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里家世 七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是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杨绛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杨荫杭特地向杨绛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的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也只好作罢了。可是他却说“名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杨荫杭就是这样被别人认为“不通世故”。

说完自己的故事后,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寿,都是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杨绛说,他班上有个同学每门课都是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女孩子,在中学时功课不错,但考试很少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亲的嘲笑。

杨荫杭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教杨绛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学他的一套。杨绛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杨荫杭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错了,也高兴而笑。

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杨绛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词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就读的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是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们俩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坛佳话。

一九九八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