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时代 一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这年秋天,杨绛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其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所以住在一所小洋楼里,这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它的住宿条件在当时来看,是相当优越的,杨绛介绍说: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这间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房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因此,杨绛她们晚上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门被吹开。

当时的东吴大学除了注重知识灌输之外,还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一向文静的杨绛也参加体育活动,她刚进学校时,女生不多,在女子排球队里她得充当一员。课余练球有所长进后,杨绛参加了比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仍记得:“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她还说,“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别小看这“一分”,这是关键的一分,靠这一分,杨绛所在的球队赢了。所以杨绛忍不住要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杨绛有点像她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不偏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并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然后可以写小说。杨荫杭虽说任女儿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帮他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上课之余读了大量的书籍,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她差不多都看了。从此渐渐了解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她父亲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卷曲或破损的书角补好,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有时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有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来找她的“差”,杨绛半世纪后捉笔回忆: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根据章程,除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两倍于学费的钱,作为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她,用不了那么多。杨绛父母对她说,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她自己出于以下的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的负担;二是她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亲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她父母亲当然都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