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得不很吉利。在十月份一个阴暗潮湿的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怀着满足某种不可思议的戏剧感的愿望，在第一次正式去见我学院的导师E·哈里森时，我穿戴上了新得到的深蓝色学位袍和黑色的四方帽子。我走上一段楼梯，敲响了一扇半开着的厚重的门。“进来，”远处的一个声音沉闷而生硬地说道。我穿过一间算是等候室的房间，走进了导师的书房。棕色的黄昏已经抢先而至。书房里光线很暗，只有一个大壁炉里的火光，壁炉旁一个朦胧的身影坐在一把更为朦胧的椅子里。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说：“我的名字是——”一脚踩翻了放在哈里森先生低矮的柳条扶手椅旁的小地毯上的茶具。他咕哝着从椅子上侧身弯腰把茶壶扶正，然后把打翻的又黑又湿的茶叶捧起放回到茶壶里。就这样，我一生中的大学阶段在难堪的气氛中开始，而且在我三年住校期间它还不断相当顽固地一再出现。

哈里森先生认为让两个“白俄”合住是个好主意，因此，起初我在三一巷和一位感到困惑的同胞合住一套公寓房间。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学院，我成了那些校外寄宿舍的唯一住宿者。比起我遥远的、此时已经不再存在的家，它们似乎脏得令人难以忍受。我清楚地记得壁炉台上的点缀物（一只玻璃烟灰缸，上面有三一学院的饰章，是过去某个住宿者留下的；一个海贝壳，我在里面找到了囚禁其中的自己的一个海滨夏季的嗡嗡回声），以及女房东的旧机械钢琴，一件可怜的发明，满是断裂了的、压挤了的、交缠起来的乐曲，你试听上一次就再也不会去听了。狭窄的三一巷是条肃穆而且相当凄凉的小街，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行人，但是有着始于十六世纪的悠久而可怖的历史，那时叫芬德西尔弗巷，虽然实际上由于当时它的街沟极端糟糕，人们通常用一个粗俗的名字称呼它。寒冷使我受了不少罪，但是有些人称剑桥宿舍里的极地温度使得脸盆架上水罐里的水结成坚冰，这话并不确实。事实上，只不过在表面上有薄薄的一层冰而已，很容易用牙刷把它敲成叮当作响的碎片，回想起来，这声音对我美国化了的耳朵甚至有着某种节日喜庆的感染力。除此之外，起床就没有任何乐趣了。我骨头里至今仍然感觉到早晨沿三一巷走到浴室时那刺骨的寒冷，你拖着步子，喷出一股股苍白的水汽，睡衣外面穿着一件薄薄的晨衣，胳膊下面夹一个塞得满满的盥洗用品防水袋。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使我贴身穿上使英国人秘密地保持温暖的“羊毛内衣”。穿大衣被认为是女人气。一般的剑桥本科生，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左派诗人，通常的穿着都有坚固结实和颜色暗淡的特点：鞋子是厚厚的橡胶底的，法兰绒裤子是深灰色的，叫做“jumper”的、穿在诺福克式外衣里面的对开襟针织厚运动衫是保守的棕色的。我想可能被称做同性恋的一帮人穿的是旧的浅口无带皮鞋，极浅的灰色法兰绒裤子，亮黄色的“jumper”和一套上好的套服的上装。那时，我年轻时对衣着的专注已经开始减弱了，但是，在俄国的正规风气之后，穿着浅口便鞋四处走动，可以免用吊袜带，衣领缝在衬衫上，似乎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在那些日子，这是大胆的创新。

我懒散地加入的这种微带化装舞会式的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微不足道了，如果按这样的格调写下去会是很乏味的。我在英国的大学生活的故事其实是我努力成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的故事。我感觉到，剑桥以及它所有著名的特征——古老珍贵的榆树，装饰着纹章的窗子，不停报时的钟塔上的时钟——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它们的存在只是我浓重的思乡之情的背景和证明。感情上我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一个刚刚失去了喜爱的女亲属的人，意识到——太晚了——由于被惯例所麻木的人的心灵上的懒惰，他既没有费心去尽可能对她做应有的了解，也没有向她完全表露自己当时还没有十分意识到而如今积压在心中的爱情的痕迹。当我双眼刺痛地坐在剑桥卧室的炉火旁沉思时，余烬、孤独和远处的钟声所具有的一切陈腐却有力的影响紧压着我，扭曲了我脸上的皱褶，正如一个飞行员的脸因其难以相信的飞行速度而变形了一样。我想到了在自己国家中错过的一切，想到如果我曾猜想到我的生活会这样剧烈地转变方向的话，我决不会不去留意和珍视的那些东西。

对于我在剑桥遇到的一些流亡同胞中的几个，我总的感情倾向是非常明显和熟悉的，如果写出来会很平淡，并且几乎会显得是不得体的。和白俄中更为保守的人在一起，我很快发现爱国主义和政治归结起来只剩下了充满咆哮的怨恨，矛头更多的是指向克兰斯基，完全是从物质的困苦和损失出发的。后来我和我的一些英国熟人之间发生了几次相当意想不到的争执，他们被认为是有知识的、思想缜密的、富于同情心的人，但是尽管他们高雅有礼，在谈论到俄国时就会陷入最令人吃惊的幼稚无聊的蠢话之中。在此我要特别举出一个我认识的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一个瘦长的巨人，他的手慢吞吞地不断鼓捣着烟斗，当你和他有分歧的时候，这让你非常恼火，而当你同意他的时候又使你感到愉快平静。我和他有过许多政治方面的争论，但是当我们转向我们俩都喜欢的诗人时，激烈争吵时的不快就肯定会烟消云散。今天，他在同辈中有一定的声誉，我很乐意承认这是个相当缺乏意义的短语，不过，我是在尽我所能地掩盖他的身份；让我用“内斯比特”这个名字称呼他吧，这是我给他起的绰号（或者现在确认给他起过绰号），不仅是因为据称他和马克西姆·高尔基早年的相片相像，高尔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平庸的地区性作家，他早期的一个故事（《我的同路人》——又一个恰当的说明）被某个叫R·内斯比特·贝恩的人翻译过，而且还因为“内斯比特”具有能为“易卜生”提供给予感官之乐的倒读联想的有利条件，而后者正是我将要立即召唤出来的一个名字。

正如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二十年代英美自由主义舆论对列宁主义的同情是受本国政治所左右的，这种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同时也是由于简单的消息上的错误。我的朋友对俄国的过去知之甚少，而仅有的一点了解还是通过被污染了的渠道得到的。当要求他对野蛮的恐怖行为——酷刑室、沾满血迹的墙壁——进行辩护的时候，内斯比特会在火炉围栏的球形把上敲出烟斗里的烟灰，把穿着大而厚重的鞋子、右腿叠在左腿上的两条腿换成左腿在上，嘟囔着说些“协约国的封锁”之类的话。他把各种类型的俄国流亡者，从农民社会主义者到白军将领统统归为“沙皇分子”——很像今天的苏维埃作家挥舞“法西斯分子”这个术语一样。他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和其他的外国理想主义者是生活在俄国的俄国人，他和他们就会被政府消灭的，就和兔子被白鼬及农夫消灭掉一样自然。他坚称，比起最黑暗的沙皇时代，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他严肃地称她是“更少舆论的多样性”的原因是“俄国没有任何自由言论的传统”，这种说法，我相信，他是从那些年代中能言善辩的英美列宁主义者所写的诸如《俄国的黎明》之类的东西里得来的。不过，也许最让我恼火的事情是内斯比特对列宁本人的态度。所有有知识的、有识别力的俄国人都知道，这位狡黠的政治家在美学问题方面的审美力及兴趣大约相当于一个福楼拜的épicier式的普通的俄国中产阶级（借柴可夫斯基低劣的歌剧剧本来欣赏普希金、听意大利歌剧时掉眼泪、被任何有故事性的绘画迷住的那种类型的人）；但是内斯比特和他那帮趣味高雅的朋友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最新艺术潮流的敏感的、具有诗人意识的庇护者和倡导者，当我试图解释说，先进的政治和先进的艺术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字面上的（被苏维埃宣传欣喜地加以利用），并且一个俄国人政治上愈是激进，在艺术上就愈是保守，他们就会傲慢地一笑。

我有一些这样的可供使用的事实真相，乐意拿出来说一说，但是，牢牢地固守在无知之中的内斯比特认为那只是想象出来的。俄国的历史（例如，我可能说）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两者不知为何都使内斯比特同样感到恼怒）：第一，作为警察的发展史（一个奇怪地客观和独立的力量，有时在一种真空中工作，有时十分无力，而有时在残酷迫害方面又超过了政府）；第二，作为一种非凡的文化的发展史。在沙皇统治下（我可能会继续说下去），尽管他们统治的特点是本质上的无能和残忍，但一个热爱自由的俄国人有着多得无法比拟的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冒的风险又是少得无法比拟的。从一八六〇年代改革以来，俄国拥有了（尽管并不总是得到遵守）任何西方民主都可以引为骄傲的法制，有能够克制暴君的有力的公众舆论，被广为阅读的形形色色的反映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期刊，而且更为突出的是，独立无畏的法官（“哦，得了……”内斯比特会打断说）。当革命者真的被捕并被流放到托木斯克或鄂木斯克（今为鲍姆斯克），比起集中营来，可说是一个宁静的假期。政治流放者轻松得可笑地从西伯利亚逃出来，托洛茨基著名的逃亡就是证明——圣列奥，“圣诞老人”托洛茨基——欢快地乘坐驯鹿拉的圣诞雪橇归来了：前进，火箭，前进，笨蛋，前进，屠夫和闪电！

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我的观点，在国外的俄国民主分子中并不少见的观点，遭到在原地的英国民主分子以痛苦的惊奇或礼貌的嗤笑的对待的话，另一群人，英国的极端保守分子则急切地站在我的一边，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出自毫不掩饰的反动的动机，这种可鄙的支持只能使我难堪。确实，使我自豪的是，即使在那时，我就已经看出了在今天十分明显的一些征兆。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某种同类的圈子，把来自所有国家的代表连接在一起，有在丛林空地上的兴高采烈的对外扩张者，法国警察，不宜提起的德国产品，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俄国老好人或波兰的大屠杀参与者，痩削的美国私刑分子，满嘴烂牙在酒吧或厕所里喷吐反少数族裔的故事的人，以及，在这个次人类圈子的另一点上，那些穿着约翰·赫尔德式的华丽的裤子和高肩外衣的冷酷的、面孔苍白迟钝的机器般的人，那些赫然耸现在我们所有的会议桌旁的椅子里的巨人，苏维埃政权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选择性繁育和适应之后，开始在一九四五年前后输出他们——我是否应该说它们？——在此期间，国外男人的流行款式有了变化的时间，因此，以取之不尽的布料来做象征就只能引起残酷的嘲笑（正如在战后英国发生过的那样，那时，一个著名的苏联职业足球队恰巧穿着便服招摇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