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圆。在螺旋的形式下，那个圆伸开、松展后就不再有恶性循环；它被解放了。这是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想出来的，我还发现，黑格尔的哲学三段论法（在旧俄国非常流行）表述的只是一切事物在和时间的关系上其本质上的螺旋性。旋转跟着旋转，每一个合题都是下一个系列的命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最简单的螺旋，可以从中区分出三个阶段，和三段论法相对应：我们可以把从中心开始盘旋结构的那小的曲线或弧称做“命题”；把在继续第一个弧的过程中形成的处在第一个弧相对位置的较大的弧称做“反题”；把沿着第一个弧的外沿继续着第二个弧的更大的弧称做“合题”。依此类推。

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我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生的。我在俄罗斯祖国度过的二十年（一八九九——一九一九）就是那命题弧。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二十一年的自愿流亡（一九一九——九四〇）提供了明显的反题。在我的移居国度过的时期（一九四〇——一九六〇）构成了合题——以及新的命题。目前我关心的是我的反题阶段，特别是于一九二二年从剑桥毕业后在欧洲大陆的生活。

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时，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万个其他俄国人，过着一种奇怪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困和思想的奢华之中，在小人物、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流亡者们，碰巧居住在他们多少有点梦幻似的城市里。这些原住民在我们心里和用玻璃纸剪出来的人形一样单调透明，我们虽然使用他们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们自己人中如此广泛存在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有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无视他们，就像一个傲慢或极端愚蠢的侵略者无视一群杂乱的、无法辨认的当地人一样；但是偶尔，其实还是相当经常地，那个我们通过它平静地展示我们的伤心事和我们的艺术的幽灵般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动乱，使我们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我们肉体上对这个或那个冷漠地给予我们政治避难的国家的绝对依赖，在必须获得或延长某个毫无价值的“签证”或极其恼人的“身份证”的时候，变得令人痛苦地明显，因为那时，一个劲头十足的官僚主义地狱就会力图包围住这个申请人，他会枯萎下去，而他的档案则在长着老鼠胡须的领事和警察的办公桌里变得越来越厚。有人说，证件，是俄国人的胎盘。国际联盟给失去了俄国公民身份的流亡者配备了所谓的“南森”护照，一个非常低等的、有令人不快的微绿色的证件。它的持有者比假释的罪犯好不了多少，每一次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都不得不经受最可怕的折磨，国家越小，他们越是小题大做。当局的内分泌腺的深处分泌出了这样的想法，即无论一个国家——比方说，苏维埃俄国——可能有多坏，任何从那里逃亡出来的人本质上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存在一个国家的管理之外；因此他受到了一种和某些宗教团体看待非婚生子时同样荒唐的非难对待。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成为杂种和幽灵的。一些俄国流亡者对他们如何侮辱或愚弄了各个部、Préfectures和Polizeipraesidiums里的高级官员们的珍贵回忆是甜蜜的。

在柏林和巴黎这两个流亡之都，俄国人形成了密集的聚居区，他们文化上的协同因素大大超过了他们坐落其中的、必然更为冲淡了的外国人社区中的文化平均值。他们在这些聚居区中不多与人交往。当然，我所想到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多数属于民主团体，而不是每当提起“白俄”时美国倶乐部女会员立刻就会想到的那些“你知道，他们是沙皇的顾问啦什么的”、华而不实的一类人。在那些社区里，生活是如此充实和紧张，以致这些俄国的“intelligentï”（这个字比在美国使用的“intellectuals”一词更具社会理想性而较少自以为趣味高雅的含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到他们自己的圈子之外去寻求联系。今天，在一个新的、挚爱的世界里，我就和不再禁止自己玩扑克牌接七那样，轻松地学会了感到无拘无束，我偶然向一些好交往的或见多识广的人提到这些过去的事情，他们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当我坚持说，我在欧洲度过的几乎五分之一个世纪的过程中，在我认识的少数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中（大多是女房东和文学人士），总共只有不超过两个好朋友的时候，他们便反过来指责我势利。

不知怎的，我在德国的与世隔绝的岁月里，从来没有碰到过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那些往昔的文雅的音乐家，在夏夜演奏他们的狂想曲直到夜深；也没有碰到过那些把猎物别在帽子顶上的快乐的老猎人，理性时代曾如此取笑过他们：拉布吕耶尔的为一条受寄生感染的毛毛虫掉眼泪的绅士，盖依的“严肃胜于睿智的哲学家们”，竟然“从蝴蝶中找到了科学”，还有，不那么具有侮辱性的是蒲柏的“好奇的德国人”，他们“如此珍视”那些“美丽的昆虫”；或者就是那些所谓的健全友好的老百姓，在上一次战争中来自中西部的思乡的士兵们对他们的喜爱大大超过了狡黠的法国农民和节奏轻快的《马德龙之二》相反，当我在记忆中清理自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极少量的非俄国人和非犹太人的朋友时，我发现的最为生动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很有教养，娴静，戴副眼镜，他喜爱的话题是死刑。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批相片，其中有一套买来的相片（“Ein bischen retouchiert”，他皱了皱长着雀斑的鼻子说），上面展示了执行例行的死刑时的一连串的过程；他非常内行地评论那把杀人的刀之壮观，以及刽子手和罹难者之间完美的合作精神，这合作精神的高潮是从拍摄得非常清楚的被砍掉了头的脖子里喷射出来的雾灰色的名副其实的鲜血的喷柱。这位年轻的收藏人相当富有，所以能够有钱旅行，而他也确实在所读的人文学的博士课程的间隔中旅行。但是他抱怨说老是运气不好，并补充说如果他不能很快看见真正的好东西，很可能会承受不了这份紧张。他出席了巴尔干的几次还算过得去的绞刑，以及巴黎阿拉戈大道上的一次广为宣传的、虽说相当乏味的机械式“guillotinade”（他喜欢使用他认为是口语体的法语）；但是不知怎的，他从来没有接近到能够仔细观察一切，而那极其昂贵的藏在雨衣袖子里的微型照相机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有效。虽然患着严重的感冒，他还是旅行到使用斧子进行暴力砍头的雷根斯堡；他对那个景象抱着巨大的希望，但使他深为失望的是，死刑犯显然已经被麻醉了，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仅仅在戴着面罩的刽子手和他笨手笨脚的助手扑向他时在地上无力地扑腾了几下。迪特里希（我这位熟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到美国去亲眼见证几次电刑（electrocutions）；他无知地从这个字得出了派生形容词“cute”，这是从他的一个去过美国的亲戚那里学来的。迪特里希渴望而担心地微皱起眉头，想要知道在施行电刑的时候，是否真的会从受刑者身体的自然洞孔里喷出阵阵令人兴奋的青烟。在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些关于他的零碎情况，我想要存档以备必要时使用），他悲哀多于愤怒地对我说，有一次他花了整整一个夜晚耐心地观看他的一个决定用枪自杀的好朋友，此人同意面对着他这位有此癖好的人，在光线良好的地方向自己口腔内的上颌开枪，但是因为缺乏抱负和荣誉感，他喝得烂醉如泥。虽然我很久以前就和迪特里希失去了联系，却仍能想象出当他新近（也许就在我写这件事的时刻）把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丰富的宝贝——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拍摄的绝对wunderbar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的拍着大腿、粗野地狂笑着的老战友们看的时候，他冷冰冰的蓝眼睛里那平静满足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