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一九年，一大群纳博科夫家族的人——事实上是三家人——取道克里米亚和希腊逃离俄国到达西欧。弟弟和我被安排到剑桥去学习，靠的是一笔更多是对政治灾难的补偿而不是对才智长处的承认而获得的奖学金。家庭其他的成员预计要在伦敦待一段时期。生活费用由那少量的珠宝来开销，这是娜塔莎，一位有远见的老女仆，在母亲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的一刻从梳妆台上扫进一个nécessaire里，在一小段时间里曾在克里米亚的一个花园里经历了被埋葬、或者也许是某种神秘的成熟过程的那些珠宝。我们离开北方的家园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段短暂的等待，在俄国南方的停留地的暂时谨慎的栖息；但是新政权的暴力不肯平息。在希腊的两个春天的月份里，我不怕对我毫不容忍的牧羊犬的始终如一的恼怒，徒劳地寻找着格鲁纳的橙色尖翅粉蝶，黑尔德里希的硫黄色粉蝶，克吕珀的白粉蝶：但是，我所在的地区是找不到这种蝴蝶的。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就我而言，早了二十一年），我们乘邱纳德公司的从希腊开往纽约的班轮潘诺尼亚号离开了希腊，但是我们在马赛下了船，不过，我在船上学会了跳狐步舞。法国在漆黑的黑夜中哐啷哐啷地疾驶而过。当多佛—伦敦的列车平静地停下时，灰白的英吉利海峡仍在我们体内波动摇摆。维多利亚火车站里肮脏的墙上重复出现的灰色梨树图形为童年时代英国女家庭教师在我身上用过的浴皂做广告。一周以后，我已经和我的第一个英国恋人，一个任性的、苗条婀娜的、比我大五岁的女孩在一场慈善舞会上脸贴着脸地跳起舞来了。

父亲来过伦敦——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一六年二月，那时，他和另外五个俄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一起，受到英国政府的邀请来查看英国在战争中所做的努力（他们暗示，俄国的舆论对此没有给以足够的赏识）。在路途中，受到我父亲和科尔涅·丘科夫斯基的挑战，要按Afrika押韵做诗，诗人和小说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毫无亲戚关系），尽管在晕船，还是提供了这可爱的对句：

Vizhu pal'mu i Kafrika.

Eto—Afrika.

（我看到一棵棕榈树和一个小矮黑人。

这——就是非洲。）

在英国，客人参观了海军。接着是壮观的、接连不断的晚宴和讲话。俄国人适时地占领埃尔祖鲁姆以及即将被采纳的英国征兵法案（“你是一起行军好，还是等到三月二号？”正如招贴画上的同音异义双关语所说）为发言人提供了毫不费力的话题。有过一次由爱德华·格雷爵士主持的官方的宴会，一次对乔治五世的有趣的访问，当时团里的直言不讳的家伙丘科夫斯基坚持问他是否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dze ooarks of OOald”。他的发音让国王摸不着头脑，而国王反正也从来不曾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就巧妙地反问他的客人觉得伦敦的雾怎么样（后来丘科夫斯基常常得意地引用这作为英国式伪善言辞的例子——因一个作家的品行而抵制他）。

最近一次到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去查阅，发现上述事件并没有在我父亲的作品Iz Voyuyushchey Anglii，彼得格勒，一九一六年（《战时英国报道》）中出现——实际上，也许除了描写和H·G·威尔斯打的一场羽毛球（还是英式墙手球？），以及关于到佛兰德的某些一线战壕巡视的一段有趣的叙述——那里的殷勤好客到了允许一枚德国的手榴弹在客人几英尺之内爆炸的程度——在那里面没有多少他惯有的幽默的例子。这份报告在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前，曾在一份俄国的报纸上连载。在里面，父亲以某种旧大陆式的天真提到了把他的天鹅牌钢笔送给了海军上将杰利科，他在就餐时借用来在一份菜单上签名，称赞了笔尖书写时的流畅和平滑。对钢笔的牌子的不幸揭示立即回响在伦敦的报纸上一家梅比及托德有限公司所做的广告中，里面引用了这一段话的译文，并且描绘了父亲在一场海战的混沌的天空下把公司的产品递交给大舰队的总司令。

但是现在没有宴会，没有演讲，甚至也没有和威尔斯一起打英式墙手球，简直没有办法使这个人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特别残酷和彻底的形式——它本身和沙漠中的沙粒一样古老——而根本不是那么多外国观察家认为的那种令人感兴趣的新型的革命实验。在榆树园花园租住的房子里过了昂贵的几个月之后，父母和三个小一点的孩子离开伦敦到了柏林（在那里，直到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去世，父亲一直和同为人民自由党党员的约瑟夫·黑森一起编辑一份俄国流亡者的报纸），而弟弟和我去了剑桥——他上的是基督学院，我上的是三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