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冬天的到来，我们不管不顾的浪漫史迁移到了严酷的圣彼得堡。我们发现自己被可怕地剥夺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田园间的安全。名声糟到愿意接待我们的旅馆我们没有勇气去，而在停着的汽车里偷情的伟大时代仍很遥远。在乡间如此令人愉悦的秘密状态现在成了一个负担，然而我们俩都无法面对在她家或我家在有人陪伴下会面的念头。因此，我们被迫在城里到处转悠（她穿着灰色毛皮小大衣，我则是白色鞋罩、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丝绒衬里的口袋里装着指节铜套），这种对某种庇护处所的永恒寻求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绝望感，而它又预示了其他更久以后的更为孤独的游荡。

我们逃学：我忘记了塔玛拉采取的是什么做法；我的做法包括了说服两个司机中的一个让我在去学校路上的这个或那个街角下车（两个都是很讲交情的人，而且还真拒绝接受我给的金钱——方便的五卢布一枚的硬币，从银行出来时是沉甸甸的吊人胃口的十或二十枚一串的亮闪闪的硬币，今天，当我骄傲的流亡中的贫困已经成为了过去，便能够自由地沉溺在以审美情趣对此的回忆之中了）。我和我们极好的、特别易于收买的乌斯金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麻烦，他管接听我们家一层的电话，号码是24-43（dvadtsat'chetïre sorok tri）；他很快回答说我喉咙发炎了。顺便说说，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立刻从书桌旁给那个号码打一个长途电话会怎么样？没有人接？没有这样一个号码？没有这样一个国家？还是乌斯金的声音说“m o y o pochtenietse！”（“我的敬意”的奉承的贬称）？毕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岁的斯拉夫人和库尔德人。我父亲书房里的电话（号码是584-51）没有登在电话簿上，我的级主任打算弄明白我健康衰退的情况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结果，尽管有时候我一连三天不去上课。

我们在公园树木环绕的大道上覆盖着冰雪的白色树枝下漫步。我们在冰冷的长凳上紧紧偎依在一起——先拂去上面的一层整洁的积雪，再脱下我们外面结了一层雪壳的连指手套。我们在博物馆中出没。在工作日的上午，博物馆里面了无生气，人很少，非常暖和，与寒冷的薄雾和悬挂在东窗口上像一轮发红的月亮般的红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我们会找安静的偏僻的房间，没人看的临时性的神话集，蚀刻画，勋章，古文书学的展品，印刷术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可怜东西。我想我们的最佳发现是一个存放扫帚和梯子的小房间；但是在黑暗中突然开始滑落倒塌的一批空框子吸引了一个过分好奇的艺术爱好者，我们急忙逃走了。圣彼得堡的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了很好的偏僻角落，特别是在底层的某个大厅里，在装着金龟子科甲壳虫的陈列柜间，在卜塔的祭司长纳纳的石棺背后。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中，有两个收藏着令人反感的传统绘画风格的希施金（《松林中的空地》）和哈抆莫夫的（《青年吉卜赛人的头像》）作品的大厅（在东北角的第三十和三十一号厅），由于有一些放着图画的架子，提供了些许不受干扰的场所——直到一个口出恶言的土耳其战役的老兵威胁说要叫警察为止。就这样，我们逐渐从这些大博物馆到了比较小一些的博物馆，例如苏沃洛夫博物馆，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最为寂静的房间，里面满是旧盔甲和挂毯、扯破了的丝质的旗帜，还有几个穿着绿军装、头戴假发、脚蹬厚重的靴子的模型人为我们站岗放哨。但是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几次之后，总会有这个或那个满头白发、老眼昏花、穿着毛毡底靴子的管理员心生怀疑，我们就不得不换个地方偷情——到教育博物馆，宫廷马车博物馆，或一个很小的、甚至连导游手册上都没有开列的旧地图博物馆——然后再度进入寒冷，进入某条有着巨大的门和嘴里衔着圆环的绿狮子的小巷，进入在那些日子里我如此深爱的“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具有多布津斯基、亚历山大·贝努瓦风格的雪景之中。

在傍晚时分，我们坐进涅夫斯基大道上两家电影院（帕利西亚娜和皮卡迪里）中的一家的最后一排座位上。这门艺术在进步之中。海浪被染上了一层病态的蓝色，当它们滚滚而来，在一块黑色的、我记忆中的岩石上击碎成泡沫时（比亚里茨的处女岩——再一次看到我见多识广的童年时代的海滩，我觉得很有趣），有一台特别的机器模仿激浪的拍击声，产生一种水的刷刷声，却永远不能和画面同时停止，而总要在三四秒钟里伴随着下一个景象——比如一场繁忙的葬礼，或者衣衫褴褛的战俘和他们衣着整齐的俘获者。主片的名字往往引自某首流行诗歌或歌曲，可能相当冗长，比如“菊花不再在花园中开放”，或“她的心是他手中的玩具，也像玩具一样碎了”。女明星前额很低，有漂亮的眉毛和眼影涂得很重的眼睛。当时极受欢迎的男演员是莫祖辛。一位著名的导演在莫斯科乡下得到了一座有白色柱子的宅第（和我舅舅的宅子颇为相像），它出现在他导演的所有电影之中。莫祖辛会乘一辆时髦的雪橇来到门前，冷冰冰地注视着其中一扇窗子里的灯光，同时下巴上紧绷着的一小块著名的肌肉在抽动着。

当博物馆和电影院不能给我们以帮助而夜还不深的时候，我们只能去探索这座世界上最令人生畏和神秘莫测的茫茫城市。孤零零的街灯因我们睫毛上冰冷的潮气之故变形成了拥有放射出七彩颜色的脊柱的海怪。当我们穿过巨大的广场时，各种各样建筑的幻影突然悄然耸立在我们面前。当高大的、由整块拋光花岗岩构成的柱子（由奴隶拋光，月亮再抛光，在夜的光滑的真空中平稳地转动着）在我们头顶猛地升起，支撑着圣以撒大教堂神秘的圆顶时，我们吓得浑身冰凉，这一般不是由于高度而是由于深度引起的——一道深渊在脚下裂开。我们仿佛在这些石头和金属的充满危险的山岳边缘停了下来，手挽着手，怀着小人国人的敬畏，伸长了脖子看着挡在我们面前的新的巨大景象——一座宫殿的柱廊上的十根灰色有光泽的男像柱，或者在一座花园铁门旁的一个巨型斑岩花瓶，或者顶上有个黑色天使的大圆柱，与其说它装点了、不如说压抑着泛满了月光的宫殿广场，并且向上伸展了又伸展，徒劳地企图伸及普希金雕像的刻着《纪念碑》一诗的基座。

后来，在她少有的忧郁时刻，她声称我们的爱情没有能够经受住那个冬天的巨大压力；她说，出现了裂痕。在所有那些月份里，我一直在写诗给她，为了她，关于她，每周两三首；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我发表了由这些诗汇集成的一个集子——当她让我注意到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留意到的东西时，我感到无比震惊。就在那里，那同样不祥的缺陷，那陈腐空洞的口气，轻易地示意既然我们的爱情再也不可能重新捕捉到那最初时刻的神奇感受、那欧椴树在雨中的沙沙涌动、风雨交加的乡野间的同情，便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但是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诗歌是很幼稚的东西，没有什么优点，根本不应该拿来出售。这书（其中一册仍然，咳，存放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闭架书库”里）该当受到几个注意到它的评论者在无名杂志中对它的猛烈攻击。我的中学俄国文学教师弗拉基米尔·希皮乌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第一流的、虽然有点难懂的诗人（我认为他在才华上超过了他的比他有名得多的堂姐妹、女诗人和评论家齐娜伊达·希皮乌斯）带了一本到课堂里，对我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起班上大多数同学的狂笑。他的著名的堂姐妹在文学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请求基金会的主席、我的父亲告诉我，我永远、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作家。一位善意的、贫困而没有才华的、有理由感激我父亲的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热情得难以置信的文章，约有五百行文字，漫溢着过分的恭维；文章被我父亲及时截了下来，我记得他和我在读这份手稿的时候咬牙呻吟——我们家的人在面对低级趣味的东西或某人的失态时采取的习惯表示。整个事件永远地消除了我对文学声名的任何兴趣，并可能是我对评论的几乎病态的和并不总是有道理的冷漠的根源，这种冷漠在后来的岁月中剥夺了我身上的据说多数作家都经历过的那种感情。

一九一六年的春天是我认为非常典型的圣彼得堡的春天，我回忆起这样一些具体的形象，如塔玛拉戴着一顶我没有见过的白色帽子，在观看一场争夺得十分激烈的校际足球赛的观众之中，那个星期日，最为光彩夺目的好运气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防止对方得分；一只和我们的浪漫史完全同龄的黄绿蛱蝶，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的一条长椅背上，在太阳下晒着它碰伤了的黑色翅膀，翅膀的边缘因冬眠颜色变淡了；大教堂的钟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响在被风吹皱了的、涅瓦河放浪地摆脱了冰封的深蓝色水面上空；在柔荑花节那一周的期间，在骑兵卫队大道上遍撒着彩色纸屑的雪泥中的集市，和它吱嘎砰啪的喧闹声、它的木制玩具、高声叫卖土耳其软糖和叫做amerikanskie zhiteli（“美国居民”）的浮沉子——在装满了粉红或淡紫色酒精的玻璃管里上下浮动的玻璃小妖怪，就像真正的美国人（尽管这个外号的意思仅仅是“稀奇古怪”）当办公室的灯光在微带绿色的天空中熄灭以后，在透明的摩天楼的电梯里的那个样子。街道上的熙熙攘攘使人陶醉于对树林和原野的渴望之中。塔玛拉和我尤其渴切地想回到我们常去的老地方，但是整个四月份，她的母亲不断在究竟再次租用那座小别墅，还是省点钱留在城里之间动摇。最后，在某种条件之下（塔玛拉以汉斯·安徒生的小美人鱼的坚忍接受了），租下了小别墅，一个壮丽的夏季立即笼罩了我们，她就在那里，我快乐的塔玛拉，踮着脚尖，试图把一根总状花序的枝条往下拉，好摘下它皱巴巴的果子，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树木在她欢笑的眼球中旋转，由于她在太阳下所做的努力，在她举起的手臂下面，她的黄色天然柞蚕丝绸的连衣裙上出现了一片黑影。我们迷失在长满青苔的林中，沐浴于童话般幽深的小湾里，以花冠发誓永远相爱，她和所有的俄国小美人鱼一样，非常喜欢编织花冠。初秋的时候，她搬到城里去找工作（这就是她母亲的条件），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她，我全神贯注在自己认为一个高雅的littérateur应该寻求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经历上。我已经进入了一个过度多愁善感和追求感官享乐的时期，将延续大约十年之久。从我现在所在的高塔上来看，我看到自己同时是一百个不同的青年男子，全都在追逐着一个多变的姑娘，产生了一系列同时发生的或相互交叠的风流韵事，有的愉快，有的肮脏，从一夜风流到旷日持久的瓜葛和掩饰，所带来的艺术方面的效果也是十分贫乏的。不仅这种经历本身成问题，所有那些迷人的女子的影子在我现在重组自己的过去之时对我毫无用处，而且它造成了一个令人烦恼的散焦作用，无论我如何反复摆弄记忆之螺杆，都无法回忆起我和塔玛拉是怎么分手的。这种模糊不清可能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在那之前分别的次数太多了。在乡间那最后一个夏季，在夜的流动的黑暗中，在被遮蔽了的月亮和雾蒙蒙的小河之间的老木桥上，我们在每一次幽会后常常是长久的分别，我会吻着她温暖湿润的眼睑和被雨水浇得冰冷的脸，然后立刻回转到她身边再一次告别——然后是漫长的、摸黑的、摇摇晃晃的骑车上坡，我缓慢吃力地蹬车的脚努力想压下拒绝待在下面的力量无比强大并且富于弹性的黑暗。

不过，我确实是清晰得令人心碎地记得一九一七年夏天的某一个黄昏，经过一个冬天的难以理解的分离以后，我在一列郊区火车上偶然遇到了塔玛拉。在两站之间几分钟的时间里，在一节摇摆着发出刺耳的嘎嘎声的车厢的连接处的过道上，我们并排站着，我处于强烈的局促不安、感到极其后悔的状态下，她在吃一块巧克力糖，有条有理地咬下小小的硬块，谈论着她工作的单位。铁轨的一侧，在微带蓝色的沼泽的上空，泥炭燃烧时的黑烟和残留的已经失去了光芒的日落形成的一片巨大的琥珀色混合在一起。我想，已经发表的记录可以证明，甚至就在那时，亚历山大·勃洛克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我看见的那泥炭烟，以及那残留的天空。在我生活中后来有一个时期，我可能会发现，这和我看塔玛拉的最后一眼是有关联的：她在梯级上转过头来看看我，然后下车，走进了一个充满茉莉花香和蟋蟀欢叫声的小站的黄昏之中；但是今天，没有任何在异国所做的旁注能够减弱这份痛苦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