卧铺车厢的模型。它细致逼真，我的上发条的涂漆铁皮火车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可惜它是非卖品。人们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蓝色装饰，车厢中分隔间墙壁上的压印出浮雕图案的皮质衬垫，拋光护墙板，嵌在墙上的镜子，郁金香形状的阅读用台灯，以及其他恼人的细节。宽大的和较窄的窗户交错相间，单扇或双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几个分隔间里床都铺好了。

当时出色而充满了魅力的北欧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高雅的棕色变成了新贵蓝时，就再也不一样了）完全由这样的国际列车车厢组成，一周两班，把圣彼得堡和巴黎连接起来。我本应该说，直达巴黎，如果不是因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边境（维尔日波洛沃—伊德库恩）换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车的话。在那儿，俄国的宽敞懒散的六十英寸半轨距为欧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标准轨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桦木木柴。

在我意识的远端，我想我能够清理出至少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其最终的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在我现在特别提出的一九〇九年，我们一行有十一个人和一条达克斯小猎狗。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坐在和我们的男家庭教师合用的隔间里看书。在弟弟和我与他们之间隔着盥洗间。母亲和她的女仆娜塔莎占据了和我们毗邻的隔间。接下去是我两个妹妹，她们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拉文顿小姐，和一个俄国保姆。我们一行人中落了单的那个，父亲的贴身男仆奥西普（十年后，他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他占用了我们的自行车，而没有把它们交给国家）则和一个陌生人为伴。

从历史上和艺术上来讲，那一年是以《笨拙》周刊上的一幅政治漫画开始的：英格兰女神身子俯在意大利女神之上，墨西拿的一块砖头已经落在了后者的头上这也许是在任何地震启发下画出的最糟糕的一张画。那年四月，皮里到达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宾在巴黎演唱。六月，美国陆军部因有关新的更好的齐柏林飞艇的谣言而不安，告诉了记者建立海军航空队的计划。七月，布莱里奥完成了从加来到多佛的飞行（加上他迷失方向多飞的一小圈）。现在是八月底。俄罗斯西北部的冷杉林和沼泽在窗外掠过，在次日窗外所见则是德国的松树林和石楠丛。

母亲和我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做杜拉克的牌戏。虽然仍是大白天，我们的牌，一只玻璃杯，以及在不同平面上的一个箱子的锁映照在窗子上。穿过森林和田野，在突然进入的深谷里，在急速退后的村舍间，那两个脱离了肉体的赌徒不断从容地玩着，押下不断闪闪发光的赌注。这是一场漫长的、十分漫长的牌戏：在今天这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在我明亮的旅馆房间的镜子里，我看见在闪着光的那些同样的、完全同样的、现在已经七十五岁的旅行皮箱上的锁，那只有点厚、有点重的猪皮的nécessaire de voyage，在厚厚的银冠冕状饰物下面，精美复杂地交织着银质的“H.N.”，是一八九七年为母亲到佛罗伦萨的结婚旅行购置的。一九一七年它从圣彼得堡把少量的珠宝运送到克里米亚，然后又运送到伦敦。一九三〇年左右，它里面昂贵的水晶和银质容器落在了一个当铺老板的手里，空留下皮箱盖内侧巧妙设计的皮托子。但是，那一损失在后来伴随我旅行的三十年中——从布拉格到巴黎，从圣纳泽尔到纽约，以及四十六个州里的二百多家汽车旅馆的房间和租住屋里的镜子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我们的俄国世袭财产最坚强的幸存者结果是一只旅行包，这一事实既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Ne budet-li, tï ved'ustal〔难道你还没玩够吗，你不累吗〕？”母亲会问我，然后她就会慢慢地洗着牌，陷入沉思之中。车厢隔间的门开着，我能够看见过道的窗子，在那里，电线——六根细细的黑色电线——在奋力向上倾斜伸展，升向天空，不顾一根接一根的电线杆给予它们的闪电般的打击但是就在所有六根电线在可怜巴巴的高昂精神下得意地猛扑、即将升到窗顶的时候，特别凶狠的一击会把它们打落下来，落到最低程度，它们便不得不重新开始。

在这样的旅行中，当我们穿过某个德国的大城市，火车的速度减慢成庄严的缓行，几乎擦到店面和商店的招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一种双重的激动，这是终点站所不能给予的。我看到一个有着玩具似的有轨电车、椴树和砖墙的城市进入到了车厢里，和镜子拉扯在一起，把过道一侧的窗子填得满满的。火车和城市的这种不拘礼节的接触是令人激动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把自己放在某个行人的地位上，我想象这个人在看到下面的景象时会和我一样感动：一长列浪漫的赭色车厢，车厢之间有着像蝙蝠翅膀一样的黑色隔帘，车身上金属的刻字在低斜的阳光下闪着紫铜色的光，不慌不忙地顺利驶过跨越在一条普通的大道之上的铁桥，然后，所有的窗子突然闪闪发光，火车拐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那些视觉的混合是有不足之处的。从远处透过餐车宽大的窗子看到的景象是一瓶瓶纯净的矿泉水，折成主教冠形状的餐巾，和巧克力空壳样品（卡耶、科勒等牌子的包装纸里面包的仅仅是木头），起初会被看做是在一连串摇摇晃晃的蓝色走廊之外的一个从容的憩息所；但是随着一餐进行到它不可避免的最后一道时，一个端着满满一托盘东西的力图保持平衡的人会越来越令人害怕地退到我们的桌边，好让另一个端着满满一托盘东西的力图保持平衡的人通过，我总会发觉车厢、连同东倒西歪的侍者以及其他一切东西一起，被胡乱地包缠在景色之中，而景色本身则经历着一系列复杂的运动，日间的月亮顽固地紧跟人们的盘子，远处的草地像扇子般展开，近处的树木在无形的秋千上向着铁轨荡过来，一条平行的铁路突然与我们并轨，一道眨动着眼睛的草堤不断向上升呀，升呀，升呀，直到这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被迫吐出了他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

然而，是在夜里，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péens才真正不辜负它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从我在弟弟的铺位下面的卧铺上（他睡着了吗？他究竟是在那儿吗？），在我们昏暗的隔间里，我留意观看事物，事物的一些部分，影子，和谨慎地徒劳移动着的影子的一些部分。木制品发出轻柔的吱嘎声。在通向卫生间的门旁，挂物钉上隐约有件衣服，往上一点，双层壳的蓝色夜灯的流苏有节奏地摆动着。很难将那些犹豫着接近的影子、那掩盖着的偷偷摸摸和车外黑夜的高速飞驰联系起来，我知道它在飞驰而过，拖着道道火花，模糊难辨。

我会用仿效火车司机这样一个简单行为使自己入睡。我刚把一切安排妥当，一种昏昏欲睡的安乐感就涌入了我的血管——无忧无虑的旅客在自己的房间里享受着我给予他们的乘车旅行，吸着烟，交换着会心的微笑，点头，打盹；侍者、厨师和列车警卫（我不得不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在餐车里畅饮作乐；而我自己，戴着护目镜，浑身肮脏，从火车头的司机室里往外看着尽头处变得尖细的铁轨，看着黑暗的远处深红或翠绿的光点。接着，在睡梦中我会看见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一颗玻璃弹球在一架平台式大钢琴下面滚动，或是一个侧翻着的、轮子还在顽强转动的玩具火车头。

火车速度的变化有时会打断我的睡眠。灯光悄悄地缓慢移过，每一道光线在经过的时候都要审察同一道缝隙，然后，一片被照亮了的区域扫过阴影。不久，随着一声长长的威斯汀豪斯空气制动器特有的叹息声，列车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了下来（第二天发现原来是弟弟的眼镜）。我拽过一把被子挪到床脚，好小心地打开百叶窗的锁闩，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激动。百叶窗只能往上推一半，其实它是被上铺的边给挡住了。

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灰白的飞蛾围着一盏孤灯转。一张支离破碎的报纸在长凳上掀动着。可以听见在列车的某处有压低的说话声，某个人自在的咳嗽声。我面前的那部分车站月台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但我仍然恋恋不舍，直到它自动离开为止。

第二天早晨，湿漉漉的田野上沿水渠辐射种植着奇形怪状的柳树，或者，地平线上一道奶白色的薄雾横飘在远处的一排杨树间，它告诉人们列车正飞速穿过比利时。下午四点到达巴黎，即便只在巴黎逗留一夜，我总是能够有时间在第二天中午登上南方快车之前去买点什么——例如，一个小小的铜制Tour Eiffel，上面很粗糙地涂了一层银色的漆。我们乘这列开往马德里的快车，晚上十点左右在离西班牙边界几英里的比亚里茨的拉内格雷斯车站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