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中，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编制棋题上。在棋盘上精心设计一种阵式，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规定的几步之内把黑棋将死，一般是两三步。这是种美丽、复杂、呆板的艺术，它和普通象棋游戏的关系只相当于，比方说，一个球体的特性既被变戏法的人用来编排一个新的短节目，也被一个网球运动员用来赢得一场比赛。事实上，大多数下象棋的人，业余棋手和大师都一样，对这些高度专门化的、花哨的、漂亮的难题只不过稍感兴趣，尽管他们会欣赏一个难对付的问题，要他们编制一个棋题却会完全被难住。

伴随着想出这样一种象棋排局的过程的是一种半音乐、半诗歌，或者确切地说是诗歌数学式的灵感。常常在一天令人愉快的中午时间，在某件琐碎工作的外围、不经意地尾随在脑子里的一个一掠而过的念头之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个棋题的花蕾会在我脑海中怒放，有指望能给我以一夜的努力和幸福，我就会体会到一阵精神上的快乐的刺痛。它可能是一种将非同一般的战略手段和一种非同一般的防守方针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它可能是人的实际配置的一瞥，会最终以幽默和宽厚呈现出我以前未能表达的一个困难主题；或者它可能仅仅是我心灵的迷雾中由棋子代表的各种力量单位做出的姿态——一种快速的哑剧，暗示了新的和谐和新的冲突；无论是什么，它都属于特别令人兴奋的感觉级别，今天我对它的唯一抱怨是，在我最奔放最多产的岁月中，对雕塑的棋子或它们在我心中的副本的疯狂操纵，吞噬了我那么多的本可以用在激动人心的文字活动上的时间。

专家们划分出了棋题艺术的几个学派：把精确的结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模式结合在一起，并拒绝受任何传统规则限制的英美派；粗犷壮观的日耳曼派；严格遵守某些人为的条件，高度精致但其成果却枯燥且华而不实得令人不快的捷克风格；达到了这门艺术的光辉顶点的俄国古老的终局研究，和所谓“任务”型的机械的苏联棋题，它将主题费力地开发到最大限度，代替了艺术的策略。象棋的主题，可以这样解释，是布局、后撤、牵制、摆脱牵制等这样的一些手段；但是只有在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棋题才是令人满意的。达到了恶魔程度的骗术，以及几乎处于荒唐边缘的创新都是我观念中的策略；虽然在结构问题上，只要可能，我都力图遵循传统的规则，如节省力量、整体性、清除无用的部分等，我总是情愿为了极其出色的内容的急迫需要而牺牲形式上的纯洁，导致形式像一个装着狂怒的小恶魔的海绵包那样膨胀爆裂。

构想出一个布局的主要走法是一回事，而编制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对头脑的负担是十分可怕的；人的意识中完全没有了时间的因素：构筑棋局的手在盒子里摸索着一个卒子，捏在手里，而脑子仍在考虑是否需要一个迷阵或权宜之计，当拳头张开之时，也许整整一个小时已经过去，在谋划者白热化的大脑活动中烧成了灰烬。他面前的棋盘是一个磁场，一个压力和深渊的世界，一片繁星点点的苍穹。象如同探照灯一般在上面移动。这个或那个马是个施压的手段，经过调整和试验、再调整再试验，直到这个棋题被调试达到了具有必要的美和惊奇的水平为止。我曾多少次竭尽全力去束缚白后的可怕力量，以避免出现两种可能的结局！要明白，棋题里的比赛并不真正在于白方和黑方之间，而是在编制者和假想的解题者之间（正如在第一流的小说作品中，真正的冲突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和世人之间），因此，棋题价值大部分在于“尝试”的次数——具有欺骗性的开步，错误的迹象，似是而非的着棋步骤，全都是狡猾地、煞费苦心地准备好了的，以便把未来的解题者引入歧途。但是不管我对制作棋题这件事能够说些什么，似乎都没有足够地表达出其过程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本质，以及它和具有创造力的头脑的各种其他的、更为明显和富有成效的活动之间的关联点。这些活动从绘制危险海域的海图到创作出一本那种难以置信的小说，其中作者在一阵清醒的疯狂之际，怀着一个神明用最不可能的成分——岩石、碳和盲目的搏动——建造一个有生命的世界的那种热忱，为自己制定了某些他要遵守的独特规则、他要克服的噩梦般的障碍。至于构建棋题，它还伴有一种甘美的肉体的满足，尤其是当棋子在倒数第二次的演习中开始充分展现出了制作者的梦想之时。有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它回溯到你的童年，在床上计划游戏，而玩具的组成部分都容纳在你脑子的角角落落里）；有把一个棋子埋伏在另一个棋子后面，在一个不受注意的舒适温暖的方格里的好办法；还有在两个交叉着的手指将一枚棋子轻提又轻放的接触下轻捷地转动的一台润滑得很好的、擦得亮亮的机器的平稳运动。

我记得自己一连好几个月努力构思的一个特别的棋题。一个晚上，我终于设法表达出了那个特别的主题。它是为极端内行的解题人的享受而制作的。想法天真的人可能完全领会不到这个棋题的要点，没有经历过为老练的人准备的愉快的折磨就发现了它的相当简单的、“正题”式的答案。而后者在一开始时就会被一个建立在时髦而前卫的主题的基础上的迷惑人的行棋模式所欺骗（把白棋的王暴露在被将军的局面下），而这正是制作者最为煞费苦心“埋下”的伏笔（一个不起眼的小卒子只要默默地走一步就能击败它）。经过了这“反题”的地狱后，这时已经是超老练的解题，会领悟到那简单的关键一步（象走到c2），正如某个白费力气的追逐者可能从奥尔巴尼取道温哥华、欧亚大陆、亚速尔群岛到纽约一样。绕道而行的愉快经历（陌生的景物，铜锣，老虎，异国风俗，一对新婚夫妇绕黏土火盆中燃烧的圣火转三圈）会充分报答他受骗的痛苦，此后到达的那简单的关键一步，将会给予他具有强烈的艺术愉悦的合题。

我记得从专注的象棋思路的迷醉中慢慢浮出，而在那里，在一个巨大的奶白和深红色相间的英国皮质棋盘上，完美无瑕的棋阵终于像星座般平衡了。它行得通了。它生存下来了。我的斯汤顿棋子（父亲的英国化了的弟弟康斯坦丁送给我的，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是黄褐色或黑色木制的、巨大而漂亮的棋子，高达四又四分之一英寸，展现出他们光亮的轮廓，仿佛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唉，如果仔细察看，就能看出有的棋子已经磕碰出了瑕疵（那些年里，当它们在盒子里经历了我变换五六十个租住地的旅行之后）；但是国王的车的顶端和马的前额上仍然露出画在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红冠，让人想起一个快乐的印度人额上的圆形印记。

比起棋盘上的如冰封的湖泊般的时间，我表上显示的三点半只是一条小溪。季节是五月——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中旬。前一天，在好几个月的请求和咒骂之后，贿赂的催吐剂提供给了该给的办公室里那个该给的小人，终于结果是一份visa de sortie，而它是获得允许横渡大西洋的条件。突然之间，我感到随着我的棋题的完成，我生活中整整的一个时期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束。周围一片寂静；似乎被我如释重负的感觉激起了些许涟漪。在隔壁的房间里睡着你和我们的孩子。我桌子上的灯罩着圆锥形的蓝色纸罩（一个可笑的军事防备措施），使得在弥漫着烟草的盘旋缭绕的烟雾的空气中的灯光染上了一种月光的色彩。不透光的窗帘把我和灯火管制下的巴黎隔绝开来。一张从椅座上垂下的报纸的大标题提到了希特勒对低地国家的进攻。

在我面前的是那张在那个巴黎之夜我在上面画棋题排局的纸。白方：国王在a7（意思是第一纵格第七横格），王后在b6，车在f4和h5，象在e4和h8，马在d8和e6，卒在b7和g3；黑方：国王在e5，车在g7，象在h6，马在e2和g5，卒在c3、c6和d7。白方先走，两步就将了军。那引人犯错误的线索、那难以抗拒的“尝试”是：卒走到b8，成了马，紧跟着三次漂亮的将军以回击黑方的将军，但是黑方不将白方的军、而在棋盘的别处走一步小小的缓棋，就能够战胜整个高超的局面。在画着棋局的纸的一角，我注意到有某种打上去的印记，它也装饰着我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从法国带到美国去的其他各种纸张和书籍。这是一个圆形的印记，颜色是光谱的终极色彩——violet de Bureau，在它的中心有两个十二点活字大小的大写字母R.F.，意思当然是République Française。其他围绕着四周的更小型的字母写的是Contrôle des Informations。然而，只是在今天，在多年以后，那个检查允许通过的、隐藏在我象棋符号中的信息才有可能，而事实上也确实才得以透露出来。

作者妻子薇拉和五岁的儿子德米特里的南森护照像，一九四〇年四月摄于巴黎。我们欧洲阶段生活的最后一章将在几周以后的五月份如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