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弟弟，谢尔盖和基里尔。基里尔（一九——至一九六四）是最小的，和俄国家庭里常见的那样，也是我的教子。在我们维拉宅的客厅里，在受洗仪式的某个阶段，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然后再把他交给他的教母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丹扎斯（父亲的表姐，普希金那场致命的决斗中的助手K·K·丹扎斯上校的侄孙女）。基里尔小的时候和我的两个妹妹一起待在那遥远的儿童室，在城里和乡间的住宅中，都和两个哥哥的套间明显地分开。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〇四年，在侨居欧洲的这二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在那以后则根本没有见过，直到我于一九六〇年再度去欧洲，此后是一段非常友好和快乐的短暂的相会时光。

基里尔在伦敦、柏林和布拉格上的小学和中学，在卢万上的大学。他和比利时姑娘吉尔贝特·巴尔班森结了婚，在布鲁塞尔经营着（不十分当真但却挺成功）一家旅行社，因心脏病发作，在慕尼黑去世。

他喜爱海滨胜地和油腻味浓的食物。他和我一样讨厌斗牛。他能说五种语言。他非常喜欢恶作剧。他生活中唯一的重大现实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诗歌。他自己的诗歌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达谢维奇的影响。他很少发表作品，总是不愿谈及他的创作，就像他不愿谈及自己裹在说笑的迷雾中的内心世界一样。

出于各种原因，我发现要谈论我的另外一个弟弟是极端困难的。对塞巴斯蒂安·奈特（一九四〇年）的曲折寻求，连同其凉亭和自我配合的结合，比起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一稿中我畏缩停步以及今天正在面对的任务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除了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简要地叙述过的那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冒险之外，他和我的童年很少交汇。在我最丰富最详尽的回忆中，他仅仅是背景里的一个影子。我备受溺爱；他则是备受溺爱的目击者。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剖腹产出生，比我晚十个半月，他比我成熟得早，外表也显得比我大。我们很少一起玩，我喜欢的东西他大都不感兴趣——玩具火车、玩具手枪、红印第安人、红纹丽蛱蝶。六七岁的时候，在女士的宽容下，他发展起了对拿破仑的强烈崇拜，拿着他的青铜小胸像上床。小的时候我喜欢吵嚷、爱冒险，有点横行霸道。他安静而无精打采，比我和导师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十岁时他开始对音乐感兴趣，此后他上了无数的音乐课，和父亲一起去音乐会，在楼上一架近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的钢琴上一连许多个小时弹歌剧的片断。我会悄悄走到他背后捅他的肋骨——一段痛苦的记忆。

我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他进了父亲以前念过的高中，穿正规的黑色校服，在十五岁时他添加了一点不合法的修饰：鼠灰色的鞋罩。大约那个时期，我在他书桌上发现并读了他的一页日记，出于愚蠢的惊讶我给家庭教师看了，他立即把它给父亲看了，这页日记意外地在回顾时澄清了他的某些古怪行为。

妻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拍下了我在旅馆房间里写小说的这张照片。这是东比利牛斯勒布卢的一家叫Établissement Thermal的旅馆。时间（从照片上的日历可以看到）是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在写的小说是《防守》，讲的是一个精神错乱的象棋手发明的防守方式。请注意桌布的十分贴切的图案。在墨水瓶和过满的烟灰缸之间可以看出有一包半空的高卢人（Gauloises）牌香烟。放着家人相片的相框靠放在达里的四卷本俄语词典前。我那结实的深褐色笔杆已经给啃得很厉害了（这是小栎木做的一件心爱的工具，我在欧洲从事文学劳作的二十年间一直使用着，可能会在存放在纽约州伊萨卡城迪安家中的大箱子里的一个匣子里被再度发现）。我写字的手部分挡住了一摞昆虫标本板。在阴沉的夜里，春蛾会从开着的窗子里飘进来，落在我左侧的灯光照亮的墙上。我们就这样完好地收集了几种稀有的蛾子，并立即将它们陈列起来（它们现在在一家美国博物馆里）。很少有一张无意之中照出来的相片如此精确而简明地反映了生活。

记得多年前在圣彼得堡，我曾感到一位有轨电车售票员的诗集非常有趣，特别是他的相片，穿着制服，结实的靴子，身旁地板上放着一双新橡胶套鞋，照相师的落地柜上放着他父亲的军功章，诗作者就立正站在这落地柜的近旁。聪明的售票员，有远见的照相师！

妻子拍的我们三岁的儿子德米特里（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生）和我一起站在我们在莱赫斯皮里兹的门通城寄宿的房子前的照片，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二十二年后我们又去拜访了那个地方。除了管理人员和廊子上的家具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变化。当然，总有追忆已逝岁月时自然而然的激动；不过，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从重访那些当年出于偶然去到的国家里流亡者常去的地方中获得什么特别兴奋的感觉。我记得，冬天蚊子十分可怕。我刚把房间里的灯灭了，蚊子就来了，那不祥的哀鸣声的不慌不忙的、悲哀的、谨慎的节奏和这恶魔般的昆虫实际上疯狂的旋转速度形成了如此奇怪的对比。你等待着黑暗中的碰触，从被子下面小心翼翼地伸出一条胳膊——使劲猛拍自己的耳朵，耳朵突然的轰鸣和越飞越远的蚊子的嗡嗡声汇合了起来。但是，第二天早晨，发现吃饱了的折磨自己的蚊子在某处的时候——在天花板的白色间一个深黑的小条纹——我是多么急切地伸手去拿捕捉蝴蝶的网子啊！

我俩都喜欢的唯一的运动是网球。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网球，特别是在英国，在肯辛顿的一个不规则的草地球场，或在剑桥的一个很好的黏土球场上打。他是个左撇子。他口吃得厉害，妨碍了对有争议的得分的讨论。尽管他发球不好，缺少真正的反手击球，要战胜他却并不容易，他是那种从不会两次发球失误，而且像一堵练球的墙一样总是把每一个球都回过来的球手。在剑桥，我们比在以前任何地方见面都要多，并且破例地有了几个共同的朋友。我们以共同的学科、同为优等生毕业，毕业后他搬到巴黎去了，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那里教英语和俄语，正如我在柏林所做的一样。

我们于一九三〇年代在巴黎重逢，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保持了亲切友好的关系。他常常到我和你以及我们的孩子在布瓦洛街租住的两间破旧的房间里来聊天，但是碰巧（他离开了一段时间）他在我们离开巴黎去美国以后才得知我们已经离去。我最凄凉的回忆是和巴黎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个地方我感到莫大的宽慰，但是他不得不向一个冷漠的看门人结结巴巴地表示他的惊诧，这使我感到难过。我对战争时期他的生活很不了解。有一段时间他受雇于柏林的一个机关做翻译。作为一个坦率而无畏的人，他在同事面前批评那个政权，他们控告了他。他被捕了，被指控是个“英国间谍”，送到汉堡的集中营，并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因营养不良死在了那里。他的人生是那些无望地要求得到迟来的什么东西的人生中的一个——同情，理解，不管是什么——仅仅承认这样一种需求是不能代替这些东西，也是无法加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