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时代 二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所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校址设立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一九二五年,清华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八年夏,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云:“研究院按照大学所设学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

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部,其实与外文系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教授有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R.Winter)、吴可读(A.L.Pollard)、施美士(E.K.Smith)、毕莲(A.M.Bille)、翟孟生(R.D.Jameson)、谭唐(G.H.Danton)、谭唐夫人(A.P.Danton)等。主任由王文显兼任。学部的课由各教授开设,研究生选修研习。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者,其中不乏杰出的话剧人才,如洪深(留美预备部时的学生)、陈铨、石华父(即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以及杨绛等。这就不能不提及给予他们很大影响的王文显先生。

王文显是著名戏剧家,杨绛后来从事剧本创作,与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王文显(1886~1968年),号力山,江苏昆山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一九二一年暂兼代理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改兼副校长,十二月奉部令免兼职。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学生中如洪深、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张骏祥和本书的传主杨绛,都是在听了王文显的课之后,受其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陆续走上戏剧之路的。

王文显在教书的同时,还从事戏剧创作,他先后写过《委曲求全》、《皮货店》、《北京政变》等剧本。王文显的外语娴熟,特别是对西洋戏剧感悟独特,造诣颇深,听他的课无疑是一种享受,一位清华校友这样说过:“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杨绛除了听过王文显的课之外,还亲受吴宓等名家的教诲。吴宓在杨绛记忆的屏幕是这样的: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引者按:应为研究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

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吴宓先生(1894~1978年)是位老清华,陕西泾阳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一九二一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并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先后讲授《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译》、《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曾三度代理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到重庆,先后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欧洲文学史大纲》、《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他的“翻译术”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在这里奠定了杨绛从事文学翻译的基础。

清华大学研究院还鼓励研究生跨系选修课程。杨绛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授课老师是朱自清教授(1898~1948年),杨绛的文学创作是从朱自清的课上开始的。

朱自清不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造诣很深,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系列名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他慧眼独具,发掘了杨绛身上文学创作的潜质。

写于一九三三年的《收脚印》,是杨绛的处女作,这篇作品收录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杨绛散文》集中,杨绛在其《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杨绛的这篇《收脚印》,显示了她摆脱稚气后对生活、对社会的感触,笔墨淡雅,意蕴深厚。我们不妨打开《杨绛散文》一起欣赏: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站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一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么,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阴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整篇作品气息清馨自然,出自身心不凡的杨绛之手。年轻的杨绛是幸运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三四年秋,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推荐给《大公报》,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篇小说原题为《路路,不用愁!》,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萧乾给杨绛寄了样书和稿酬,不过这时杨绛已经随丈夫钱钟书到英国留学。这篇小说取材于杨绛熟悉的大学生活,写了女主人公璐璐与两个男子小王、汤宓的感情纠葛,虽然两人都离开了璐璐,杨绛还是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璐璐的留学申请成功了,“璐璐笑着,轻轻舒了一口气”。